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楞伽经》印心到《金刚经》印心

佛教徒的最终目的是成佛,而判断佛教徒是否成佛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佛陀的心印,二是佛陀的法印。佛因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相,且觉行圆满,故其心可为判准;佛法乃佛心的显现,与佛心不别,故亦可作为判准。释迦佛应世时,由于佛教徒对佛陀的绝对信仰,只要得佛心或佛法印可,则弟子的境界无可争议。释迦佛圆寂后,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心印方面说,自然不能说凡亲近过佛陀的佛弟子都得到了佛陀心印;从法印方面说,释迦佛圆寂后传出的非阿含经典能不能作为法印一度都是问题,更不用说以之印可修行者的境界了。由是,非阿含经典提出“依法不依人”的判断标准,将心印置于法印统摄下。龙树等大师进一步揭示阿含经典与非阿含经典的一致性,彻底解决了依从非阿含经典修学者的法印问题。禅宗强调以心传心、心心相印,似乎独重心印,其实并未忽视法印的作用,仍然是心印与法印并重。禅宗以经典印心,原因有五：其一,每有邪师混进佛法中来坏乱佛法,以经典印心可以遏制邪师乱法;其二,既然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佛经自然也可以印心;其三,禅师在堪能传佛心印前有一段修习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依法印心;其四,禅师传佛心印,如不依佛经印心,难以取信学人、息世讥嫌;其五,初心学者未见道前,欲求进修,乃至欲择明师,都必须依佛经印心。当然,因缘不同,禅宗借以印心的经典会有变化,从中土初祖菩提达摩以《楞伽经》印心到五祖、特别是六祖以后以《金刚经》印心就是例证。今天的佛教界与隋唐时期的佛教界不同,多数人不是精通教理,而是不通教理,因此大多不宜继续依《金刚经》印心,而宜依广明教理的《楞伽经》印心,否则修行者难免得少为足。     

<文心雕龙>与佛教关系简论

刘勰师从僧祜佛学道统的基本特征表现在熟稔佛教经藏体系．通过参与造藏和撰写经录《出三藏记集》,佛家经录按不同性质分别撰集．以渊源、内容为分类标准的原则超越了传统目录学的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学科普通性,成为刘勰构造其文论体系的参照典范。刘勰对一体三宝观念的利用及对论体的重视．都显示了他的崇佛倾向。     

道术:佛教进入中土的法门

通常人们以为道教实行禁咒,佛教徒拒绝诸如此类的把戏。有时佛教徒自己也公开宣称拒绝方术。当今的学者在讲解佛法的时候,一般将其定义为教法、理法、行法、果法,其"行"指依教理而起的修行。这样一来,道术在佛教的行法中就没有任何地位了。但实际情形是,在佛教传播中,道术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考

本文对《西游记》实际所涉及的佛教经目44种进行考证,认定其中与佛教经目全同者计19种,基本相同者计11种,无此佛教经目然与佛教有一定关系者计10种,查无所据者4种。这说明,《西游记》的作者并不是如鲁迅所说"尤未学佛",《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亦并非完全"荒唐无稽"。然作者亦不是虔诚佛教徒,其创作《西游记》亦并非有意宣传佛教。     

试论梵净山的灵山朝拜——兼论佛教心灵环保与生态和谐

贵州名山梵净山,是百姓心目中的灵山,故又名"梵净灵山"。佛教文化中,灵山本指释迦牟尼佛驻锡道场灵鹫山;佛教传入东土之后,灵山被古人赋予了自性灵山塔之义。梵净灵山周边的人们视它为释迦牟尼佛与弥勒佛的道场,很早以来就形成了朝拜梵净灵山的民风习俗。梵净灵山朝拜,源于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兴盛与教化。梵净灵山朝拜,本质是佛教徒对佛教心灵环保与生态和谐思想的最好实践与诠释。     

辽代佛教供养行为考论

在辽代佛教信徒的信仰活动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供养行为。钩沉辽代考古实物资料和石刻文字资料发现,辽代佛教信徒所供养的对象为“佛”（诸佛造像、佛塔舍利）、“法”（各类佛经）、“僧”所谓之“三宝”;施供之物品种类繁多,但以香花灯烛及衣食等为主;供养人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分布于辽代社会各个阶层;供养模式,多为夫妻与子女等“合家”供养,亦有邑社众人集体供养者;供养人为表示对佛的虔诚,往往还绘、刻自己的形象,置于被供养对象侧旁;供养行为的终极目的,或为赎罪灭苦,或为祈福消灾。     

