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综合国力的匮乏看日本之败降

在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中,日本是最早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自1938年其国力已开始下降,出现所谓的“渐贫”过程,国内日常生活必需品出现短缺,粮食供应难以保证,日本战争经济初入泥潭;长时间的消耗也使日本的军事潜力无法继续将战争支撑下去;同时,日本政府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国内处境日趋困顿。因此,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综合国力的匮乏使日本最终走向失败的坟墓。     

武汉会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武汉会战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时期的最后一战。日本发动的武汉会战包括政略攻势和军事作战两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坚决抗日，日本的政略攻势并未奏效。在军事方面，日本虽然取得了武汉会战的胜利，但却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也未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相反，以武汉会战为起点，日本终于深陷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武汉会战则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从战略进攻到战略相持的重大转折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日本人眼中的武汉会战——《武汉会战日方资料丛编》评介

《武汉会战日方资料丛编》是江汉大学武汉抗战研究中心、武汉博物馆组织编译的日本方面关于武汉会战的报道、战史及研究成果等资料汇编。丛书共6卷:一是《<战史丛书>武汉会战资料汇编》,收录了当时日本政府及大本营关于武汉会战的决策命令等,记述了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进程,是日本方面研究武汉会战的重要资料;二是《<朝日新闻>武汉会战报道汇编》,共分3卷,收录了《朝日新闻》关于武汉会战的新闻报道,同时收录日方关于中山舰的相关资料,动态地反应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详细过程;三是《武汉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战史选译》,包括《熊本兵团战史》和《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关于武汉会战的内容;四是《武汉会战日方图片汇编》,以当时日本出版的历史写真图片为主,也收录了战后日本部分研究著作所披露的图片,具体而直观地反应了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部分表现。整套丛书对于全面而具体地了解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丛书内容带有浓厚的日方感情色彩,比如对日军作战力的吹嘘和对中国军队的鄙视污蔑等,阅读和使用时一定要注意鉴别。     

抗战时期武汉人口疏散问题再研究

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因东北、华北、长江下游等地逐渐沦陷而不断向南、向西涌入武汉,致使武汉难民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出于武汉会战和抗战大战略的需要,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诸多有力举措,组建高效的疏散机构,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通过沿途救助、后方安置等诸多手段,将集聚于武汉的难民和武汉市民一百余万紧急疏散至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等大后方,为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并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处理和管控重大危机提供了历史借鉴。这一规模巨大的人口紧急疏散事件及其体现出来的"中国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的"武汉精神"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屈不挠的标志,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不扩大"方针到全面侵华方针的确立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事变发生后,日本陆军省内部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立即扩大侵华战争,一派则主张采取"不扩大"方针,将事变作为地方事件加以解决,以达到蚕食中国领土的目的.但在极短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就将"不扩大"方针改变为全面侵华方针,本文拟就日本这一方针的变化做简单的探讨.     

规范民意调查与构建和谐社会

在现代西方社会,“民意调查”一般包括对民意、舆情、舆论的调查。从汉语表述方面来看,如果说民意调查主要是对经济生活中的市场调查,舆论是与新闻媒体相关联的社会调查,那么,舆情研究则倾向于对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研究。从汉语词义衍变与语用辨析的角度,对与民意调查有关的舆情、民意、舆论三个概念进行区分,并介绍部分西方国家政府的民意调查机构和机制,以及西方民意调查的主要方式方法;同时,对近年来国内出现的各类民意调查机构的分布及其特点进行概括。规范引导民意调查,关注重视舆情研究,是构建和谐社会、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尝试。     

日本于甲午海战所展示的情报侦探优势——以日本明治期间文书的解读为中心

晚清,日本人侦察中国之严密可谓登峰造极。笔者近年以来一直在利用日本国会图书馆以电子图书形式公开的明治时期的日本各类文书档案,这些档案涉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军事等方方面面状况的观察以及分析。通过阅读这些档案,我们会发现明治日本对于大陆的野心是在以侦探的基础上步步营造出来的。甲午战争尤其海战期间,日本之所以处处得心应手,而中国之所以处处防不胜防,其功劳之大半可归于周密的情报侦探,即日本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一策略发挥到淋漓尽致。笔者利用上述日文资料,详细解析了日军在甲午战争尤其海战期间所组织的情报侦探工作,并指出这些情报对于战争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基于民族主义的矛盾性——战后日本文学战争反思主题评析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对战后日本文学的战争反思主题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战后日本文学对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揭露与批判;另一种观点认为,战后日本文学对侵略战争缺少反省和批判。实际上,战后日本文学的战争反思主题呈现出了复杂性、矛盾性的特点,其中既有对侵略战争的揭露与批判,表现了战争的残酷与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憎恨核武器、呼唤和平等积极思想意义,也存在着宣扬"日本受害论"和"反对战败"等需要清醒认识和给予批判的思想因素。中国学者是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了矛盾的不同方面。战后日本文学的这种"矛盾性"的观点是日本作家自身的"矛盾性"和民族主义立场所决定的,也是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矛盾性"所决定的。     

甲午战争中近代日本文人的战争观

甲午战争中日本明治时期的文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国家主义情结.既有类似于正冈子规等一些文人,以亲临战场的方式,成为战争鼓吹者;又有虽以明确态度表明对政治不关心,要"绝缘"于战争者,却又无法摆脱战争的潜在影响.不同类型的文人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着战争,并展现了日本国民的战争观及其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结.     

