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义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佛教义学"是对佛陀及其教法的信仰论证(阐释),与通常所谓的"佛学"和"佛法"有别。佛教义学的主干内容有:阐明佛教教义、教理的"教义义学",关于佛经经文的阐释及阐释原则的"佛经义学",以及关于佛教教史梳理的"教史义学"。佛教义学不是佛教哲学,也不宜完全以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对待之。     

现代佛教义学的学科化开展

在古代,从印度到中国,佛教的弘扬离不开佛教义学的开展,佛教的兴盛也与佛教义学的繁荣关联在一起,但到近世,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整体衰落,佛教义学的学脉趋于断绝,尤其随着现代科学主义以及人本主义影响的普世化,佛教义学甚至在佛教界内都失去了"合法性",其作为佛教学问,已然被佛教学术研究所取代。但佛教义学与佛教的命运紧密相连,必须对这样一个严峻的情形予以严肃思考,换言之,必须反思现代佛教学问的性质问题,以保证佛教义学在佛教界以及社会公共学问空间的重新定位与出场。这不仅关系到佛教本位上的正法久住,而且关系到佛教作为传统文化基本组成部分所承担的安定社会的重要功能的切实实现。现代佛教义学是在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前提下兴起的,又处于现代学术研究的背景中,所以除传统的佛教宗派义学研究的路线外,还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化开展的面向,佛教自己的学问空间正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与融合中张开的。     

中国佛教义学的过去与现在

中国佛教义学源于印度佛教的传入,以及基于佛教本位的翻译、诠释、讲说与造论,其真正的开展始于明确佛教本位之时,即从格义佛教走出之时。这意味古代中国佛教义学可分为明确佛教本位的初期确立阶段、学派并起的全面开展阶段以及宗派成立的最终成熟阶段。从中唐后进入衰退与萧条阶段,其间只有不多的短暂复兴。到现代,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普世、强劲的传播,现代佛教义学从明确佛教义学的性质与原则出发开始初创,出现了欧阳竟无、释太虚、释印顺等大师,为佛教义学的现代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现代佛教义学的兴起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义学在依次经过解经开展阶段和学派开展阶段后,到隋唐宗派兴起阶段,达到中国古代发展的高峰。但到近代,随着佛教的整体衰落,曾经繁荣的佛教宗派义学也相应没落。近现代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科学人本文化席卷全球,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遭到空前甚至是生死攸关的猛烈冲击。佛教在这种时代大势面前,举步维艰,出路何在?在众多佛教有识之士的思考和探索中,义学的激活与复兴成为他们的基本选项。这其中的先驱首推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先生,他提出"内学"观念,所谓"结论后的研究"。另一主要倡导者是太虚法师,他提倡融贯传统后的出新,所谓"契理契机",而其弟子印顺法师则提倡"以佛法研究佛法"。他们的探索无疑在相当多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启示,有助于开辟现代佛教义学的开展路径。现代中国佛教也在这种探索中显露出复兴的征兆。     

何谓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

论文以提问的方式展开对论题所涉四个关联项的考察,以逐渐澄清"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这一概念的具体意义。论文将近现代佛教学术研究总体视为佛教研究领域一种根本性的范式更迭,是西学普世化进程在佛教研究中的体现,标志着佛教自身解释学传统的断裂。相对于此,论文提出"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之建立,其有别于前者正如基督教神学之有别于基督教研究。"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提倡回归佛陀的教导本身及其在东方世界的历史性开启与实事性发生,它以佛教自身的解释学传统为根基和典范,致力于在现代语境中为佛陀教法本真意义的敞明提供一种现代表述形式,以促成佛教思想的本己表达进入现代学术研究和思想交流的公共平台。作为佛教本真意义在现代语境中的重新构形,其实际的展开将是一个动态生成和不断尝试的"现代格义"过程。     

宋代成都佛教义学及其与巴蜀禅僧的关系

晚唐至北宋中期,以大慈寺为中心的成都佛教义学仍在巴蜀佛教中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这种强势的义学影响,一方面是分灯以后的禅宗各支在巴蜀地区很长一段时期不能有效展开,另一方面则是自巴蜀外出求法的学僧大多具有较好的义学功底,一旦转入禅宗以后,能够迅速成为一代龙象。延及南宋中后期,我们还能看到以大慈寺为中心的成都佛教义学对巴蜀禅僧的深刻影响。是亦宋代巴蜀佛教的特色之一,治中国佛教史者断断不可不加留意。     

