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修辞方法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在谋篇布局的基础上,以寻找言说关键词进行说服的思维活动。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主要是"把法律作为修辞"以此进行说服,因而法治意识形态的属性比较明显。只要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把法律作为修辞",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法律就有了话语权。然而,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以说服、信服为目标,因而不能刚性地依据逻辑的推论,或片面地以权力进行压服。法律修辞方法所寻求的,是以形式法治为主,并附之以实质法治的方法;旨在思维的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目前进行的法治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是矫正片面的权力思维或实质主义思维的弊端,理顺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关系。在权力政治言辞过剩的情况下,倡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说服方法。这对法治意识形态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公务员法治思维

基于合法性、公平正义与正当程序之上的公务员法治思维既要关注由外在学理模式变成内在思维模式即内化于心的过程,更要强调由内在思维模式转化为外在行为模式即外化于行的过程。内化于心的过程需要加强法律教育推广法律语言运用、在实践中强化法治思维以及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文化中的涵养等来促成;外化于行的实现需要以法治思维引导中国治理、激励依照法治思维运行的权力行为以及依照法治思维监督权力行使等来支撑。     

意识形态法治化及意义

法治是现代政治的运行方式,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权力运行失灵的有效方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势在必行.然而,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改变传统的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树立与现代政治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并将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方案进行法治化塑造.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当下最大的政治.中国社会需要在法治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决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确定深化改革的措施,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转型.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法治”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命题.这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法治思想史的重大转变.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非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法治之理,法治之理是人们公认的法治规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接受宪法、法律的约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构需要阐明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方式;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要方法的战略实施.     

“法治方式”的定位及塑造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正确的政治决定,人们非常重视诠释它的政治意义.然而,仅关注法治方式的政治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法治方式的法学、法律意义.因为,“社会矛盾”在执法、司法领域表现为“具体矛盾”,具体矛盾的解决需要倚重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规则.在缺乏法治启蒙的背景下,需要改造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塑造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强调尊重执法、司法的规律,反对权力的绝对化,倡导行为主体要像律师那样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法治.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法治思维养成的几个问题

法治思维是以法为价值之要、以法为行为之规、以法为治理之本的思想模式,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重要修养,更是法治建设的系统工程和历史性任务。法治思维养成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首先要创造好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条件,其次要重点抓住公民教育、法律威信、法治实践和民主精神等环节,最后要处理好法治思维养成与德治思维养成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平时状态养成与应急状态养成的关系。处理好实体正义偏好与程序正义偏好的关系。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思维决定行为。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要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何谓法治思维？依笔者看,就是以法为价值之要、以法为行为之规、以法为治理之本的思想模式。法治思维养成,就个人而言,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重要修养;对一个民族而言,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和历史l生任务,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到精神,从国家到社会形成合力。笔者持一种广义的观点,认为要创造好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条件,重点应抓住法律威信、法治实践和民主精神等环节,处理好几个关系。     

让法治成为全民的信仰

党的十八大将"法治"确定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由此成为我国改革路线图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要真正发挥"法治"的基础性作用,建成"法治中国",我们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现实中,违法乱纪、权力膨胀与腐败、司法公信力丧失、一些民众信访不信法等问题依然存在。人民没有法治信仰,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卢梭说过:"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法治作为一种信仰,不仅要求人们以法律为行为准则,任何行为都恪守法律,而且     

法治政治与规则政治

法治政治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广义政治"的思维方式。根据法治政治的观念,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谋求社会公共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活动;崇尚法治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并因此而区别于东方权力政治的文化传统;法治政治本源于自然或人的规则理性;法治政治是以规则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法治政治的最高实现形式必然是宪法政治。     

法治论者的思想挣扎——法治迈向方法论时代的理论背景

纯粹的法治论者在我国并不多见,因为我们无论是对待宗教还是法治,都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法治命题或理论的矛盾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不仅是因为专制与法治长期较量,而且政治始终绑架法治,权利一直屈从于权力。形式主义的法治理念很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实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却大行其道。因而,在思维方式上总是政治压制法治、克制屈从于能动、情感抑制理性、法律依顺道德。后现代法学打着法律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旗帜,对法治不断的解构,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法治的信心而表现出绝望,尤其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中位置颠倒等等,使得法治论者只能在痛苦的思索中挣扎。社会需要一批捍卫法治的卫道士来弘扬法治的基本理论。     

