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藏密东传:汉藏文化交流的高潮

汉、藏文化是中国对其他少数民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大主流文化。它们之间也有着相互的交流与影响,但古代汉藏文化交流多限于汉藏交界区域或马茶贸易的经济领域。近代以来,以藏密为主的藏文化受到内地知识界的热切关注。经过九世班禅、诺那活佛等藏密高僧及内地信众太虚、能海等人的努力,藏密在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南京和武汉等地的知识群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甚至还传播到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影响力的"藏密东传"运动,推动了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藏密东传"使中国汉藏两大主流文化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多元文化视域中的回族商人——以20世纪初甘肃临潭回族商业实践为例

洮商即临潭回族商人,是近代中国商业群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中,他们依托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接地带的特殊位置,发挥重商传统优势,充当边地藏族与内地汉族之间商品交换的"中间人"角色。20世纪初,以皮毛贸易为带动的临潭回族商业发展繁盛,回族商人在经营方式、经营种类等方面形成了适宜自身发展实际的商业活动特点,成为西部商品流通贸易的主力军。回族中间商沟通内地与藏区的商业活动,有效地加强了汉、藏、回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文化沟通和心理联系。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盐市、盐政与族群关系

康区食盐主要来源于青藏高原的井盐和湖盐(池盐),川盐、滇盐等内地盐一般流通于康区的汉藏杂居之地。不同地方的盐业资源在康区形成了各自的行销区域。食盐贸易是维持康区内部及其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和纽带。康区食盐交换对象以粮食为主,茶叶及其他日用杂货为辅,食盐的运销商主要是藏商。康区盐产多被土司或寺庙控制,自由贸易是盐业的常态。自清代开始,部分嘉绒藏区以及中甸、维西等地先后导入内地的引岸制。清末盐井被收归官办后,实行以盐税征收为核心的商人包销制。随着官府对康区盐务管控的加强,毗邻省区之间的盐利之争成了康区盐务的重要症结。特殊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交换关系,以及多元化的盐务管控,共同造就了康区盐市与盐政鲜明的地域特征。     

“内地化”:清季民国康藏地区的法律治理

从清初直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康藏地区的治理皆以"内地化"为导向。清初表现在承认"土俗"调整民间细故的效力之同时,扩大了国家权力对康区的介入,即实行所谓"王化"。到了清季民国中国法律近代化时期,中央力图以西方式法律系统治理康区,但仍无法消除"土俗"的强大影响;并且因为近代化与内地化的叠加,形成了一些新问题。     

试论近代商品经济演化与近代小说的繁荣

本文试论近代商品经济演化与近代小说的繁荣。作者认为，近代社会经济形态为近代小说的繁荣提供了稳定的消费者群体，形成了作为商业生产者的作者群体，以及作为商品形式的小说刊物群体。近代小说艺术地反映了商业生活。小说成为商品流通领域中的特殊畅销商品，其商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审美倾向：功利性。通俗性。消遣性，缺乏深刻的人文精神。小说的商品价值品位带来了文学艺术品位的堕落。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商品经济局限了近代小说的发展和提高。     

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和影响

康区藏传佛教在整个藏区的藏传佛教传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全面深入地认识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和影响,对于发挥藏传佛教僧尼和信众在康区发展稳定、决胜小康、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促进康区藏传佛教更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本人多次深入藏区和国外实地调查藏传佛教的材料为依据,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康区、卫藏、安多三大藏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打通藏区、内地、国外三大传播区域,探讨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和影响。首先揭示康区藏传佛教的现状与研究进展,然后分别探讨当代康区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的传播态势,并分析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特点、问题和影响。     

边疆与民族之间：近代边疆社会转型中民族商人政治参与的地方性轨迹——以滇西北为例

文章以滇西北地区白、纳西、藏、回等民族商人在近代西南边疆社会转型重构过程中的活动为研究主线,对近代民族商人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民族商人群体作为近代边疆社会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参与群体,无论是以抗争求存还是以商谋权为表征,在地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过程中,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转型都产生了特殊的冲击和影响,充分折射出他们身上具有边疆性与民族性融合交错的时代风貌。     

回族商业经济与历史上的西部开发——以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商业活动为例

回族是一个以农为主、农商并重的民族。笔者以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商业活动为例,对回族商业经济及其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进行了简要论述。在描述西北回族空间分布的人文地理特征和商业传统的基础上,从甘青回藏贸易、内地回族传统商业和集团化连锁经营等方面对民国时期的西北回族商业活动做了梳理。笔者认为,商业活动是回族参与西部开发的一种独特方式,西北回族在边疆所开展的商业贸易活动具有跨民族、跨文化区的特点,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经济文化类型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北区域经济中商业流通环节薄弱的状况,优化了区域经济结构,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内地城市、集镇和农村地区的回族商业则立足于民间社会、面向各族民众,有利于丰富和改善各族人民生活。回族商业活动本身也是族际互动的一种形式,它在各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流动的经济文化交流之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边疆与内地的交融与互补,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成型和固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自清代初期以来,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中的作用,通过尊重、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陕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     

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内容比较——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比较研究之三

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内容比较显示,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很大程度上具有救助的性质,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支持理念,而香港残障群体社会支持很大程度上具有发展的性质,公民权利理念是香港残障群体社会支持的核心理念.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内容的差别给内地残障事业和残障服务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启示.     