北朝佛教的义学体系建构———« 大乘义章» 与« 菩萨藏众经要» 比较

西魏、北周《菩萨藏众经要》与东魏、北齐《大乘义章》皆是继承北魏地论学派的传承而有不同的展开。《菩萨藏众经要》代表着西魏、北周佛教融合南朝佛教“经抄”的最新成果,依“五门”——佛性门、众生门、修道门、诸谛门、融门等形成《一百二十法门》的框架。《大乘义章》是北朝佛教“义章”类的佛法纲要,其“五聚”的框架结构与“教理行果”“法宝五义”（教法、理法、助道法、涅槃法、化用法）完全相应,否定了有些学者强调《大乘义章》是借鉴《成实论》“四谛”的组织结构说法。最后,《菩萨藏众经要》是根据“法门”摘录相应的经论文字;而《大乘义章》则是引用经论而进行自己的阐释,根据“诸门分别”去剖析法义的内涵与同异。因此,后者在编撰意图与义学成就上,比前者更能体现北朝佛学的最高义学水平。     

俗形义学述评

"俗形义学"是近年提出来的学说,它的提出,意味着学术界开始以包容的态度认真对待这种原来被视为异端的文字学现象."俗形义学"有着与传统形义学不同的作用.传统形义学是专业工作者学习、研究汉字和考释古文字的工具,而俗形义学则在普及汉字教育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方东美中西融会的华严义学诠释法解析

方东美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一直以中西融会为显著特点。在他的思想体系中,随处可见西方哲学的思辨特色以及柏格森、黑格尔、怀特海等思想的影响,但方东美并未止步于西方哲学,而是以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内核引用西方的思辨方法与建构模式来重塑其新儒家的思想体系,同时他还以中国的思想来补救西方哲学思想中"二元对立"的问题,使得中西哲学之间实现了互动与融合。然而作为一名佛教信徒,方先生对佛教哲学尤其是华严义学一直以来都十分的推崇,华严义学中的"圆融精神"更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灵魂之所在。他对华严义学的思辨性解读方法也集中的体现了其新儒家思想体系构造过程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说方东美的哲学体系便是以"广大和谐"为旨趣,以"天地生生之大德"为起点,以"平等和谐"为原则,融会儒释、贯通中西的思想体系,这也使得其与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以心性思想为基础贯通中西的道路鲜明的区别开来,因此深入剖析其华严义学的解读方法对我们了解其新儒家思想体系的逻辑内涵具有深刻而积极的意义。     

武训兴办义学成功原因析论

武训以赤贫之身行乞办学,最终设学三州县,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究其主要原因,则是武训"修个义学为贫寒"顺应了历史潮流,"乐善好施"符合鲁西北地区区域发展的需要,行乞兴学赢得了地方士绅和政府的支持.     

山西义学的沿革及多维分析

山西义学起源于宋代,在明代曾一度取代地方社学。清初义学在明代基础上有所发展,直到康熙时期才初成规模。由于清代官学已失去教育功能,私学成为清代基础教育的主力军,而义学作为清代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其他教育形式的受众面更广,成为清代基础教育的主要承载体。义学既属于私学,官府不甚注意,义学背后的基层教育权力便成为地方精英竞争谋取对象,地方绅士、商人纷纷参与义学以谋求在基层社区中更大的话语权提高社会地位。因此,山西义学的沿革史又是地方官、绅、商、学等阶层的演变史。     

沙僧的印度血统试探

从《西游记》小说文本的描述和叙述可知,沙僧是印度"苦行"意识理念的化身;《西游记》文本描述沙僧项戴骷髅项饰,这一身体文化来自佛教密宗,而密宗继承和吸纳了印度婆罗门教之湿婆派的习俗;小说中,沙僧"蓝面"、"红发"的身体形貌描写及其文化内蕴表明沙僧源自印度神话中神祇的体貌特征,它通过佛教俗讲和变文、藏传佛教传入西域,又传入中土;从而推知沙僧具有鲜明的印度血统。     