僧肇的"不真空"义--兼谈"六家七宗"对"空"的理解

"空"是佛教大乘空宗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界对之有不同的理解。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格义佛教"以"无"来解释"空",或认为"空"是"本无",或认为"空"是"色无",或认为"空"是"心无",总之是认为"空"只是"无",而与"有"无关。僧肇作《不真空论》,驳斥了"格义佛教"对"空"的这些错误理解,认为"空"是"色法"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有无间性","空"不简单地就是"无",而是由"有"和"无"共同构成的。因为构成"空"的"有"和"无"都是"不真"的,所以"空"也是"不真"的,是为"不真空"。     

西部大开发与“黔中三宝”研究

在贵州的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 ,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接轨的当首推“黔中三宝” ,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这“三宝”是黔中传统文化中的奇葩 ,它们至今不仅仍然能够给予人们以形上智慧的启迪 ,而且能够为具有高文化含量的新型人文经济开辟广阔的前景。因此 ,寻找、抢救、保护、整理、开发、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建立良好的开发和研究环境 ,是贵州经济与文化大开发和大发展的应有之义。     

论佛教之“罪”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化及其限度

"罪"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刑法史的主题之一。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差异,佛教之"罪"与中国古代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伦理价值、功能取向以及惩罚方式等方面,这些差异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吸收和排斥的基础。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的吸收区分普世性与特殊性,并分别对应普遍民众与佛教徒,权力配置、根本性伦理规范则构成这种吸收的限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法律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具有很强的模式选择性和包容的有限性,中华法系的一个动态特征可概括为"礼法一体的总体趋势,异域文明的有限包容"。     

中国佛教的"无情有性"说

佛教的"无情有性"是随着"佛性"概念而产生的重要思想.关于无情识之物是否有佛性的问题,在佛教中争议很大,争议的关节点在于怎样理解佛性这个概念.如果说佛性为根本觉性的话,无情自然不具有能动的觉性,因此没有觉知佛性,如果把佛性理解为真如理性,站在法性无二或一切唯识的角度,我与世界本是一体,则情与无情同具佛性.因此,无情是否有佛性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佛性概念.     

论汉传佛教的“慈悲”美德精神

"慈悲"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其义为"与乐拔苦",它决定了佛教的伦理化特征,也奠定了其在汉传佛教伦理中的"母德"地位,即诸德之母,因为佛教中的戒律(制度化的道德规范)以及佛教诸应用伦理中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皆依"慈悲"精神而确立,皆体现"慈悲"精神、皆统摄于"慈悲"精神。佛教慈善则是"慈悲"精神的弘扬与践行,是佛教服务社会、饶益众生的主要方式。     

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的辩经

辩经是藏传佛教僧人修学的主要方式,起源于印度佛教的论义,完善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改革。西藏昌都强巴林寺是格鲁派的重要寺院,保持着完整的辩经传承,其辩经的核心内容是“五部大论”,在特定规则的要求下展开“立宗辩”或“起坐对辩”。强巴林寺辩经具有鲜明特点,在寺院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够促进僧人潜心修学、探究佛理、提高思辩能力,而且也是僧人考取学位、寺院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重庆南川金佛山与“古佛应迹”

重庆金佛山是通往贵州必经之路的一座高山,这里早在宋代就已是佛教道场,明代以后金佛山的佛教发展鼎盛,全山上下有几十座寺院,并被称为"川东第一山",是明清时期西南佛教的著名"古佛道场"。本文讨论了金佛山古佛道场的定义,认为该山除了人为地定为"古佛道场"之外,还与全山的山形走势有关,但对佛教徒来说,更重要的是山与心的合一,金佛在佛界的地位最高,所以金佛山就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山。     

《韵镜》内外转研究综述

《韵镜》共有四十三幅韵图,每一幅图都标明“内转”或“外转”;其中“内转”包括通、止、遇、果、宕、曾、深、流八摄,共有二十一图;“外转”包括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八摄,共有二十二图。内外转的“转”来自《悉昙藏》,本指声和韵辗转相拼,有转合之义。从韵图上看,则更为直观。韵图横为声、纵为韵或者横为韵、纵为声,声韵相交合为一个字音。所以,一个韵图之内,就有许多的声和韵辗转相拼,合成许多不同的字音,总为一图。因此,到了宋代,“转”字逐渐衍申为“图”的意义。至明清时期,则把摄和转混为一谈。那么内转、外转究竟是什么意思,《韵镜》并无明确解释,而对其进行诠释者各执一词,自成一派。现在我们将一些主要观点陈述如下:一、有无真正二等韵来区分内外转,有则外转,无则内转这是现代学者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以《四声等子.辨内外转例》为代表,它说:内转者,唇舌牙喉四音更无第二等字,唯齿音方具足;外转者,五音四等都具足。今以深曾止宕果遇流通括内转六十七韵,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括外转一百三十九韵。《切韵指掌图.辨内外转例》亦云:内转者,取唇舌牙喉四音更无第二等字,唯齿音方具足;外转者,五音四等都具足。旧图以通止遇果宕流深曾八字括内转六十七韵,...     

