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茶叶在财政上的作用

本文论述了宋代的茶叶生产、茶叶政策、茶马贸易、财政状况以及茶利在财政上的作用。     

传统社会中藏区茶叶贸易研究

藏区茶贸易过程复杂，不仅展现了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也展现了茶叶的满足情况。贸易概况与茶商种类与经营方式是藏区茶叶贸易的主体内容。藏区内的茶叶贸易主要被寺院与贵族垄断。底层百姓把茶叶交换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满足生活需求为主。     

岷州茶马司建立原因探微

岷州茶马司的建立是明末官营茶马贸易改革的重要举措。明后期随着商茶的崛起和私茶的大量泛滥,本就存在着严重弊端的官营茶马贸易失去了其垄断地位;在这一时期蒙古诸部入青海又引起了包括岷州地区在内的西北藏区的动荡;此外,岷州地区是明代茶叶运输路线的主要节点,私茶泛滥情况严重。明政府在综合考量这些因素后增设岷州茶马司。     

北方茶都:清代张家口茶叶贸易的变迁

张家口作为“万里茶道”上重要的商贸节点市镇,不仅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是北方茶都。清代的张家口较之明代,其职能发生如下变化:一是由军事重镇逐渐转向以茶叶贸易为主的商业集镇;二是由最初国内各民族间的茶马互市场所转向连接亚欧茶叶市场枢纽性市镇。茶马互市的开通、张库大道的形成、榷关的设立,共同促成了张家口北方茶都的形成,张家口茶叶贸易的兴衰是“万里茶道”兴衰的缩影。     

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

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先从除旧的方面一改恩、杨茶法,继而又于同治十二年从布新的方面二改恩、杨茶法,最终于同治十三年以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如此不达目的决不罢手,主要源于左宗棠对湖茶贸易的了解和面对甘肃困敝不可收拾的局面,急欲招商办新课及稳定甘肃的政治需要。左宗棠五条茶法中对甘肃相沿很久的捐助、养廉、充公、官礼等陋规统归于厘税项下征收,是化私为公之举,严厉稽私并要求经过蒙地到新疆的山西茶商按甘肃茶课征收,是对西北茶贸的统一税收政策。除旧累、成功招商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左宗棠对茶商的税厘并征,不仅有"重赋抑末"痕迹,更有清王朝"办课为重"的历史局限性。当然,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     

茶马互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述论

茶马互市的兴起是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发展基础上族际交往的结果,族际关系的变化使茶马互市迅速发展。明朝"以茶驭番",将茶马互市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国家统一格局的巩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茶马互市逐渐转型。茶马互市带动了族际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族际交往交流的扩大;改善了交通,为族际交往交流创造了客观条件;促进了语言互通和民族混居,加深了族际互信与交融。茶马互市对当前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藏族茶文化：茶马贸易与藏族饮茶习俗

藏族茶文化出现于吐蕃时期，其发展历程依次经历了知茶、需茶和嗜茶三个阶段。藏族茶文化兴起的每个阶段几乎与茶马贸易不相分离；茶马贸易又以茶文化在藏区的传播为依托。一方面，官营茶马贸易的开展加速了藏区茶文化的传播，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饮茶习俗的形成；另一方面，官营茶马贸易的产生本身又与中原茶文化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相关联，当少数民族有了用茶的需求时，才能为大宗茶马贸易的开展提供可能性。     

异域饮茶心得

为庆祝英女王登基60周年钻禧纪念，英国著名茶商推出以印度阿萨姆茶和中国云南红茶配制的顶级茶叶。这款茶甚为exclusive．铁罐包装精美别致。纵然不曾出产任何茶叶，但英国人将茶喝出一种优雅习俗，从王室到平民百姓．无茶不欢。     

明代茶马贸易与边政探析

明代茶资源占有的不均衡性对茶马贸易双方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考察明政府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措施及茶马比价的变动等茶马贸易实务内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明政府在茶马贸易中以相当务实和负责的态度管理茶马贸易,并以此来控制西部诸少数民族,贯彻其怀柔羁縻的边疆政策.     

宋代茶马互市的法律规制

宋朝对茶马互市实施严格控制,各项制度日臻完善。为确保茶马互市顺利开展,宋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茶马贸易和管理的法律规制,主要内容以榷茶博马专卖法制为核心,还包括职官管理、市场开禁、茶马价格、入蕃茶禁以及私贩马罪罚条格等具体律令条规,这对保障西北、西南沿边的茶马贸易起了重要作用。     

论明代茶马互市的经营管理

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空前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经营管理制度。正如《明会典》记载的那样:“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察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对茶叶的产销、收贮、输送、交易、督察等各个环节,都设官置吏,统筹管理。 1.茶马互市的管理机构 明代先后设置了茶马司、茶马御史衙门,作为国家茶马大政的执行机关,负责市马官茶的收贮、给散和收纳茶马等事务。     