清代中越边境地区义学教育探析

为加强对中越边境地区的控制,清政府较为重视文化教育手段的运用,着力发展义学教育。该地区义学的教育目标重在开启民智,生源不局限于土司子弟,教学内容以识字、写字为主。义学的办学经费以官办为主、民助为辅。但是,与靠内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相比,中越边境地区义学发展水平较低,主要表现为设学严重不足、办学规模小、师资水平不高、办学经费缺乏、办学效果不佳等,此外,该地区内部之间的义学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武训义学及陶行知对武训精神的升华

武训以一乞丐之身,积30年之艰辛,创办义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陶行知把武训精神归纳为一个"学"字,提出要"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是对武训精神的升华.     

社学兴衰及其原因的个案研究 ——以山西高平县为例

元明清三朝,高平社学屡修屡废,清中期后又出现了义学化趋势.高平社学兴修的背景是,朝廷的诏令及地方官对诏令的回应,社学的义学化则是朝廷、地方政府改变社学发展颓势的不得已选择.高平社学的发展背景、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普遍指示性,从中可以管窥元明清三朝全国社学兴衰历史及其原因.     

刍议梁武帝的《涅槃经》经名、释义与分段之翻译问题

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菩萨皇帝,他对佛教的影响与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他敕命天下僧人吃素的《断酒肉文》之外,其次就是他在佛教经典的讲译与推广方面.梁武帝对《涅榘经》很推崇,不仅亲自讲解这部经典,而且还对这部经文的翻译做出了诸多评论,被人们视为南朝涅槃学中的一大家或一派别的代表人物.梁武帝对《涅槃经》的研究,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涅榘经》里所涉及到的一些佛教名词的译法,二是关于《涅槃经》理论的理解与阐述;三是《涅榘经》理论在生活中的运用.那么,对梁武帝与涅槃学的关系、涅榘释义、《涅榘经》的分段问题进行研究便是佛学的一项必要课题.事实上,梁武帝对《涅榘经》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深度,但这不在于他的菩萨皇帝身份,而是在于他对《涅榘经》研究的水平与深度.     

清代东台义学及其近代转型——以何垛场义学为例

东台义学发端较晚，首创于嘉庆十三年(1808)。何垛场义学的董事由灶衿集议选举，再交由官方力量领导批准，义学经费收入主要由官方所拨，此外包括房租、田租、灶捐桶费等来源，收入逐渐依赖房地租的收纳。清末，东台大多数的义学都被停办，只有少数改办为小学堂，义学改办为小学堂的过程仍由官方力量主导，地方绅董制定经费章程、编排学校课程，因地因情上禀，再由官方力量批议，场使亦不能擅专。清代东台义学的运营及其近代转型对促进东台基层教育文化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是官方兴教育、促开化的重要手段，是其加强地方社会控制的重要措施，亦是地方绅士推动地方文教发展，培养人才的重要渠道。     

异端与信仰——从《太平广记》“异僧”小说看佛教文化

"异僧"类小说是《太平广记》佛教类目统属下的一类小说,主要表现异僧奇异的神通和操守。以巫咒术为主的神通和犯戒行为的操守都与佛教精神相悖逆,异僧小说却大肆渲染。这是因为前者在信仰层面上张扬了佛教,有助于佛教影响的扩展;后者则在义学层面上以文学形式宣讲了佛教哲学本质,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内在本质。     

韩国佛教的护国实践及其特色

韩国佛教自传入之初就带有很强烈的护国性,而且这一护国性并未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而是积极地转化为社会实践。韩国君民根据神人指示,建造了皇龙寺九层塔来镇护国家,祈求统一朝鲜半岛;依据《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的护国思想频繁地举行百高座会,以求护卫国土;或者用雕刻《大藏经》的宏愿,或者通过手握刀枪直接参与战斗来驱除外敌的入侵。佛教在韩国充分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     

佛教密宗传入大理地区的时间及路线

佛教密宗传入大理地区的时间及路线张锡禄佛教密宗传入云南大理的时间缺乏明确的记载，大多数学者根据历史文献及历史文物证明最迟在公元９世纪中期，密宗已在云南大理流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代樊绰《蛮书》卷十记；“咸通四年（公元８６３年）正月初六日寅明时，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