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幸福感看民族融合——基于CGSS数据的研究

民族幸福水平反映了不同民族对社会转型和民族政策的客观态度。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至2010年的数据,利用Ordered Logistic回归方法建立计量模型,探讨我国近十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幸福感变化趋势及其现状。研究发现,我国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壮族、满族多数人民都自感幸福,自感幸福的人双倍增加,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良好的民族融合趋势。维吾尔族、回族人民的幸福程度显著地高于汉族,壮族人民的幸福程度略低于汉族。年龄、就业、婚姻、教育、养老保险和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和经济变量,在解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幸福感差异上起着不同作用。     

社会资本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幸福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信任都与幸福感正相关,关系和谐同样具有促进农民幸福的作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利。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幸福,并且对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作用更强,这对促进民生幸福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子女数量、住房条件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2的实证

个人幸福感是从主观角度反映民生的指标之一,房价上涨背景下,子女数量与住房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利用CGSS2012微观数据,对70后和80后人群所拥有的房屋套数、现住房面积、子女数量和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住房面积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相关关系,住房面积越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拥有房屋套数、子女数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不同户口类型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具体表现为非农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面积的影响更大,而农业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套数、子女数量的影响更大;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同一户口类型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空间格局及成因探析 ——来自人口活跃度、居民幸福感的证据

该文以空间为分析尺度,结合实地调研资料,分析了新疆区域经济差异、人口活跃度和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态势和内在联系,运用空间计量实证工具对新疆区域经济差异之成因进行探索,进而提出了缩小地区经济差异的具体措施。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区域经济差异、人口活跃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一定空间耦合与分异;人口活跃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新疆区域经济差异有显著助长效应;居民幸福感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在空间上表现出与之相反的变化态势,部分区域受不同文化影响,对幸福感认同存在差异;对口支援有效抑制了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企业家信心不振削减了产业转移的积极作用;传统文化与市场文化的调适程度以及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程度等因素,均是新疆经济增长异速前进的重要影响变量。因此,打破新疆自然地理空间的藩篱,注重人口发展质量,提升居民幸福感,提高对口支援质量与效率,以及培育市场机制等,是缩小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手段。     

基于时间利用视角的民生福祉改善研究

幸福感是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评价,可以作为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参照。由于参与不同活动的时间分配不同,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不同,通过时间利用方式的变化可以反映居民幸福感的变化。以中国2008年和2018年两次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通过分析个人属性和外界环境属性对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以及时间利用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评估中国民生福祉改善情况。研究发现:十年间中国居民幸福感显著提高,人民福祉明显改善。就个人属性而言,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幸福感越高。就外界属性而言,人均学校数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医院数量的提升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加会降低居民的幸福感。从活动细分来看,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酬劳动、无偿家庭服务、睡觉与个人护理活动、用餐或其他饮食、大众媒体使用、休闲娱乐活动、健身锻炼活动上可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建议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提升交通出行效率,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情商·智商

测试:幸福感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感觉,这种感觉取决于人的各种目标、需洒满足与否。无论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只要目标实现、需要满足,人科容易获得积极良好的情绪体验,这就是幸福感。     

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与思考——以绍兴为例

为了解当前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依据,我们在浙江省绍兴市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次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表明:绍兴城市居民总体感到幸福;关于影响幸福感的几大因素,身心健康最重要;尽管人均GDP较高,但对物质充裕的满意度仍相对较低.文章据此提出了一些对策思考.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的清代新疆屯垦

清代是新疆多民族共存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新疆各民族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时期。在新疆多民族共存格局形成和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屯垦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该文认为,清代新疆屯垦,实现了清朝对新疆的统一,使得新疆与内地之间的政治藩篱不复存在,新疆地区的各民族共处于同一个国家之中,并在长期融合的基础上,新疆各民族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 创业与居民幸福感实证研究

进入“新常态”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性问题逐步凸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提出,为进一步缓解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因应之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验证了创业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并进一步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创业与居民的幸福感正相关;居民幸福感可随着创业参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持平或盈利的创业项目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盈利水平与居民幸福感提升水平正相关。因此,应抓住“双创”的机遇,合理利用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同时提升人力资本,强化创业培训,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进而提升居民幸福感。     

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必要性研究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是不断促进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重要措施之一,是更好地保障新疆民族教育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早日出台在国家法律框架下的新疆地方民族教育法律、法规,是由新疆特殊的区情和较落后的教育现状决定的;是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进程,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全面实施国家教育法规、民族法规的需要;是实现“依法治教”,完善新疆法制建设的需要。     

我国民众幸福感的伦理审思及其调适

当前,我国部分民众的幸福感比较缺失。究其原因,主要是物质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削弱了幸福感,社会公正缺失及社会风气败坏弱化了幸福感,分不清需求和欲望的区别遮蔽了幸福感,个体德性的缺失吞噬了幸福感。有鉴于此,应该通过以下途径调适民众的幸福感:提高贫困群体的经济收入,奠定幸福的物质基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强民众的幸福体验;营造正确的舆论氛围,培育民众的合理心态;加强个人德性修养,夯实幸福的内在根基。     

技能匹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就业质量的视角

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推动作用。文章使用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就业质量的角度分析工作的技能匹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从事技能匹配的工作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能够提升个体获得幸福感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和女性个体技能匹配所带来的幸福效应要强于东部和男性个体。机制分析表明,工作的技能匹配是通过影响个体情绪和自我认同感来影响其幸福感。     

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居民的幸福而不是收入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需要深入探究哪些因素影响居民的幸福。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的基线数据,可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对我国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活水平的改善、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社区助老助残活动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开展均有助于改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及是否处于空巢状态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这为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在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救助政策制定中,不仅要考虑到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要关注其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状况;第二,要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社区养老服务的覆盖率;第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     

经济状况、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现实,本文利用2010年的CGSS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分析家庭绝对收入水平、家庭相对经济等级、社会阶层及其变化等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自评的家庭经济等级对幸福感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社会阶层及其变化感知也有显著的幸福效应,处于上升社会阶层或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群更幸福。比较而言,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经济等级和社会阶层的幸福边际效应依次减弱,而且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语言让生活更美好：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评价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的重要标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和2015年的数据,考察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学指标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之后,普通话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替换变量法以及基于条件混合过程(CMP)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是稳健的。女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非农业人口的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在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见,语言能力具有幸福效应。国家应该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推广,为民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服务于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大学生幸福感的缺失与培养

幸福感是对一个人心理健康的正面评价,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大学生幸福感的整体水平较高,但幸福感的缺失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并呈现出上升趋势。文章从幸福和幸福感的界定谈起,分析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的对策,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以增强他们承受挫折和打击的能力,使之成为身心健康、快乐、幸福的人。     

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

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建立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收入的居民相较于低收入的居民,其幸福感更高。本文通过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以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更换Logit回归模型、采用不同指标衡量居民幸福感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水平有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