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皇室与士族的互动关系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对南朝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了士族士人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二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南朝皇族与士族在文学上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南朝诗歌的“技艺化”及其文化生成机制初探

强化言说技术进而遮蔽言说主体,是南朝诗歌"技艺化"的直观表现;"技艺化"的深层意味在于,在士族"话语权"导向下的文化机制中,南朝文人之所以对诗歌创作趋之若骛,主要在其标榜风流、彰显才学、玩赏娱乐等文化技艺功能,而不是传统诗歌感物吟志的抒情功能.     

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

南朝时期,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极盛—式微的发展过程。这既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致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     

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

南朝时期，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一极盛一式微的发展过程。这既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致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     

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应

南朝齐梁时期 ,皇权政治取代了门阀政治。齐梁君主对门阀士族的基本态度是 :改朝换代之际 ,利用门阀士族来装点门面 ;让他们充当御用文人 ,以满足自己对文采辞章的偏爱 ,仅此而已。与此同时 ,门阀士族政治、经济地位则一落千丈 ,代之而起的是寒人对中央、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全面控制。士族也曾试图改变这种生存处境 ,然而进退失据 ,应变无方 ,自处乏术 ,最终走完了自己辉煌的历程     

东晋南朝陈郡殷氏研究

陈郡殷氏为魏晋南朝时期的重要士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过重大影响。陈郡殷氏西晋时在政坛已开始崭露头角;东晋南渡后,出仕为宦者不乏其人;到南朝齐时已形成一支相当活跃的政治势力。陈郡殷氏能够维持高门地位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婚媾士族,借以提高并保持其政治势力;二是文化传家,使家族中文才相继,好学、博学之士不绝于书,保持了子弟较高的基本素质。     

梁季江陵政权始末及江左士族社会变迁

梁季侯景之乱,具有摧毁南朝统治中心和南朝统治阶级中心的双重含义。建康沦陷后,地居长江上游的荆州,凭借其“分陕”体制框架内的权利资源走上历史前台,并成为建康士族孑遗者的栖息地。江陵士族集聚并重建政权的战争,显性战线有两条,即歼灭侯景以复国、削平宗室以集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隐性的战线,即北朝军事力量介入后可能引发的南北战争。随着显性战线的深度推进,江陵步入所谓“光启中兴”的巅峰。但是,削平宗室的江襄之争使襄阳北折,荆益之争使成都易手,江陵丧失了自固自存的战略要地并使自己直面强大的北朝。承圣三年十一月的“江陵之陷”,导致了集聚江陵士族的全数北迁,标志着江左二百余年士族政治的终结。此后建立的陈朝,社会阶级基础已殊异于前。江陵政权短暂的历史呈现,实质是南朝士族政治趋于末路的悲凉。     

南朝雍州豪族的门第及其仕途轨迹述论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主要由秦陇、河洛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其代表人物多凭藉武力勋功进仕，有的位列朝廷显职。不过，在崇尚士族门第的南朝社会，作为门风尚武的晚渡士族和地方土著豪族雍州豪族的社会地位偏低，其入仕道路不畅。这种差异也直接导致了这个地域势力的分化。     

南朝文人“诗以用事为博”的文化考察

在皇权政治复归、士族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南朝,士族文人为维护其门第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学术文化的深广处开掘,博学融通,试图以繁密、新奇的使事用典建构文学的防线,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以用事为博"的第一个高潮。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分析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十分复杂,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汉族士人自身的因素,也有南朝政治环境的因素。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经历了变化发展的过程,问题的本质在于他们以南朝还是北朝为正统。     

南朝咏雪诗赋比较谫论

诗、赋发展至南朝出现同一题材并为诗、赋二体所关注的特殊现象，咏雪即为典型案例。南朝咏雪赋不但体现了南朝文学写实的总体倾向，而且还承继了汉赋虚设问对的“驾虚”体制特征，又因赋体的铺排特性，其情志抒发直接酣畅。而南朝咏雪诗则因对仗、属对的讲求，敷陈有限，略微点逗，故抒情婉转含蓄。此外，南朝咏雪诗、赋语词关联而构句胡越。     

