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初期成均馆研究综述

朝鲜成均馆的地位,等同于古代中国的国子监,其对朝鲜时期的文化教育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朝鲜王朝以儒学为统治思想。在儒学统治理念下,成均馆成为当时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成均馆研究是朝鲜（韩国）文化教育发展史研究领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由于诸多原因与限制,国内学者对此课题的研究并不充分。通过这一研究,可以对朝鲜王朝时期的高等教育乃至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成均馆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客观认识。     

韩国朝鲜王朝的庙学与书院

朝鲜王朝的庙学与书院仿效中国宋明制度,设立庙祠,奉祀先圣、先贤、先儒,使得成圣教育的理想得以具象化,进而也使教育园地神圣化,这是东亚教育圈的共性,不见于西方各国。但20世纪以来,我们受西方教育的影响,只注重学,而忽视庙祠,这种现象亟待矫正。     

朝鲜王朝前期对女真人的防御

朝鲜王朝前期对于女真人的防御总体上是成功的，所以在长达二百余年的历史时段内始终掌控着与女真诸部交往的主导权。朝鲜方面对于女真人的防御，不仅仅是单纯地在军事领域部署并实施战守方案，其实质上是一个关涉军事、政治、经济及外交等诸多层面的整体性工程，即诸措并举，互为补益，最终形成防御上的合力，而这恰恰是朝鲜在其北部边境取得突出防御成效的关键。至于朝鲜对女真人多次使用非必要的过度暴力，则给女真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以攻为守”的举动，单方面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实际上是朝鲜方面偶有防御失当的一种典型体现。     

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

朝鲜王朝前期,一些住居在咸吉道的女真部落,或是住居在朝鲜近境的女真人物,逐渐放弃了自身女真人的民族特征,被归化成"朝鲜人"或是"准朝鲜人"。他们作为"向化人"定居于朝鲜境内,享受着朝鲜王朝给予的安抚及优待政策,其酋长担任朝鲜官职,属民向朝鲜王朝承担赋役,并且与朝鲜人互通婚姻。因而在朝鲜君臣看来,他们已与本国人无甚差异。也恰是基于此种情形,朝鲜方面依照本国法律或专门针对向化人而制定的法规,建立起了对女真向化人的有效管治。朝鲜人与女真人两大族群毗邻而居数千年,双方交往密切,彼此互有同化,而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恰是其中的一类典型人群。     

朝鲜王朝风俗人物画的发展及影响

朝鲜王朝(1392—1910)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艺术活动也异常活跃。特别是晚期"实学"运动的兴起,推动了文学、绘画、音乐的发展。风俗人物画作为传统的绘画形式,客观而自然地描绘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人民的生活场面,为后人研究朝鲜王朝的服饰、民俗等人文景观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风俗人物画有其独特、写实的艺术特征和影响力。     

朝鲜王朝后期户籍所见“职役”论析

职役是传统王朝国家征兵调役的依据,与赋役制度有密切联系。朝鲜王朝赋役制度下,职役又称“国役”,包括官职、军役、乡役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役种。户籍大帐通过登记个人职役,设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职役体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对人丁的控制方法,不管是“良人”还是“贱民”,原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随着职役征调运作的体系化,朝鲜王朝的人丁管理逐渐出现中央集权化倾向。呈现在官修户籍大帐上的户籍数字反映了国家财政、劳役需求与地方社会内部秩序之间逐渐出现的平衡关系。     

朝鲜王朝后期北学派思想中的西学因素

朝鲜实学中的北学派产生于祸乱不断、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17世纪。彼时,西学东渐之风已通过赴京使臣这一媒介以汉译西学书籍、西洋器物等形式传入朝鲜王朝。在内外因素作用之下,北学派选择自主开放的态度,在“崇明排清”压力下力主学习“清欧文化”,试图以此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尽管北学思潮曾给朝鲜思想界以冲击,但并未动摇朝鲜传统的统治思想与根基,最终未能使朝鲜社会走上近代化道路。     

朝鲜王朝时期文人对苏轼诗歌的推崇与模仿

朝鲜王朝时期,以宋朝为治国之典范,尊重文人,注重文采,所以朝鲜国王为代表的朝廷君臣们都十分仰慕宋朝的文人,尤其推崇苏轼及其诗歌作品。朝廷大量引进和刊发有关苏轼及其诗歌作品的书籍,供朝廷内外的文人们学习和模仿。朝鲜王朝的文人们高度评价苏轼及其诗文,认为苏轼"气节凌宇宙""文章焕星斗""诗文具神境",但同时也指出其"专尚用事""多用佛语"的问题。他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模仿苏轼作品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的同时,在题材内容上也热衷学习苏轼的作品,从中吸取营养,创作出许多属于朝鲜民族的汉文诗。     

