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四三”惨案述论

"四三"惨案是国民革命高潮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的一起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这起惨案在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中国阵营内开始发生分化,蒋介石日益背叛革命的背景下发生。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武汉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苏联顾问的妥协退让,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行"战略退却"的外交政策,采取了温和妥协事件处理政策,没有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应有的惩罚。     

好警察不如坏小子

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造成两个误解：其一是“警视厅”是日本的警察总部,其二是日本的警察看起来似乎挺牛。第一,日本的警察总部不是“警视厅”,而是“警察厅”。日本没有全国性的警察组织,警察是归各个地方自治体管的。日本全国分成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两府（大阪府、京都府）43县。北海道的警察叫“北海道警”,大阪府的警察叫“大阪府警”,     

日本社会治安管理机制与犯罪防控体系的研究与思考

日本曾有效地规避了工业化、城市化与犯罪率同步增长的“怪圈”,至今为止仍是发达国家中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制度结构的视角研究“日本治安现象”,具体分析日本的警察组织,公安委员会制度、警民共治防控机制、犯罪及再犯罪预防机制和社会整合机制,研究组织机制的内部运营及机制间的联动对预防和打击犯罪的功效,探索制度结构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关系.对比中国的社会治安管理机制,日本的犯罪防控实践提示我们,防控犯罪不是单一部门的事情,构建环环相扣的社会治安管理机制和犯罪防控体系是预防犯罪、保障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制度建设,现代社会中警察职能的独立性具有摆脱传统的政治倾向性,保障警察执法的公正性,缓解警民矛盾和解决社会冲突的功效.警察的职业化、机动化加警力下沉,可形成点线面结合的治安防控网络.重视并支持民众参与社会治安管理,重视对刑事司法以外社会要素的科学整合,将会从根本上降低犯罪率,保障社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1910年10月，满洲里最先发现鼠疫患者，其后鼠疫传至哈尔滨傅家甸，并且迅速恶化，不久在东北全境乃至关外地区扩散，直至清政府控制傅家甸疫情，各地疫情逐渐缓解。到1911年4月疫情完全被扑灭，前后历时6个月，累计死亡达五六万人。此次鼠疫不仅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还影响到日本、俄国等列强在东北的商业利益。面对突如其来、凶猛异常的瘟疫，中、日、俄等国都采取了一定的防疫行动，并且围绕防疫事权展开了激烈博弈，其中日本表现尤为"积极"。日本不仅详细调查东北鼠疫疫情，还按天、按周、按月详细报告东北疫情，并在其领事馆周边地区、"南满铁路"沿线地区、中朝边境，乃至本土采取应对措施。日本采取的防疫措施主要有：紧急撤离日本侨民，成立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实行紧急隔离措施，加强水陆交通检疫、消毒，奖励捕鼠、灭鼠，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日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展防疫，其动机和原因在于：一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严防鼠疫蔓延至日本本土，进而威胁到日本民众安全；二是"缓和"东北民众的排日情绪，不仅要巩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还要趁机攫取更大权益；三是尽早扑灭鼠疫，恢复中日交通和通商，以便抢夺东北的商业利益；四是部分医务人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支援东北防疫。客观而论，日本的防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鼠疫蔓延，遏制了疫情在朝鲜、日本的扩散，为最后扑灭此次大瘟疫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日本借口防疫强行干预东北防疫事务、践踏中国领土主权、歧视中国民众等粗暴行径不容忽视，对日本借防疫实现在东北的政治、外交和经济野心企图更要清醒认识。     

英国警察盘查制度研究

英国警察盘查权力源自普通法的传统。近年来,由于恐怖事件频发和绑架等暴力犯罪案件的增多,英国公众普遍希望警方能更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和控制社会治安秩序,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在这种背景下,英国采取了更严格的刑事司法政策来强化对犯罪控制,表现在盘查制度上,英国警察拦截与搜查权得到一系列重要修正与扩张;同时为了防止警察启动盘查的任意性,将盘查行为纳入《刑事诉讼法》进行规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的警政思想述评

蒋介石基于推行地方自治,巩固基层统治和“剿共”之需要,极为重视警政,提出了“警察是推动一切行政的原动力”、“是民众的导师”以及“警察为保甲之重心”的警政思想。其实践既未能达其“绝匪之根株”的目的,也未能推动地方实现自治,以及“为民众谋福利,进而达到生活优裕精神愉快”。但对中国近代警政的演进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从耻感文化视角分析日本社会秩序现象

现代日本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以及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常有秩序的现象。日本社会的良好秩序现象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耻感文化”在民众意识深处扎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耻”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潜意识蕴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但又不同于中国社会的耻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与本土的制度规范等相适应，外力作用导致了本土文化习俗与传统的突变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入、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等级意识、各种宗教对日本人的影响等是日本“耻感文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耻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     

中国近代高等警察教育综论

中国近代高等警察教育产生于20世纪初,大致经历了清末民初、北京警官高等学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等三个发展阶段.作为中国近代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高等警察教育在最初模仿和照搬日本、欧美的办学经验之后,逐步摸索出一条结合中国国情的多元化借鉴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受到历届政府高度重视的强调警察专业化建设和军事化管理的办学模式,对中国近代警政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1886年长崎事件述论

1886年8月,中俄勘界会议进行期间,北洋水师四艘军舰入日本长崎港上坞修理,13、15日同当地警察、民众发生流血冲突,此事称"长崎事件".中日两国围绕此事交涉、解决过程,对两国影响较大.北洋水师成军后,自恃两艘铁甲舰船坚炮利,至甲午战前海军未曾有大发展,然日本借助此事更加发力建设海军,努力摆脱陆主海从的军事体制,而检证海军效果的是甲午战争的中国战败.     

论19世纪英国新警察社会形象的变迁

自1829年英国建立新警察制度后,新警察的社会形象十分糟糕,被民众一度称为"蓝色魔鬼"。新警察糟糕的社会形象直接影响到警察的发展和有效执法。19世纪中晚期,英国启动警务改革。通过限制新警察权力,淡化警察的专制形象;提高警察效率,创造平安环境;扩大服务范围,满足社会和居民的需要等措施,英国新警察在民众中的形象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一跃成为"宝贝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