晚明商业领域中的雇佣经营

商业领域中的雇佣经营的雇佣对象是侧重于商务能力和管理经验,与通常意义上雇佣劳动相比具有特殊性。雇佣经营的情形在晚明商业中较为常见,社会上也出现了具有一定职业化色彩的受雇经营者群体,作为商人的"伙计"、店铺"主管"或为徽州商人担任"掌计"。受雇经营者在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中处于管理层次,在雇主支配下负责具体的业务管理和交易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自由身份,不因雇佣劳动而与雇主发生等级关系,在司法上也不按雇工人对待,并且这些实际状况在法律的变动中亦得到体现。雇佣经营有助于解决对经营性人力资源的需求,商业组织因之扩大,更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成为可能。     

山神、庙宇、土司与康东社会秩序——基于四川康定鱼通地区的田野调查

鱼通位于康区东部多元文化接触区域,山神信仰作为地方社会的重要资源,将家屋、村落和区域社会连为一体,形塑了社会秩序。在山神信仰的基础上,在土司的作用下,各式庙宇及相伴而来的制度宗教、神灵以及组织与区域社会发生关系,并与原有的山神和社会结构叠合。一方面,因元代中央王朝力量的进入,土司与寺院主导的地方历史又与原有的社会结构相嵌:一方面运用既有的传统信仰来建构历史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不同事件,同时,这些不同事件又产生不同意义,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得以保存和调整。在地方宇宙观与外来的普世宗教观接触中,山神代表的早期社会结构、元代后萨迦派庙宇对当地社会结构的调整,因土司制度的引入和连接,使得社会呈现出来更复合的形态,体现了藏边社会特点。     

符号消费理论视域下的“网红直播带货”反思

“网红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平台经济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社会群体的青睐,成为互联网消费的新增长点。在“网红”直播间里,人的消费境遇时空被重置,即时即地的交易互动、情感体验和组织动员,渲染和放大了用户的消费情绪,同时压缩了其理性反思的时间。“网红”对“粉丝”而言成为一种价值符号和情感皈依,直播带货使“网红”与商品构建起一种背书关系,随着“网红”的符号属性被不断放大,商品的功能性价值逐渐被象征性价值所遮蔽。在“网红”直播间消费,本质上是一种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中介和手段的被主播和电商平台共同操纵的符号消费。“网红直播带货”能够有效利用私域流量变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拉动消费的作用,但其亦可能成为操控话语秩序、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权,需要以辩证和审慎的态度引导和规范其发展。     

中国佛教寺院藏书的构成及其成因

一般人认为中国佛教寺院藏书都是佛教经典,本人通过考察认为并非如此,寺院除藏各种佛经外,还藏有许多佛经以外的各类书籍,本文对佛教寺院所藏佛经及其他各种书籍进行了系统考辩分类,并对佛经以外各类图书的收藏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青康藏边区交通建设刍议——以康青公路和青藏公路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军队缅北作战的失利,途经云南通往缅甸的国际援华运输线滇缅公路完全被阻断,滇西边防告急,于是位于中国西部边陲的康青藏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突显。国民政府为了开辟新的备用国际交通线、加强国防建设和推动藏区社会经济发展,遂饬令交通部相继赶筑了川康、康青、青藏、青新等公路的部分路段,并提出了养护公路的方案。因诸多原因,这些公路粗通试车后旋即废弃,在民国后期再未有机动车辆通行其上。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青康藏边筑路活动开启了藏区现代化交通建设的先河,这对加强康青藏边同祖国内地的联系和区域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不无裨益,亦为新中国成立后藏区交通建设奠定了基础。     

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方式比较——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比较研究之二

香港与内地对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政府支持方面,香港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而内地是以"政府提供服务"为主.在社区支持方面,香港是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服务为主,而内地是以政府组织的社会服务为主.在群体支持方面,香港残障群体既依赖初级社会群体的支持,又依赖次级社会群体的支持,而内地残障群体主要依赖初级社会群体的支持.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方式的差别给内地残障事业和残障服务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启示.     

略论中国古代题壁文化的商业功能

题壁文化在唐宋时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与士大夫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显而易见的传播功能和商业功能。本文试图从职业题壁人及题壁作为寺院文化在寺院经济中所起的广告作用两个角度对题壁文化的商业功能进行考察,以期能对题壁文化与商业的相互关系有一较为清晰的认识。     

论晚清上海地区发展民族工业的有利因素

本文以较翔实的史料说明 ,晚清上海地区民族工业发展快于内地 ,冠于全国 ,是上海地区特殊的人口构成和社会经济结构、优越的地理并且较早采用近代航运工具、发达的外贸、商业与金融等多种有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试论藏族民间故事中的反僧侣倾向

藏族是一个崇信佛教的民族(也有少数人信仰本教)。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在与古代天竺及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相互交流过程中,佛家思想象一股潮水源源不断地涌向藏族社会。随着“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强化,佛教势力在历代统治阶级政治庇护和经济支持下,相继挫伤本教等土著宗教势力,迅速渗入到藏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此,佛家思想成为整个藏民族的正统思想,长期而牢固地占据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支配和限制着人们的一言一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僧侣队伍逐渐壮大起来,大量的佛教经典也     

指人之“货”的语义用法递嬗

以“货”指人起于近代，是现代汉语中“货”的常用义项。从贬称的“贱货”“蠢货”到“吃货”再到“这货”，指人之“货”借由网络媒介在语义、语用色彩及用法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上述演变不仅与社会背景、交际心理、语言演变规律密切相关，也与该词语本身的高频使用及高频使用带来的“×＋货”构式的扩展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