构建闽南金三角旅游圈的战略探讨

我国旅游业正在从景点竞争、路线竞争、城市竞争进入区域合作的新阶段。厦门、泉州、漳州三市旅游资源丰富,经济联系紧密,文化渊源深厚,旅游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通过分析厦、泉、漳三地旅游合作的基础条件和制约因素,提出了打造闽南金三角旅游圈的对策,促进闽南旅游业和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疏误举正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以史学研究见长,而释录方面则存在一些问题,列举部分例子试作说明。     

论文人画从北宋到南宋之变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影响了绘画,"破体"为文而至绘事,颇多诗画相通之论.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提出了系统的画家修养论;(2)倡导绘画的传神论;(3)确立了"书画当观韵"的标准.在创作上大致可分三类,其中,苏轼、文同、米芾等被视作典型的文人画.南宋文人画的逐渐退潮,除了院画兴盛的外部因素外,更出于自身的原因.其变化与转型体现在五个方面:(1)文人画几可看作是画院以外绘画的代称;(2)有借鉴院画之长并与院画结合之势;(3)创作主力转移到水墨竹石花卉;(4)开绘画与诗、书、印结合之先河;(5)僧道作品形成了狂逸的创作风气.     

从南朝士族到晚唐衣冠户——吴兴沈氏在萧梁至唐末的变迁

作为南朝高门士族的吴兴沈氏,大抵从萧梁后期开始,在总体上呈现出盛极而衰的趋向,并最终沦落于陈朝亡国之后.此后直至中唐,沈氏族人或以将途自奋,或由科举入仕,却皆未能重振家声.中唐以降,诸多沈氏族人在进士及第之后,纷纷迁居异乡而别立门户,成为官方认可的衣冠户,吴兴沈氏的家族组织也因此日益涣散.     

“以类相从”与“见微知著”--关于两部中古赋史的比较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与王琳《六朝辞赋史》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辞赋史的两部巨著,程著注重辞赋的类型化分析,王著则以作家作品分析见长,二书在叙述视角、叙述方法、行文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书写过程中,二书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广博宏富的学术视角、客观的写史态度等。二书的论述,能够形成互补态势,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史全貌奠定基础。     

关于客观评价南朝诗歌历史价值的几点设想——以对南朝诗歌内容价值的重新体认为中心

因研究界于文学内容评价标准中存在的问题,南朝诗歌的历史价值长期以来得不到客观的评价.本文指出,南朝诗歌以辞采为中心的形式经营所得以表现的内容,远较前代诗歌内容概括、精细、曲折和深妙,由此拓展了内容表现空间,能够更为丰富地表现人性的内在要求.以此为基础,南朝诗歌可大致分为宋、齐、梁陈三个阶段,诗歌创作主要呈发展趋势,发展的主要脉络在于愈趋精妙的诗歌形式得以表现趋于概括、丰富、深妙的诗歌内容,其中梁陈宫体诗代表着南朝诗歌发展的顶峰.南朝诗歌以精致形式所得以表现出的抽象概括、精细微妙、曲折深入的内容是唐诗发展的重要基础.     

对南朝文学形式主义美学风格的审视与思考

南朝时期,文人重视以文学形式创新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哲学思维方式转变导致的。当时以玄学和佛学为主要哲学,文学语言深受影响。文人对文学语言的审美价值十分重视,在文学上的创新主要是在语言形式上进行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美学导致了近体诗和骈文的出现,文体研究和形式批评等逐步形成,这就促成了我国古代诗文创作和批评的形式美学传统。     

论南朝佛教与宫体诗

佛教发展到南朝,由重视义理阐发的般若学,转变为重视成佛实践的涅槃学,形成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并深刻影响了南朝后期文学,特别是宫体诗的产生和发展。南朝宫体诗并非单纯的宫廷艳情诗和浮华诗风的代表,它的产生具有南朝佛教文化背景。宫体诗诗人透过绮靡浓艳的描写女性美的诗句,揭示无常世间的虚幻清净本相,通过对美的刻画和婉转曼妙的语言声律艺术,表达对宗教境界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