《坛经》的生命观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佛教著作中唯一成为"经"的佛典,《坛经》是六祖慧能"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生命观的最可靠文献。《坛经》关于生命的体悟不仅从涅槃性空的高度来观照生命的"毕竟空",而且注重从修禅者自身出发,来自我体悟自心的解脱和自性的成佛。《坛经》的生命观主要有五个方面——自心:生命本源论;自行(自修):生命解脱论;自见:生命智慧论;自在:生命境界论;自度(自转):生命价值论。《坛经》生命观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佛性本自具足的入世精神、积极入世的"人间佛教"思想以及关爱生命的和谐生活理念。     

隋唐时期佛教与科技发展关系论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集大成阶段。佛教兴盛建立在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统治者的扶持及佛教自身发展等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佛教的发展与兴盛。佛教徒所翻译佛经中含有大量与科技知识相关的内容,促进了科技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佛法本具的圆融无碍精神也成为隋唐时期科技发展的重要助力。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经过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过滤、转换和折射,在其可能范围内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相应的推动。     

何谓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

论文以提问的方式展开对论题所涉四个关联项的考察,以逐渐澄清"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这一概念的具体意义。论文将近现代佛教学术研究总体视为佛教研究领域一种根本性的范式更迭,是西学普世化进程在佛教研究中的体现,标志着佛教自身解释学传统的断裂。相对于此,论文提出"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之建立,其有别于前者正如基督教神学之有别于基督教研究。"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提倡回归佛陀的教导本身及其在东方世界的历史性开启与实事性发生,它以佛教自身的解释学传统为根基和典范,致力于在现代语境中为佛陀教法本真意义的敞明提供一种现代表述形式,以促成佛教思想的本己表达进入现代学术研究和思想交流的公共平台。作为佛教本真意义在现代语境中的重新构形,其实际的展开将是一个动态生成和不断尝试的"现代格义"过程。     

论唯识学对般若“空”义的诠释与缘起论的重构

缘起思想和实相论思想是组成佛教教理的二大系统。释迦初说缘起 ,本是“空”“有”圆融的。但自佛灭度 ,说缘起者遂开二门 ,一主遮情 ;二主表德。世亲识转变说扬弃中观的缘起论 ,重构佛教缘起学说 ,也旨在二门的融通。唯识学对缘起论的重建 ,首先在于通过建立阿赖耶识缘起论 ,将缘起收摄入第八识的发用 ;到了世亲乃将现行层面的诸法“转变”统一为识的分别 ,将轮回的所依和生命的趣向归结到种子识的相续流转 ,然后将现识的分别义与种识的流转义一并融合到识转变的本体论结构之内。这都是以中期瑜伽派的唯识中道思想对般若性空的精神的重新解释为前提的     

辛弃疾与佛教

辛弃疾因号“稼轩居士”,又号“雨岩居士”,故有学者把辛弃疾看成是一个佛教居士,把他的词也看成居士词。其实不然。辛弃疾与佛教之关系,不过是他具备了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们都应具备的佛教知识与修养而已。虽然仕闽期间,辛弃疾有过参禅经历,但他并非虔诚的佛教徒,也非佛教居士。作品分析表明,辛弃疾对待佛教的立场,完全是一个佛教文化的消费者和享受者的兴趣与姿态。     

荀子论德性如何向善

荀子的性与知、义、礼、伪等核心概念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虽然荀子将"凡以知"归之于"人之性",但并没有对"知"作一个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可当与物相接时,却赋予人一种向善的可能。伪是对人类之性由恶转善的人文规导、价值导向,在荀子的思想中,无论是"仁义法正"之质具,还是义辨之德能,其本身都是与"知"或"智"相关联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质具"是指"心以征知"的先天具有的道德逻辑推理能力,"义辨"是人"生而有知"的对于心所接之物的感知、判断、辨析的道德认知能力。从"质具"到"义辨"本身反映了从知善到行善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内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