外销茶商的经营方式与特点

1995年第1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刊登了拙文《近代中国外销茶流通环节考察》。文章对茶农、洋庄茶号、茶贩（包括掮客）、茶行、茶栈、洋行的业务，利益的取得，负担等作了详细论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必要对茶商的经营方式和特点作一论述。外销茶商涉及范围似乎很广，流通领域内茶贩（包括掮客），茶行主、洋庄茶号、茶栈主、经营茶叶洋行都与茶叶运销有关。但据商人定义“贩卖商品从中取利的人”，①可知茶贩、洋庄茶号、洋行均是茶商。茶贩只是小商人，经营方式单一，影响不大，本文不着重究，洋行亦非本文研究范围，拟另作专文探讨，…     

试论明朝政府的“茶马互市”管理制度

“茶马互市”是指以内地茶斤交换藏区马匹的经济活动。唐、宋以来,以明朝政府对“茶马互市”的管理制度最为完备。本文从明朝政府对茶叶生产、茶叶运输、茶叶贮存、茶叶销售的有效管理,以及修复和拓宽茶马古道等方面,阐述明朝政府通过熟练地运用“茶马互市”的经济杠杆,以达到治理藏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     

明代四川茶马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

汉藏茶马贸易,肇始于唐,盛于宋明,尾绪于清.茶马互市相沿数百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在民族关系史上无过此者.它是藏汉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两族人民之间最主要的经济活动.藏谚云:“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茶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至关重要.《西藏志》载;“藏番蒙古不拘贵贱,饮食皆以茶为主”.《西藏图考》载:“番民多食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物,其性暴,而茶所急需,故不拘贵贱,饮食以茶为主”.《明史·食货志》中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明代的茶马贸易因袭唐宋旧制,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又有很大的变化和新的发展.本文所要论及的,就是明代四川茶马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     

汉藏边茶研究述评

学界涉及汉藏边茶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主要从茶叶边销与边政关系问题、官营茶马贸易的兴衰、历代茶政、边茶的走私、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藏族茶文化等层面进行探讨。以前的研究侧重于自上而下地强调边茶在汉藏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功能,很少深入地方社会内部考察多种力量对边茶交易市场的控制、族群之间的互动以及透过藏人对茶叶的消费历史去关注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文章从这些角度对边茶研究加以梳理,以期更系统、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上这一特殊的物在藏汉关系史上的意义。     

南宋时期宕昌茶马互市研究

宕昌是南宋最重要的茶马市场.政府在河池县(今徽县)设立了秦司,并制定了奖惩激励制度,对宕昌茶马互市进行有效管理.为了规范茶马贸易的秩序,稳定马匹价格,政府一方面严厉打击贩卖茶叶、茶籽和茶苗入蕃的奸商;另一方面严禁私贩马匹.宕昌马主要用来供应三衙和川陕驻军.押运纲马到都城的路途遥远,需要动用大量人力,花费浩大,而且马匹的死亡率高.为解决这些问题,南宋试行了水路运输,这是中国航运史上的创举.但在操作中遇到了种种困难,最后夭折.宋金曾多次争夺宕昌.1236年,蒙古军队占领了宕昌,宕昌茶马市场消亡.     

论明代的“以茶治边”政策

“以茶治边”的经济前提是茶叶生产的发展和税茶榷茶制度的实施。其理论基础则是依据“番人倚茶为命”而建立的所谓的“以茶驭番论”。并以此为前提制定了茶叶经济政策尤其是茶马互市政策 ,一方面垄断茶马市场 ;另一方面 ,又对西北游牧民族上层实行“以茶赏番”政策 ,从而加强对西北地区的联系与统治。这一政策对国家的统一、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制度的建构

茶马贸易自唐开始,始终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一项“国之要政”。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间互通有无的贸易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军事,国防诸方面。宋代神宗熙宁年间对官方控制的茶马贸易作了制度上的规定,包括榷茶制度、组织管理机构设置和职官制度、川茶搬运制度、比价原则、禁贩制度等,形成了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初步格局,确保了茶马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     

清末民初青海的皮毛业贸易

清末民初,西北各族与内地的皮毛贸易,已替代茶马互市成为一项最活跃的经济活动。皮毛贸易不仅加强了西北各族人民与内地人民之间的互相联系,外国商人也从中攫取了大量的廉价原料,马步芳家族在皮毛贸易中积聚资金,成为新崛起的军阀。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清朝建立以后,随着清廷在全国范围内统治秩序的确立,以及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民间贸易的繁荣,茶法、马政也开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康熙初年,裁撤了苑马监和茶事御史,放宽私茶贸易禁令,茶叶改由民间自由贸易。青海地区蒙、藏等族携带羊毛、皮张、土特产等,到东部汉、回等族聚居处,换取茶叶、布疋、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然此时尚无大规模的     

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清朝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推行了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四川边引、部票贸易等五种不同的茶叶边销模式。五种茶叶边销模式的茶源地、茶叶种类、经营主体和课税标准差异明显。茶叶边销是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清政府通过茶叶边销征收茶税，增加财政收入，为其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茶叶边销降低其治理边疆的成本。此外，茶叶边销还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商品交换，推动了边疆牧区土特产的商品化，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历史疆域的稳固意义重大。它促使清代边疆地区形成点、线结合的贸易网络，推动了清代边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从而塑造了清代边疆地区新的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奠定了后来中国边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