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学及其新发展: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是空间经济学的新发展,后天条件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新经济地理学在控制第一自然优势的前提下,认为经济活动的集中是一个内生的过程,而与外生的自然优势无关。新经济地理学在概念和理论上已经趋于成熟,尤其是在两区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冰山成本形式的设定上。新经济地理学大多数的基础理论都得到了更新,尽管许多新的模型我们通常会得到看似相同的结果。对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现实的复杂性必然带来理论研究的艰巨性,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需要转移到新的问题上,而不是止步不前。只有这样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的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才能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理论综述

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经济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人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理论综述

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经济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人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资本流动——来自地级市的证据

利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讨论了区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构建了静态与动态Panel Data模型,利用湖北省地级市数据检验包括新经济地理因素在内的各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与省份和国别数据研究成果不同,开放程度、技术外部性等因素在影响市级资本流动方面显得不够显著,但是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循环累积因果链等新经济地理因素依然对资本流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实证结果,本文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武陵山区经济发展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文章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分析了处于多核心区间的武陵山经济边缘区的发展。文章认为,从宏观经济区位上看,武陵山区是多个核心区的边缘区,东部分别是武汉城市群核心区和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西部分别是重庆主城区核心区和以贵阳为中心的黔中核心区,与核心区比较,武陵山区经济发展程度低,与核心区的经济距离较远,集聚力远小于分散力,经济活动的集聚作用弱,处于经济低洼地区。文章以武陵山区的恩施州为例,从要素禀赋、工业份额、运输成本等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武陵山的发展特征。文章最后就《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区位的形成和演进研究

文章首先回顾了传统产业区位理论,然后从理论、方法和路径上揭示新经济地理学的形成背景,进而重点分析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区住理论,并对其进行简要述评。认为新经济地理学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为基础,来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问题,其中,关于产业区位的形成和演进理论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该理论对于指导产业区位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互动机理探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共识.文章以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区)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对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然后通过相关理论分析,得出新经济地理因素、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三者之间内在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建立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并分别对全国省域和东中西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新经济地理因素也有利于高技术产业集聚;但分地区而言,东中西部存在一定的差异.     

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显示:(1)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均呈现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2)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信息基础设施的正向效应最为显著,而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呈现区域分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特征,而中部地区的正向作用尚不显著;(3)经济干预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本地市场效应均是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区域收入差距研究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连年增长,然而在经济总量日益增长的前提下不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却越来越显著,特别是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国民收入的区际分配的理论指导下,运用面板计量分析,考察了区域产业份额、贸易自由度、对制造业产品支出份额对我国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比较东、中、西三大地区在这些变量系数上的不同,探讨造成我国不同地区实际收入水平差距的因素.从而也验证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区际收入差距理论,即区域产业份额是影响区际收入水平的关键变量,同时贸易自由度、对制造业产品的支出份额也对区域实际收入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区域的非市场化程度、政府财政政策力量以及对外经济开放度也会影响区域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     

创新驱动下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解释

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探寻创新驱动下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微观基础。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估计、格兰杰因果关系、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方法研究创新驱动下企业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规模经济和知识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作为知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次之;(2)短期内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阶梯式上升的趋势;(3)长期内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企业规模和市场规模则由于拥挤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存在不利于经济增长。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几点启示

本文评述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有关内容,指出:集聚是经济系统的内生趋势,能带来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集聚的通道也是辐射的通道;核心区的增长不完全排斥边缘区的增长,后者有赖于前者的辐射,而辐射又依赖于区际通道.据此提出:集聚是京津冀都市圈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其减弱或停止的阶段还远未到来,未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巨大,其中通道的作用至关重要,可能扩大圈内的差距但也能促进圈内落后地区的增长;大力加强内部以及连接外部的通道建设,建立务实、高效的议事和协调机构,克服地方保护和各自为政,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等措施有助于推动京津冀都市图内外的共同增长并缩小地区差距.     

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协同与国际价值--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所作的国际价值还原考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于国际价值理论的发展缺乏新的建树,其原因是研究者们缺少深入的国际价值形态演化与“国际价值具体”的对应还原分析。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所做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世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通过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来实现,经济一体化所创造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协同性,对于国际价值形成和实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调整战略与政策,促进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最关键的是加快实现技术与制度形态的转型。     

市场潜力、环境污染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提升产业集聚是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研究在Krugman、Quaas等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加入环境污染变量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别阐述了市场潜力、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并利用中国244个地级以上城市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上述数理模型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短期内,市场潜力对产业集聚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长期内,地区的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度之间呈“正U型”关系,拐点为环境污染评价值0.225。当“市场潜力向心力”较大,“环境污染离心力”较小时,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对产业集聚有正向影响。环境污染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此外,非资源型城市产业集聚受市场潜力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度之间呈“正U型”关系明显,且在市场潜力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集聚水平增加。     

安全—发展关联视域下的边疆安全治理

我国边疆安全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安全政策与发展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建立在牺牲“发展”政策基础上的“安全”政策是“虚幻”的,同样建立在牺牲“安全”政策基础上的“发展”政策是“脆弱”的。为实现我国边疆安全治理,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合共生”和“多元互动”的边疆安全治理战略。     

欠发达地区开放政策取向研究:一体化还是差别化?——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间投入品模型,建立了研究欠发达地区开放政策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边缘区不同对外开放政策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欠发达地区与核心区实行一体化政策和单边保护政策对欠发达地区影响则截然不同,对欠发达地区来讲,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对自己更有利;(2)欠发达地区内部一体化水平提高扩大了本地区有效市场规模,有利于产业向该地区转移,能够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这说明,欠发达地区政府在制定开放政策时,不仅要实行差异化的开放政策,还应尽可能消除区域内市场分割等,以提高区域内部一体化水平。     

FDI区位选择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以安徽和江苏为例

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来看,贸易成本因素是造成FDI在江苏和安徽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贸易成本中的供给接近因素表明完善的省内外中间产品的供应链体系是吸引FDI的关键因素。市场接近和关税因素表明外资企业看重该地区市场一体化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现实。传统理论中的劳动力成本、外贸依存度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则反映出FDI在安徽集聚的动机主要还是追求生产成本型,技术溢出效果相对较弱。     

边疆安全、边疆开发与明代中朝交往的互动

边疆地带安全环境的建立及维护、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同明代中朝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两国边疆地带的安全及开发建设,为双方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安全及物质上的保障。而随着双方关系的日益融洽,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两国边疆地带的安全与开发程度。这一现象不仅仅局限于明代中朝两国之间,而且在古代东亚世界的邻国交往中具有普遍性意义。     

我国城乡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关系研究——一种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通过构建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对我国城乡结构的不和谐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乡结构不和谐的实质是城镇化滞后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又滞后于产业结构的非农化。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贸易成本的下降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我国城乡之间制度性障碍的存在(譬如户籍制度)造成城乡之间贸易成本的高企。这就要求在厘清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短期与长期关系的基础之上,以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为目的,以继续放宽城镇户籍准入条件为手段,不断降低城乡之间的贸易成本,切实破除城镇化的制度约束,以加快城镇化为抓手促进城乡结构的调整。     

企业异质、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理论解释与动态分析

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两个区域、三个部门和一种要素的空间模型。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单一中心经济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机理进行了理论的解释。结果显示,企业异质主要是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而作用于城市的产业结构,在此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扩散连锁效应,从而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