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

本文分别就学者及其著作、研究项目、学术话题、理论讨论等方面回顾了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在台湾发展基本状况,重点介绍了关于汉人宗族研究、祭祀圈研究、台湾汉人社会形成等领域主要研究成果和理论进展.同时,本文还结合社会背景的发展,具体探讨了社会变迁对汉人社会研究发展的影响.     

祖说与族说——边陲汉人亚群体集团的身份界说与认同形塑

汉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但是汉人社会有诸多亚群体存在,尤其是在古代中原以外的边陲地区。汉人亚群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历史的、情境的、实践的及情感的要素。边界互动中根据历史情境而相应产生的情感及价值判断,是汉人亚群体得以维系认同纽带并获得相对独立族群身份的基础。贵州安顺地区"屯堡人"的案例研究表明,族群认同存在中间层次并具有现实性,这为我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一种新解读。     

清代前期的凤翔社会

明至清所修五部凤翔府志反映了明清时期凤翔地区的社会状况:1.明末战乱使凤翔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2.清初豁免地丁、兴修水利和道路,恢复了凤翔经济,又广泛任用汉人作官并旌表忠孝节烈,稳定了凤翔社会秩序.3.乾隆年间,凤翔地区人口耕地增加、市镇恢复、城池修葺、学校兴办,呈现盛世繁荣景象.4.生产力低下和剥削残酷使农民生活仍然贫困,政治体制的僵化和教育落后导致的民众观念的保守愚昧,使凤翔社会盛世局面的难于持续.     

清代东北的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

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东北地区是以驻防八旗为核心的非汉人社会,同时也有较少数的汉人以各种形式流向那里。所以,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各民族集团间出现了比较相互的影响关系。本文通过几个方面,就19世纪前半期以前的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是以怎样的形式被融人到当地社会的,他们和其他各民族集团构筑了怎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金川战役与大、小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的兴起

山神崇拜是两金川地区苯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墨尔多、甲索为代表的嘉绒神山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崇奉。在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金川地区的苯教巫士借助山神之力呼风唤雨,念经诅咒,给清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战争结束后,清廷将两金川苯教化的"山川之神"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当中,有关它们在战争过程中"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之事也被刻意遗忘,重新塑以"效顺助灵"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为清廷统治与经营嘉绒地区的重要象征。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

川西北羌地汉人是民国时期民族学家陶云逵所指称的"边地汉人"。羌地汉人在与当地人群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开始部分地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与内地汉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羌地汉人与当地羌藏族群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羌地文化,形塑了那时乃至以后川西北丰富多彩、多元并生的民族文化。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重建羌地汉人的宗教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以展现徘徊于汉羌藏之间的边地汉人社会文化生活的若干面相。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     

台湾“去中国化”之文化类属变因分析

自唐朝起,就有汉人往来大陆和台湾进行贸易活动,历经明郑、清朝、日据时代和二战后四个时期,台湾的汉人数量不断增长。在一个以汉人为人口主体成分的台湾发生"去中国化"现象,这需要从文化类属的变化着手探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第一次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文化类属,形成了"台湾人"是日本人的群体认知氛围;民进党为"台独"而推行"去中国化"第二次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文化类属,形成了"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群体认知氛围。由此造成两岸文化认知裂痕,成为实现两岸统一的巨大障碍。     

由富求贵:从归化州张氏看辽金燕云豪族的发展路径

作为燕云地区的土著,张氏家族大约兴起于辽代中期.该家族主要通过占有土地和经营土地致富,其家产经营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传统.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张氏家族不忘谋求政治地位的提升.由辽入金,张氏家族不但从普通富室上升为官户,而且入仕人员逐渐增加.与此同时,张氏家族还依靠在当地的婚姻关系、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对各种地方事务的积极参与,积极营造地方社会势力,并在当地具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燕云地区在辽金时期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区域,该区域豪族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方民族统治下汉人地区社会关系的演变.     

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乡村占地面积广阔,其乡村振兴问题既独具特色,又十分重要。基于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若干村庄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当地"人口流动性、规矩的形成方式、交互秩序的确立方式、社群结构、核心价值观、家庭的构成、亲族之间的关系、保持社会运转的力量、地方治理与纠纷调停者"等九个方面的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乡土社会正处于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之中,从"礼治"迈向"法治"是其未来振兴的必由之路。为此,必须坚持边疆治理的"多元一体"格局,建立新型的"纠纷认知观",并且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律制度配套和文化转型。     

1904-1931年黑龙江人口职业状况概述

清代,黑龙江是封禁最久的地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痛感边疆危机,遂实施开禁实边政策,关内移民大批涌入,黑龙江地区人口激增,形成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外来经济侵略与国内资本投入,又使职业门类增多。传统的职业结构迅速发生变化,农工商业人口显著增加,职业结构扩大,从业人口技术水平提高。职业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生活,主要体现在改变了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发展;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开发。     

江河源头话“於菟”──青海同仁年都乎土族“於菟”舞考析

本文在考察巴楚古俗的基础上,对青海省同仁县年都乎土族的祭祀舞蹈“於菟”(虎)舞作了比较深入地分析,指出它与古代巴楚地区的崇虎尚巫之俗一脉相承。明初,江南一带(包括巴楚地区)的一部分汉人,来到青海同仁地区屯边守塞,其中不少汉人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同时也将这一习俗带到青海同仁土族地区     

关中“水利社区”与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

文章以关中"水利社区"为例,探讨了中国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宗族模式"并不能解释复杂的汉人乡村社会,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宗族乡村"的视角可以弥补这个缺口.在北方乡村社会,一般是非血缘性的组织"会"在引导乡村社会的运转.本研究企图超越和延伸人类学早期汉人社会研究的框架和范式.     

