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人物报道策略与传播技巧的嬗变

典型人物报道在中国新闻传播中独树一帜,一直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回溯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历程,它走过了萌芽起始阶段、繁荣鼎盛阶段、畸变扭曲阶段,如今它又步入变革创新阶段,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运用文献分析方法,以延安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对中国媒体(主要指报纸)不同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进行重点解读,通过分析代表性典型人物报道的文本特征,探寻报道文本与媒介生态的相关性,进而透视典型人物报道的演进历程、典型形象的变迁脉络,以及典型人物报道策略与传播技巧的嬗变轨迹.     

重大突发性灾难报道的视觉传播——以日本3·11地震为例

公共媒体与自媒体两种媒体形态存在于同一社会场域中,对于重大突发性灾难报道的视觉传播处理,或理性冷静,专业意识强烈,或人情味儿十足。以NHK(日本广播协会)为代表的日本公共传媒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成为维系国民精神和秩序的公共平台;以Twitter和Facebook为代表的新型自媒体力量从安慰文化的维度出发,以"治愈系"的口吻温暖发声,进行民间自救。     

延安《边区群众报》典型报道特点浅析

延安《边区群众报》作为一份大众化的传播刊物,其典型报道主要侧重于挖掘和报道典型人物与典型生产经验。通过传播这些典型人物、典型生产经验,该报对陕甘宁边区群众起到了良好的教育示范和日常生活指导作用。其深入基层、挖掘、报道典型的新闻作风为当今新闻媒体开展典型报道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同题电视民生新闻差异化报道研究——以广州三大电视台对“小碧心”事件的报道为例

电视民生新闻具有受众地域化的特点,而在同一区域内,新闻素材十分有限,因此电视媒体难以避免报道相同题材的民生新闻。"小碧心"事件是广州地区2012年度的热点新闻,广州地区三大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和广州电视台在报道过程中善于挖掘不同点,通过全面系统的新闻策划、多维度的报道视角、全方位的深度报道、生动多样的新闻素材、个性化的解说词、勇于创新的意识等路径,实现同题电视民生新闻的差异化报道。     

论会议报道的改进

会议报道是各类媒体发布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直存在着"远"、"死"、"浅"、"滥"的问题。可从多元信息发布、确定主体受者、选择传播内容、创新报道形式4个方面加以改进,让会议新闻报出"彩"来。     

从全球性事件报道看我国电视财经新闻的国际传播力——以央视《直击华尔街风暴》与“世博会报道＂为例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传播力成为我国媒体参与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电视财经新闻作为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新闻类型,其国际传播力的发展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从提升内容覆盖能力的媒介技术与资源优化配置,到提升有效传播能力的创新形态与媒体品牌,再到提升效果正面化能力的语态创新与信息加工,我国媒体已经积累了许多提升国际传播力的有益经验,已呈现出覆盖范围更广、新闻策划化、新闻本土化等有利趋势。     

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例

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38-1943;年对重庆大轰炸的相关报道为话语文本,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出发,对媒介文本的内容进行分类和量化分析,从报道量,报道内容和报道走势三方面,探讨该报重庆大轰炸报道的新闻理念及运作实践,从一个侧面考察二战期间西方主流媒体上的中国抗战首都重庆形象.     

近年来我国电视重大报道的若干反思

近年来的电视重大报道凸显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看似是当今时代无法破解的悖论,但追根溯源,可以找到悖论的根基;从电视对灾难报道、危机报道和盛会报道三个场域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在灾难报道中诉求人文精神,报道中就没有宏大与细节之争,在危机报道中回归精英主义,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矛盾也迎刃而解,所谓"点名"或"不点名"实为无谓之争;在盛会报道中树立"理性民族观",平衡"兜售民族"与"融合世界",二者将在传播活动中并行不悖。     

区域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新闻生态表现分析——以四川纸媒的2013年暴雨报道为例

突发事件的异常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考量着媒体的报道能力与报道水平,而媒体的新闻反应和报道表现又是其惯有新闻理念和运作特性的集中体现。文章以2013年四川纸媒中的暴雨报道为例,从具体的文本来反观新闻媒体如何在"异常性"事件面前体现"常态性"素质,保持新闻生态的平衡。研究发现:报道中存在信息有意突出与淡化、主题性报道和信息来源偏向等总体特征,新闻生态趋于失衡;而处于同一意识形态下的不同媒体则以具体报道上的异质性来占据各自的生态位。     

新媒体背景下突发事件报道的机制创新——以CNN的《我报道》为例

本文从CNN对泰国政变的报道入手,通过对CNN推出的“I-report”(我报道)运作方式的介绍,揭示国际主流媒体构建突发事件报道机制的新走向,及这种走向背后隐然浮现的新闻学新范式。作者通过对CNN与国内媒体突发事件报道机制的比较分析,指出了国内目前电视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机制构建上存在的问题及应改进的方向。     

