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贫困分析(1989-2009)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政策主要针对农村贫困问题,但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干预将日益重要。从城市贫困研究容易争论的两个问题出发,简要介绍了中国城市贫困的由来及其原因,分析了城市贫困的特征及表现,并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实用了多种贫困测量指标对城市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得出了城市绝对贫困在1989～2009年期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相对贫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不公平程度也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等结论。最后,针对实证测量结果给出系列缓解城市贫困的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透析

西部民族地区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目前,全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民族自治县有258个,西部地区就占了224个,占了民族贫困县的86.8%。这里不仅贫困人口多,而且还有相当的贫困深度。西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众多,并且集中连片分布在各省区的贫困地区。各省区的省级贫困县主要也是民族自治县,有的贫困状况甚至超过国家级贫困县。另外,非贫困县和散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也日益严重。本文分别从已经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省级贫困县和未列入上述两类,但事实上确属贫困这三个层次来描述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     

关于中国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思考

中国的相对贫困人口有增加的趋势,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是自然条件、地区发展差距、个人及家庭情况、失业等。解决贫困应从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扶贫解困工作,防止工作流于形式;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个人所得税制,使其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使失地农民获得真正的保障;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其封闭落后的状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再就业教育,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优化研究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是我国相对贫困治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在治理重点、治理地域、治理维度、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主体等方面发生了转变。文章通过分析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现状和特征指出,由于我国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在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立健全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创新。     

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缓解老年贫困的效应分析——基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双重视角

文章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消除了多元回归分析的选择偏误,实证分析了领取居民养老金对老年贫困程度的影响。本文以四种贫困衡量指标为基准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在两项绝对贫困的指标下,领取养老金能够降低约2%的老年贫困发生率;而在两项相对贫困指标下,领取养老金对于老年贫困的影响较小,并且领取养老金不能减缓老年贫困的发生率,反而小幅度提升了贫困发生率。对此,文章提出了继续提升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加快养老保险城乡统筹,完善高龄津贴制度,并增设动态相对贫困线等建议。     

社会贫困趋势与反贫困战略走向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相对贫困凸显,是当前我国社会贫困的一个显著特征。资源禀赋、市场竞争和制度设计诸因素,促成社会贫富分化,并使社会贫困呈现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趋势。政府需要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重新审视扶贫主体、扶贫对象、扶贫方式、扶贫重点,并作出富有实效的反贫困制度安排。     

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基于199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了各类公共财政支出对农村经济增长和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的各类公共财政支出的边际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农村教育和卫生支出对农村的绝对和相对贫困的扶贫效果显著,农业科技三项支出的扶贫效果显著,专项扶贫基金只对绝对贫困的扶贫效果显著,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国际趋势其中国贫困走向进行相应调整,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改变政策取向,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拓宽研究范围,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转变研究方法,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西部地区民族高校学生贫困现状与消费行为研究

西部地区民族高校大学生贫困现状与消费行为包括:1.民族高校大学生消费水平远低于东部地区的高校学生消费水平,研究生的消费水平显著高于本科生,城市生源学生的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农村生源学生的消费水平;2.民族高校学生消费中最高的是饮食花费,学习的花费次之;3.民族高校收入弹性比较高的项目主要是恋爱、服装、医疗保健支出,价格弹性比较高的是服装、恋爱和学习项目;4.民族高校大学生贫困面比较大,贫困学生主要为农村生源。     

论民族地区的贫困与反贫困

本文分析了民族贫困地区贫困的原因和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特殊战略意义，提出了区域性瞄准和人群瞄准的双目标反贫困战略，并提出以人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为重点的战略措施     

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得到了世界公认,但对于中国当前的贫困程度,国际、国内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最常用的两个估计数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生活在1美元1天标准之下的贫困人口有1亿多,国家统计局测算的年人均纯收入在683元之下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365万。对贫困规模的估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些贫困标准采用了什么测定方法、代表了什么样的贫困水平、是否符合现阶段中国贫困与反贫困实际,是否需要调整?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比较。     

民族地区集中贫困与产业结构关系探讨

自2005年以来,我国贫困人口逐渐向民族地区集中,且贫困程度更重,脱贫难度更大.民族地区的产业构成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与东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处于工业化前期,产业结构不能富民,导致贫困人口逐渐集中于此.在当前科学发展理念下,民族地区产业选择和调整的难度加大,决定了贫困集中趋势将持续下去.地方政府要以富民为目标取向,科学选择和调整地方产业结构.     

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

后小康时代中国扶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五大特征,同时也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有效性和文化贫困四大治理难点。对此,必须构建转型衔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人文发展机制四大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顺利实现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试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我国西部是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地,各式各样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交互相融.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使她由一种文化形式成为一种物质资源,对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新发展阶段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以CFPS2018年的农村家庭数据为样本,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双重视角出发构建符合新发展阶段情景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指标体系,采取改进的AF法识别、测度和分解农村居民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在受教育年限、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家庭平均旅游支出等几个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在收入、健康、生活水平等维度上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从多维贫困指数的变化来看,随着＜i＞K＜/i＞值的上升,多维贫困指数虽然在逐渐减小,但在＜i＞K＜/i＞₁=0.2和＜i＞K＜/i＞₂=0.4时的贫困指数仍然较大,表明农村居民家庭在4~7个指标上发生多维贫困的概率较高;进一步的指标分解发现,在吉林、辽宁、广西等地区,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和高绝对贫困返贫风险共存,家庭人均工作小时数和家庭人均旅游支出等休闲维度指标逐渐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产生重要影响。     

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成因及其对策探析

我国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尤其是农村,而其中大部分贫困人口又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合是我国西部贫困人口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探讨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的贫困问题对于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从反绝对贫困到反相对贫困:社会救助目标提升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社会救助的目标须从反绝对贫困提升到反相对贫困,发展成为应对相对贫困的重要长效机制之一。我国社会救助目标提升是反贫困战略转向的现实要求,是实现"弱有所扶"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救助发展完善的内在需要。应该认识到,社会救助目标提升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相对贫困治理的功能和经验不足,社会救助管理和运行方面的制约以及相关外部环境因素的压力。基于此,需要按治理相对贫困的要求改革贫困标准和社会救助资格认定机制,增加救助服务并提高社会救助待遇标准,改革社会救助管理和运行机制并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救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