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的广西社会经济

(一) 秦汉时期广西社会经济结构比较复杂,汉人的封建制和越人的奴隶制以及大量遗留的氏族制同时存在。到三国两晋南朝时期,无论汉人居住地区,还是由越人发展而来的俚人居住地区,封建制和奴隶制都有新的发展。 早已采取封建生产方式的汉人居住地区,在东汉时期已出现了地主田庄经济。苍梧、贵县、合浦东汉墓葬出土的陶制明器,就有象征这种地主田庄经济的楼房、粮仓、水井、农田、作坊等模型。作坊内还有从事操作的工匠,看守大门的兵丁。这些出土文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时期广西地主田庄的概貌。 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其中有些世家豪族也南迁入交广地区。如祖籍鲁地汶阳的士燮一家,在王莽时避居广信,历六世到士燮的父亲,就任日南太守,士燮兄弟     

弱智与贫困——我国中西部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障碍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弱智与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弱智与贫困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恶性循环不仅影响着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严重制约着中西部地区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要打破中西部地区弱智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必须进行开发性扶贫，即通过开发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创造中西部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     

儿童弱智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关系的初步研究——以宁强示范区为例

为了探讨宁强示范区儿童弱智患病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在调查当地儿童弱智患病率的基础上,用课题组编制的《秦巴山区乡村基本状况调查表》进行了社会调查,并搜集了当地政府填报的《农村基层组织、农村人口及从业人员情况》统计表,获得了示范区各乡的人口、耕地、农业、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数据资料。对数据资料的分析表明,弱智高发乡与低发乡在贫困人口、劳动力比例、年人均收入,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表明贫困山区儿童弱智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阶段环泸沽湖区域摩梭村塞寨的口传文学及其民俗文化现象

本文以2000～2001年连续两年调查、汇集环沪沽湖区域摩梭、汉、普米等民族民间故事、歌谣的结果,以及在当地的实地考查经验,比较系统地对该地区各族口传文化做较完整的梳理,分出故事类型,比较其流传、变异的情形及社会文化背景,剖析口述故事后面的文化及心理的结构。其中有部分是新发现或与原出版过的民间故事有所不同的口述文本。 究竟口传文学能否与当地的民俗文化现象相呼应?是一项相当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迅速的今天。过去单纯以“女儿国”、“走婚”、“母系社会”等印象去认只环沪沽湖区域的文化现象,可能有过于简单化的问题,也可能忽略了当地民族的彼此影响与共融现象。而且当沪沽湖成为国际知名的文化地区之后,对当地传统习俗的保存,显然有正负两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当地汉人的生活状况,也能反映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弱势文化体制如何重新建构?包括婚俗现象、宗教信仰现象等,当地汉人的民俗文化现象以往都被外界所忽略,本文亦将就此加以陈述。     

古高凉俚汉民族融合简况略析

南朝时期,古高凉俚汉民族融合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出现俚汉民族融合的高潮,到唐初古高凉地区俚人基本融入汉族群体当中.当然,在俚人汉化的过程中,俚人的习俗有所保留,汉人也有所"俚化".部分俚文化为汉人吸收并传续至今,形成了有异于其他地区汉人的以俚文化为底蕴的地域文化.     

那曲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综述

一、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回顾近年来,那曲地区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农牧区,放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工作成效显著,圆满完成了本地区“九五”人口计划和自治区下达的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6‰以内的指标。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归纳起来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加强领导,转变观念。地委行署领导从当地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到了在当地实施计划生育的重要性、紧迫性,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了很高的位置,切实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自上而下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形成了层层有人抓处处有人管的良好局面。2.经费投入逐…     

流动社会“代耕群体”的社会融入——兼评阳江苗族代耕农案例研究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在各民族的迁徙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传统乡村社会的人口迁徙依附在土地之上,并以获取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为主要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被由乡村到城市的“主流”迁徙模式所遮蔽。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现象,是一种“离乡不离土”的社会样态,“以土为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依然是主流,即没有离开土的范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地区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代耕农群体,这种典型的迁徙模式在移民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苗族代耕农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研究》一书以阳江苗族代耕农为案例,探讨当前乡村外来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其核心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村落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乡村社会的土地和房屋大量向外流转,进而为外来移民群体定居异乡提供了机会。苗族代耕农群体在异乡定居的过程中,重新建构自身的生存空间与社会网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与当地社会的“社会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