东盟共同体成立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

2015年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成立标志着东盟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东盟共同体将会有效地整合东盟各国的力量,增强东盟国家的实力和内部凝聚力,使东盟具有更强的整体性和自主性。这必然会改变东盟传统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也会深刻影响整个区域国家的互动。同时东盟一直奉行的"东盟方式"在东盟共同体成立后将继续发挥作用,其非强制性原则在促进合作、缓解矛盾的同时也将限制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因而,中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东盟共同体成立后的发展和变化,并积极应对东盟未来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公共外交等方方面面的机遇与挑战。     

基于中国-东盟旅游教育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旅游人才培养探索实践

旅游与教育是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领域,2021年双边正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正在努力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以此为背景,文章研究了中国-东盟旅游教育共同体建设的内涵、逻辑与特色,认为其是一个基于“共同体”特质与本地区旅游教育新要求而逐步形成的国际化、专业化社会组织。借鉴共生理论和系统动力学,探讨了涵盖价值与愿景共识、主体共建协同、资源对接融通和效益共享激励的共同体协同机制,以及由推力系统、拉力系统、中介系统和保障系统四个子系统构成的驱动保障机制,各机制紧密连接,共同推动旅游教育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最后,基于桂林旅游学院携手广西民族大学面向东盟开展国际旅游人才培养的案例研究,实践检验和诠释了中国-东盟旅游教育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中国-东盟关系新论

以中国-东盟关系为主线之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秩序探索的一种典范建构。中国-东盟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规范的亲缘性和历史认同基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该区域典范建构的关键基础。但东南亚区域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载区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权仍有强势影响,民主全球化与西方经贸网络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优势。这些西方殖民遗产和影响机制主要服务于西方霸权利益及政治经济的具体利益,甚至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以及中国-东盟重建紧密互动关系的对抗性工具。就中国国家利益和东南亚区域整体利益而言,紧密的历史文化渊源、不断扩展的纵深经贸关系、不断推进的区域安全合作网络以及中国市场和中国“一带一路”的整体吸引力,正在推动东南亚区域的“东方式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赋予这一切发展趋势和未来愿景以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共同价值观根基,并引导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有别于西方霸权文化和经济宰制体系的和平发展新范式。对东盟体系及其内部的分层化和治理复杂性也需要强化国别区域范畴的精准化研究和知识储备,并在法律体系上增强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将中国-东盟关系作为...     

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与前景

在亚洲区域一体化中,东盟最早启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从特惠贸易安排到自由贸易区,再向经济共同体迈进,东盟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已逐步显现。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对区域内其他的一体化形式具有重要的影响。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东盟共同体的重要依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GM S)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些西方学者却认为GM S合作正在分裂东盟,是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大威胁。GM S合作的特点、东盟对GM S合作的支持、GM S合作在东盟共同体中的积极作用决定了GM S合作不仅不会分裂东盟,相反,其在缩小东盟新老成员国发展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东盟共同体的建设。     

建构中的东盟安全共同体:一种建构主义的视角

建构主义提出了安全共同体形成的“三个层级”假定,认为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要经历三个过程,即应对变化的环境过程、集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过程及和平变迁的可依赖预期的建构过程。通过对东盟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我们发现,从东盟成立到创建东盟安全机制,再到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提出和建构,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三个过程进行的。这表明当前正在建构中的东盟安全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其最终形成符合东盟的发展方向。     

乡村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学思考

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持续作用瓦解了传统乡村共同体,但这也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当前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设以乡村政治共同体、乡村经济共同体、乡村伦理共同体、乡村精神共同体为主的四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其基本目标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人民幸福;有效连接城市社会,实现城乡社会和谐互动、一体发展,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论环境安全合作对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推动作用

冷战结束后,东盟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出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安全和发展.因跨国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矛质与争端逐渐浮出,环境安全成为地区安全中一个日益重要和活跃的组成部分,环境安全的区城化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在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东盟国家针对区城内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展开了多年的环境安全合作,而环境安全合作的深远意义在于能在长远利益的实现中形成合作的凝聚力,促进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     

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逻辑

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为一组辩证互动的逻辑。实现高质量发展,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具体路径,它可以使边疆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真正体验得到平等性、同一性和共享性,从铸牢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共同体意识等维度来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它能使边疆各族人民凝聚共识、统一力量,通过政治建设稳定性的增强、经济建设协同性的提高、文化建设凝聚力的增加、社会建设有效性的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的提高等,为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