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司法监督及其改进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作为一种新兴的风险规制手段应接受司法监督。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可诉性与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司法审查并不是同一概念。"权力错置""司法偏好""不确定性"等因素大大消解了司法机关对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监督能力。为了克服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司法监督的现实困境,必须引入预防性行政诉讼、提高行政法原则适用频率以及构造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侵权的"三阶审查模式"。     

消费风险警示适用的法律限度

作为新型政府规制手段,消费风险警示具有成本低、影响广、效果突出等优势,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广泛适用.消费风险警示并非多多益善,其适用也不是没有限制.要对消费风险警示适用范围和适用强度两方面进行限制.除了"禁止适用"消费风险警示的领域,其他情形下是否能发布消费风险警示,则需要具体考量相关因素:与公众利益是否密切相关、目的是否正当、对公众的危害(危急)程度、是否有更好的可替代性措施以及对特定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影响程度等.消费风险警示适用强度的限制,可以通过对消费风险警示行为的发布时间、发布内容、发布方式和空间范围等要素进行限制,必须坚持比例原则,对诸要素的限制要与行为人违法或危险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行政自制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不当使用会给相对人的利益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而警示行为应当受控.基于外部控制效果的有限性和内部规制的必要性原则,必须加强对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行政自制.行政组织以及人员结构的重构,内部行政规则的制定,内部行政监督以及责任设置的细致化、合理化是构建警示行为行政自制模式的基本路径.     

风险社会下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困境与完善对策

在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不仅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还影响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而我国目前,由于食品安全规制建设起步较晚,其在基础性法律规范制定、安全标准的科学性与体系化、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立高效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引入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制度,完善食品安全规制的法律体系,势必成为今后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思考

食品安全法律制度是以规范监管职责为内容,以惩治食品违法行为为手段,以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目标为目的的。然而我国近些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映射出我国现阶段规制食品行业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性,表现在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制度、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与食品召回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不仅要研究造成这些问题的背后成因,同时根据这些成因找出各自解决的办法,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这对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及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治理语义的"食品安全文明"——风险社会的视界

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管理须能突破片面强调政府监管的惯性思维,转而建构和凸显治理,在此语义下,实现法律手段与伦理手段的结合,从而跃变为"食品安全文明"的复合管理模式,其中,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营利部门各显所长但又密切合作,形成该模式展现治理的组合效应的两个维度:一是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完善法治,来建构食品安全制度文明;另一则是第三部门和营利部门张扬社会责任与公共理性,打造食品安全责任文明.     

公共健康视阈下我国食品信息标签规制之检视

食品信息标签是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载体,合理规制有助于保障食品安全、促进公共健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和相关国家标准的发布,我国食品信息标签法律制度已初步形成,但食品信息标签仍存在信息不完整、理解困难等问题,为食品安全风险埋下隐患,也变相导致了消费者的不合理饮食习惯。应当深刻检视当前我国食品信息标签规制现状,充分反思法律规范的健全程度和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以维护公共健康和消费者知情权为落脚点,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优化进路。     

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构建的系统化进路

食品安全风险是具有或然性的损害源,防控法律制度要着眼于食品"从农田餐桌"周期中的风险存续规律,以保障公众食品安全这一社会利益为本位。针对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立法中存在的防控制度构成部分缺失、制度因素间协同水平不高、风险信息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国际合作机制缺失等不足,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遵循系统性指导思想,通过确立法律监督权保障公众利益的中心法益地位,调整食品安全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高监管权行为的科学性、有效性,完善风险信息保障制度和风险责任追究制度,积极开展国际法律合作,利用国内国际两种法律资源提高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的系统性水平。     

“红头文件”的失范及其规制

"红头文件"的失范已成为中国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大障碍.加强"红头文件"的法律规制,必须构建有效的事先、事中和事后规制制度,即"红头文件"的立项审查制度、起草过程中的行政听证制度、颁行前的实质性审查制度、"红头文件"合法性争议的司法审查制度和行政审查制度.     

中美食品安全规制改革对比研究

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中的需求之一,"民以食为天"更加突出了食品问题在民生生活中不可忽视。伴随着近几年有关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食品安全成为民生热点。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食品安全规制改革的绩效做出评价,在分析中美食品安全规制改革现状的基础上,利用比较分析法对中美食品安全规制改革的体制和体系进行分析,并针对中国食品安全规制改革提出合理建议。     

论医疗人工智能“ 黑箱” 难题的应对策略和规制进路

人工智能(AI)在医疗领域具有重大应用价值,不过,"黑箱"属性是其走向广泛应用的最大阻碍.通过法律制度的合理设计可以有效应对医疗AI的"黑箱"难题.转变规制思路,重点运用临床试验、真实世界研究等其他方法管控医疗AI之风险.从对算法解释的规制转向对算法透明和可追溯的规制,从对算法本身的规制转向对算法之外的其他环节和要素的规制,并契合医疗AI"非锁定"之特性,可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规制体系.同时,平衡好监管安全和技术创新之关系,防止规制过度,应适度"温和"上市前的监管措施,在特定情形下豁免审批或加速审批,将监管重心适当后移,为医疗AI之发展创造合理空间.     