试论朝鲜王朝时期山台傩礼的变迁

朝鲜王朝前期,在各种庆典及迎接中国使臣的仪式上都要举行盛大的山台傩礼。但自“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则逐渐衰退下去,到后期,演变为民间的傩礼都监系统戏。《奉使图》中移动式“曳山台”的出现,为朝鲜山台傩礼变迁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对韩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女真千户到朝鲜王朝的开国功臣——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评介

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祖籍中国南宋,为南宋抗金将领岳飞之子岳霆后裔。其先祖为躲避灾祸而投奔金朝,融入女真族,后迁居朝鲜半岛东北部青海地面(今朝鲜咸镜南道青海郡)。高丽末期,李之兰率领所部女真族人归附高丽王朝,后跟随李成桂南征北战,抗击倭寇,平定内乱,安抚女真,稳定边疆,为朝鲜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为朝鲜民族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而李之兰之后裔,历经朝鲜王朝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逐渐接受朝鲜民族的文化习俗,最终融入朝鲜民族,成为朝鲜民族的一员。     

试论朝鲜王朝茶山丁若镛对王阳明“心学”之融合与发展

茶山丁若镛作为朝鲜王朝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术体系宗于孔孟,将自身之理论学说标榜为“洙泗学”,并构筑了体现其时代要求的经世哲学。从朝鲜王朝的社会现实出发,吸收了西学、考证学中的积极因素,对宋明理学思想作了最新诠释,从其“性嗜好说”“权衡”“知则必行,行则必知”等理论出发,亦可验证丁若镛的经学思想中含有诸多王阳明“心学”的思想内涵。可知,处于朝鲜王朝“异端”论打压下的王阳明“心学”对其末期实学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亦做出了积极贡献。     

朝鲜王朝古地图中的湖南与朝鲜人的湖南意象

朝鲜王朝古地图与文人诗歌体现了朝鲜人的湖南空间认知形态与他们心目中的湖南意象的特殊性。近代以前,湖南与朝鲜几乎没有直接交流,湖南却成为许多朝鲜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背景。朝鲜人并没有强烈的湖南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湖广”“楚”“荆州”等概念。湖南的山水博得了朝鲜人的赞赏,与其相比,一些人文环境的评价却相对不高。这些现象产生原因主要来自朝鲜特有的儒学价值观,及由此形成的朝鲜中华主义政治态度与景观评价标准。     

论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

朝鲜王朝仿效宋朝编修《时政记》,乃是一项重要的修史制度。朝鲜《时政记》的编修,并非像唐宋由宰相或枢密院副使执笔,而是由专职史官编修。为确保《时政记》依时完成,朝鲜建立了严格的监督与考察史官的制度,依据《时政记》的好坏,评定史官的考核等级;《时政记》乃是在《承政院日记》及各司文书基础上,重点记录现行的各项制度并加以评论,是编修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与史草一同被洗草。因为《时政记》乃记录当朝人物与政事,也成为朝鲜党争的重要因由,朝鲜历史上的"戊午史祸"与"乙巳史祸"皆不同程度与《时政记》相关。研究《时政记》,也可以透视朝鲜王朝政治斗争的某些特征。     

朝鲜王朝对清观解构分析简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朝鲜王朝对清观影响着朝鲜的对外政策、文化交流,更影响着清鲜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正统意识出发,朝鲜君臣展开讨论意欲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并有尊周思明的种种举动;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夷狄”建立起来的政权充满诋毁与诅咒;从复仇意识出发,朝鲜君臣期待机会策划北伐。     

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兼具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的性质.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     

无锡科举与科举家族

科举是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自隋至清,科举历1300年之久,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地方文化,就不能不考察科举状况。文章通过对无锡科举的简要介绍和初步分析,以期加深对无锡历史乃至江南区域文化的体认。     

朝鲜王朝初期货币改革的历史逻辑——以博弈论为中心的研究

朝鲜王朝初期,国家为普及货币交易、重塑市场经济秩序,开始推行从中央到地方的货币改革。通过对朝鲜王朝经济史料的爬梳,运用博弈论分析央地、官民之间在货币改革过程中的历史逻辑,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力度及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成为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政府层级的设置是中央命令能否有效传递的关键,对改革成败发挥重要的作用;央地关系与官民关系的调适需要吸取传统行政管理的经验教训;在博弈论视域下,前现代化的王朝式货币改革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值得深入探赜。     

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

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广义的科举文献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科举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自成体系、具国际性、命运多舛.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