对典型人物报道的文化思考

典型人物报道在提供一种社会规范的同时，还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通过典型人物的言行展示一种价值取向与理想信念。只有不断地从宏观关系着眼，把握其对人类本体存在自我解放功能的文化意蕴，进行全面的研究，引出其规律，才能使典型人物报道常报常新，永葆青春。     

报道两会,媒体不能太娱乐化

两会报道对象、报道内容的选择,首先反映的是记者及其所在媒体的新闻价值取向。信息不等于新闻,只有那些具备公共认知价值的即时陛信息,才能成为新闻传播的对象。只要看看每家媒体的两会报道内容,其记者的新闻价值取向,基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刍议电视调查性报道的"尴尬"

电视调查性报道作为一股舆论监督力量,在转型期的中国具有更加丰富的报道资源和良好的生存空间。然而,要做更大的空间拓展则需要舆论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需要电视从业者大胆而稳妥的专业推进,和决策者积极的观念变革。从暗访手段的限制、真实的界定和商业化带来的冲击三个方面展开,理清其中的一些认识,可以给电视性调查报道一个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     

融媒体新闻生产的实践思考

融媒体新闻生产不是单纯新闻信息输出,应将用户体验、产品活力与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深度把握融媒体新闻生产的本质意义,并行思考融媒体传播的“融合”与“拆分”,破除融媒体新闻生产中简单化消融传统媒体、内容同质化相加,播发平台机械化转换等弊端,真正融合声、屏、报、网、微、端的综合优势,拓展新闻产品的信息空间,提升新闻产品的社会价值;顺应受众接受习惯,优化用户体验,依托新闻主阵地,增强新闻产品的美誉度,夯实新闻产品的公信力;打通主流媒体与社会媒体的业务通道,增强新闻产品的活力,扩大新闻产品的影响力。     

历史与逻辑视角的深度报道研究

深度报道是新闻传播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目前有"报道体裁说"、"报道方式说"、"报道理念说"和"报道形态说"等多种认识,这些认识的普遍特点是缺乏历史与逻辑的视角,对深度报道的解读难免存在盲点和误区;从历史角度看,深度报道特指解释性报道,后在实践中又增加了其他一些报道形式,最终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新闻理念,而从逻辑上,学者们普遍认为的深度报道的体裁形式,与深度报道之间不都是必然关系,还存在一种或然关系。     

阐释性呈现: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解析

本文以电视考古新闻报道为例,在广播电视艺术学、传播学和考古学的架构中,思考考古学大众化的问题,认为考古电视新闻报道应该注意如下问题:超越电视考古报道的技术逻辑,解释比描述更重要;避免零散报道造成的历史隔断,利用考古新闻宣扬中华民族文化;强化电视考古报道节目的文本意识,新闻生产要对历史负责。     

空间介词的语义分析及语义变化

英语介词长期以来都是语言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章针对空间介词(in,on,at)的语义分析及其语义变化进行了研究。从语义学角度来看,空间介词的语义以及语义的范畴会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产生新的语义场,呈现出不同的语义。     

媒体内容生产"视频化"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的受众离开报纸、杂志和电视转而从手机获取资讯,重组新闻生产能力、再造新闻生产流程,推动内容产品适配手机屏已经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当务之急.对于文字内容生产者来说,这种挑战不仅仅是受众"在哪获取文字资讯"而是很多受众"不再通过文字获取资讯".受众信息获取渠道"视频化"的特征,倒逼传统媒体推动内容生产"视频化",...     

新闻话语群口时代媒体对公共政策影响

本文以代表中国电视从"政策式传播"向"公共传播"变革的媒介产品——"新闻群口谈话节目"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媒介产品的存在与发展对于媒体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以及舆论方式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此类节目的内容、形态及影响力三个维度的实例分析,找到了大众传媒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趋势,即从"权力话语"到"公共话语"的前景。这一转变不仅回应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对于媒介的某种期待,也回应着公众对参与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媒介期待。     

城市品牌建构与传播视野下的城市电视新闻报道分析

传媒是城市的产物,却又反哺着城市,包括城市电视媒体在内的现代传媒对城市品牌的塑造和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电视新闻报道在传播城市品牌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在内容上关注城市百态、营造城市氛围、倡导城市文化、突出城市特色,报道手法和叙事语言上,多采用平民化的风格,表现形式丰富。它以动态日志的功能,每天以影像的方式记录着城市里发生的一切,它是当之无愧的城市品牌影像志。但它同时也因为其固有缺陷在一定意义上削减了对城市品牌的传播和影响力。我们需要通过主题新闻策划、提升新闻品质、提升媒体形象等举措在一定意义上提高城市品牌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