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协调发展的思考

民主法治是一种文化,它可以分为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两大部分。显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它包括政治法律规范、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设施等三个层面;隐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法律心理、政治法律意识和政治法律思想。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显型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略显滞后,主要表现为：隐型的权力本位思想与显型的权力运行规范的冲突;隐型的权利意识与显型的民主制度的反差;隐型的法律心理与显型的法治原则的背离。当前,为了实现显型与隐型民主法治的协调统一,应重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进行隐型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普及和传播民主法治背后的文化、观念、价值等,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与现代的政治法律相适应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即培育人们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而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则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制度等环境之中。     

应对入世挑战 推进我国法治建设

中国加入WTO对法治建设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也带来了新的契机。入世有利于以世界通行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充实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尤其是宪法、外贸法、外资法、知识产权法 ;有利于提高司法的权威和统一 ,完善司法审查制度 ;有利于政府依法行政 ,转变行政权力作用方式 ,提高行政行为的公开化 ,建设精简、效能、规范的政府     

论国家善治与法治

国家善治是当今时代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主题,其民主政治的前提基础、国家善政的核心内容、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国家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发挥其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国家善治的实现创造条件;以法治方式实现国家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要求以法治思维引领治国理政、以良法之治化解社会矛盾、以综合治理助力法治在实现国家善治中的作用。     

法治思维: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不同阶段对法治建设的领导者、推动者的要求各有侧重。从十八大的法治思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现代治理能力,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思维,凸显出法治思维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治理者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并依照法律治国理政。法治思维作为法治建设中的融贯性因素,是连接法治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行为的中介。法治思维是一种合法性思维、程序思维,它要求基于法治精神和法律规则来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求治理者培养并具有合法性思维和程序思维,尤其是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使之与党的领导地位相适应。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为基础，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核心，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为要求，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作用。在现阶段，探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构途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魅力法治所衍生的苦恋——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思维方向的反思

形式法治的思维方式是法治的基础,实质法治只是一种对机械司法的纠偏措施。但在我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很多政治法律人却试图超越形式法治的束缚,追求更为理想的、能够与时俱进地适应政治要求的实质法治。从世界法学思想的发展趋势看,在对法治弊端的批判与反思中,形式法治理论正在走向式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应该超越形式法治,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之路。如果真的想实现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提升,就必须警惕实质法治的反法治倾向。在整体性中国文化之下,我们没有经过一个严格法治的阶段,现在需要用法律方法提升法治的整体水平。但是,这种追求法治的良苦用心常被误解,正在上演一出法治论者对人民表达忠诚的苦恋。     

对形式法治的辩解与坚守

认清实质法治的意义、功能,抑制其作用的过度发挥,坚守形式法治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固有的整体性文化,突出了辩证思维方式,使得根据法律思考的法治思维很难贯彻下去,法律的权威、明确性、稳定性、意义的固定性常在矛盾的思维中受到贬抑.同时来自西方的批判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流行,更加剧了法治思维方式的瓦解.对实质思维方式的坚持,导致了形式法治的思维方式的衰落,法治理论似乎有被瓦解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述与论证:形式法治是法治的脊梁,没有对形式法治的坚守,或者说在中国如果不补上形式法治这一课,根本就无法实现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形式法治需要法律方法的协助来完成各种使命,因而不能轻易否认形式法治对实现正义的功能.只有在坚守形式法治的前提下,实质法治才能发挥对社会调整的积极意义.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为基础,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核心,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为要求,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作用.在现阶段,探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构途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思维的承载主体与实现路径分析

法治思维的承载主体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党政干部、法律职业者和普通民众。这些主体在实现法治思维方面各自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畸形的政绩观扭曲了党政干部的法治思维,对实质法治观的盲从消解了法律职业者的法治思维,法律信任的缺失和体制外维权的盛行也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法治思维的形成,为此需要建立健全以法治评价体系为主导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以形式法治的思维主导法律职业者的法律适用行为,重建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畅通其维权渠道,以促进法治思维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