论日本逃脱侵华战争政府赔偿的原因

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侵略国有责任对被侵略国进行赔偿 ,而日本却最终逃脱了对侵华战争应负的政府赔偿责任。笔者认为 ,冷战是日本逃脱政府赔偿的根本原因。表现为 ,冷战之前盟国对轴心国的态度和《波茨坦公告》为日本逃避侵华战争政府赔偿埋下了祸根 ,而苏联对日作战后对中国东北的掠夺又成为中国政府对日索赔问题的障碍 ;东西方对峙下的中国内战、越南革命、朝鲜战争使国际关系 ,尤其是中、美、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使日本在侵华战争政府赔偿问题上有了回旋余地并从中渔利 ;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使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政府的赔偿要求     

也论浙赣会战

1942 年夏之浙赣会战，较能反映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基本面貌。浙赣会战是国民政府一次较有准备的战争。国民政府基于日本北进攻苏，不能大举进攻中国之判断而决定衢州决战，体现了战的意愿，亦因日本集结大量兵力，势在必得而放弃决战。其决策符合抗战相持阶段的基本特征，却因决策者的犹豫不决而错失先机。浙赣会战的溃败充分暴露国民政府能力、技术层面的不足，其消极避战主要体现在促日北进攻苏的考量。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研究

广东"乌坎事件"给全国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被认为具有重大标本意义。网络作为舆论的重要载体,在"乌坎事件"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乌坎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舆情的生成-集聚-热议-消亡。这个过程表现为:"刺激性信息"导致热点议题形成,信息控制导致网络舆情进入潜伏期;网民与政府意见对立,舆情持续高涨;政府转变态度积极响应,舆情达到有序;新的信息输入导致舆情达到新的有序,舆情在波动中渐趋平稳。通过对新浪微博中有关"乌坎事件"的原创微博以及国内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报道情况的分析,能理清该事件网络舆情形成、演变过程的脉落,勾勒出网络舆情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轨迹。     

近代日本多版本《万国公法》考察

西方列强以"万国公法"为理论工具打开日本锁国大门后,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便采取了多种手段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其中,多版本的《万国公法》在近代之初的日本纷纷登场,成为日本近代法体系的有机构成。与此同时,其自身伴随着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并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所表现出的实质意义在于:为日本社会不同时段的需求提供了理论武器。考察近代日本多版本《万国公法》,可以发现日本走上战争道路的法理原因。     

日本“正常国家化”及其影响

日本国家的"非正常化"集中表现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敌国身份"、战争的"非法化"、国家安保的"外包化"、国家主权的"残缺化"及领土范围的"模糊化"。随着日本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正常国家化"成为日本的战略诉求。日本对"正常国家"的追求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甲午战争与中日关系——战争爆发120年后的反思与检讨

甲午之战中国失败的原因包括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国内经济政治实力、对战争的准备情况、日本组成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两国战争指导原则、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清代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在国际事务上,朝野上下颟顸无能,内政一沓糊涂,赔款压力山大,经济成长乏力,贪污腐败成风,武备不兴,民气不扬,对付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小国日本,战败是必然的。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予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而给日本发挥其侵略扩张野心带来巨大的刺激。在国际局势上,甲午战争的结果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加大侵略中国的胃口,中国历史上与周边亚洲国家建立的宗藩关系体系彻底瓦解,殖民主义体系在亚洲取代了宗藩关系体系。客观上,甲午战争的失败在给予中国沉重一击的同时,也促成中华民族猛烈的警醒。中国应居安思危,常有战备之思,使我国永立于不败之地。     

抗战时期孔祥熙与日本字垣一成间的秘密和谈

1938年,日本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久,日本和蒋介石便从各自国内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出发,决定重开和谈的大门。当宇垣一成出任日本外相后,遂再次向中国伸出诱降之手,国民政府也不失时机地表示响应。于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其秘书乔辅三与宇垣的代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在香港开始了初步交涉。双方讨价还价多次,但终因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相持不下而告失败。     

日本的社会教育与历史认识述论

历史认识问题 ,既是当前困扰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问题 ,也是关系到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及其社会发展、民族前途的长远问题。然而 ,当前日本的社会教育中 ,各种形式的“战争记忆”到处存在着 ,让人们记忆着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耀武扬威的“战争雄风” ,而对这场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却无应有的“深刻反省”。本文以笔者滞日的实地考察和收集的资料为基础 ,阐释历史认识的重要性及其症结所在 ;同时 ,列举实例来说明可从文化认识中寻求更多的历史共识 ;只有对历史有共识 ,才能共同创造未来 ,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试评武汉会战

日本妄图通过攻占武汉等尽快灭亡中国。 1938年6月到1938年10月,在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四个省的广大地区内,爆发了抗日战争以来中日之间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役。这就是著名的武汉会战。     

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及其在德日关系中的地位

关于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国内多数论著指责其是:“德日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对中国政府进行诱降”。据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分析,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文章认为,日本请求调停与德国接受调停,都有其各自的动机和利益所在。事实上,德国自始就反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调停及其失败,使德国远东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德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日本右翼势力的"解放战争史观"辨正

日俄战争并非正面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加入了同盟会,而是从反面使置身敌国的留日学子站在孙文一边;当年日本东京并非亚洲国家独立运动的参谋部,而是干涉和镇压亚洲各国独立运动的大本营;当年日本的诸多亚洲主义者并非为援助中国革命而来,而是怀揣趁乱取利甚至肢解中国之不可告人的目的介入中国事务的.当年日本侵略者炮制的"大东亚战争"一词,丝毫掩盖不了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也并非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历史功绩,而是东南亚人民长期坚持不懈反抗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右翼势力围绕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兜售的"解放战争史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