论美国公开权制度与中国民事权利体系的不可兼容性

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用并没有改变人格权的性质,只是将人格要素的财产性利益显露出来。从美国公开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分析出,公开权的创设是为了弥补隐私权的缺憾。美国法中隐私权在普通法中出现,并一步步确立为成文法,难以提炼出关于一般性的人格权概念。通过对比美国公开权制度与中国一般人格权制度中对于姓名、肖像人格等要素的保护方式和保护效力,探究是否需要对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益采取单独设权的保护模式。在中国,通过姓名权、肖像权、商标权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可以有效地对人格要素的财产利益进行规制,从而达到与美国公开权制度类似的保护效果。所以不需要引入公开权制度,以免对中国现有的民事法律体系形成不必要的冲击。应当在大陆法系的传统下解释人格权商品化的现象,促进人格权的积极利用。     

论教育尺度是分析和量度“法”的基本尺度

学术界普遍认为,分析和量度"法"应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尺度,却将教育尺度排除在这个行列之外。由于教育属性是法的质性,法包含教育要素,"教育"与"法"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所以教育尺度是分析和量度"法"应该具有的基本尺度。但由于尺度政治博弈、法制传统断裂、法治建设失误、教育学科地位不高和法学研究缺憾等原因,教育尺度在"法"的世界里实际上"缺席"了。教育尺度是"法"不可或缺的内在性、基础性和泛在性尺度。用教育尺度去分析和量度"法",要看"法是否能通过教喻警示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看"法"是否"讲理",具有晓喻性;是否"善诱",具有引导性;是否"有力",具有警示性;是否"让生活更加美好",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促进性。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本要求的迫切需要、网络治理的现实要求,也是法演进史的逻辑展开、法治文明的基本走势。?更多还原     

中国食品安全规制综合改革研究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人们饮食文化日益多样化,食品卫生与安全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食品安全的形势非常严峻,媒体曝光出来的食品安全事件让人们毛孔悚然,这也充分暴露出了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改革的不完善。这不仅仅会使人民造成恐惧,也使得我国食品出口时频频遭遇绿色壁垒,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创新的利用比较分析法、风险分析法,对我国的食品安全改革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以及发现了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借鉴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规制改革中先进的经验,并找到解决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风险视域下进口食品的安全规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类风险不断传播和蔓延,进口食品安全屡次成为重灾区。长期以来,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风险规制机制。该机制在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的同时,存在着规范体系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规制手段缺乏创新性和多元性、交流机制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等问题。当前,可以借鉴域外多元化监管工具、数字化治理手段、开放性信息交流等长效机制建设经验,通过强化合作规制机制、建构信息共享机制、推进定量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全球共治机制等措施,不断优化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风险规制路径。     

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因素分析——基于天津市消费者乳制品消费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在对影响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识别损害或增进消费者信任的因素,通过食品安全规制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得出食品的品牌,对食品安全信息的及时公布等为影响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企业方面因素,电视媒体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有正向引导作用,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影响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认知,提出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对策.     

治理语义的“食品安全文明”——风险社会的视界

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管理须能突破片面强调政府监管的惯性思维,转而建构和凸显治理,在此语义下,实现法律手段与伦理手段的结合,从而跃变为“食品安全文明”的复合管理模式,其中,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营利部门各显所长但又密切合作,形成该模式展现治理的组合效应的两个维度：一是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完善法治,来建构食品安全制度文明;另一则是第三部门和营利部门张扬社会责任与公共理性,打造食品安全责任文明。     

专家制度与价值制度之间——环境风险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理论要求行政机关规制风险时在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上作出选择。其中,风险规制的目标确定应当选择价值制度,风险规制的手段选择应当采用专家制度。然而,我国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在设计或实施时对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的选择或运用上存在混乱和不完善之处,应当进行完善或重构。     

论法治模式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使法治模式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模式的内在要素有信仰、原则、制度和规则 :法律信仰是法治模式的灵魂 ,在古代就出现法学家、思想家对法律的信仰 ,但只有融入法治现实的信仰才是法治模式的要素 ;法律原则是法治模式的基石 ,它既是法律信仰的外化 ,又是法律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 ;法律制度是法治模式的构架 ,制度是把信仰、原则与规则联系起来的纽带 ;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模式的细胞 ,是其他三要素的具体化和载体。只有重视法治模式四要素的建设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社会才能形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现代化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全方位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对传统法律制度形成重大挑战,造成了现行法律制度与法治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法治现代化为导向推动AIGC的法律治理,制度转型、制度变革刻不容缓。法价值、法秩序、法动力层面的理论定向,为AIGC法律治理现代化提供法理涵养和功能定位依据,需要从人工智能治理与人类价值目标相一致、满足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和国家现行法治制度对人工智能治理的需求等方面予以探讨。法治现代化价值需求、风险规制需求、新的规则秩序需求勾勒、型塑出AIGC法律治理基本框架,需要实现法治共识向制度的转化、构建有对应性的理论规则,有效拓展科技治理的内涵,以制度转化、制度增容、制度供给、制度耦合来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现代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