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华夷思想浅析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外交往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华夷思想在其处理对外交往事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概括来说,林则徐的华夷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天朝上国"思想、"柔夷"思想、"夷分良莠"思想和"师夷以制夷"思想.林则徐的华夷思想相较于传统华夷观念已经有了变化,但他对西方的认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使他的华夷思想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保守性.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内外服官制度,形成了诸夏与四夷不同的臣服和纳贡关系,并由此产生了民族观念和夷夏有别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族观以性相近论为基础,以仁爱为指导,以是否符合礼义来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主张用夏变夷,修文德来远人。之后的儒家坚持先儒大一统思想,反对夷夏大防,主张兼容并包、民族融合,并通过理论实践和学术讨论,对儒家的民族观作出了重大的发展。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论西南方志中的民族思想——以常璩《华阳国志》为例

西南地区的方志对民族情况常有记载,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亦如此。文章根据《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从夷夏观、民族一统观、西南民族地理观等方面分析了作者常璩的民族思想。常璩的民族思想既对儒家传统民族思想有所继承和运用,也对区域民族地理观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华阳国志》反映的"华夷有别"、"用夏变夷"、民族一统等民族思想在以后的方志中多有体现,并一直延续至清代。     

试论清初汉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薙发令”为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的华夷关系中,以华变夷是"常",以夷变华为"非常"。在少有的几次"非常"当中,对汉人知识分子影响最大、伤害最深的莫过于满清入主中原。清初"薙发令"的强制实施,触及汉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严重伤害了汉人的自尊,特别是对于以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为中心任务的知识分子来讲,更是抹不掉的痛。但另一方面,这种强制又促使人们反思与质疑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是否合法,也体现出了"薙发令"的两面性。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代西南边疆的国家儒学教化体系考述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经略最为深入的一个朝代。清政府用"华夷一家""以汉化夷"的治边思想替代传统的"华夷之辨""以夷治夷",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推行崇儒重道和教化为本的基本国策和治理原则,大力施行国家教化,培养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认同,在深层性及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精神统一体,实现了西南边疆的稳固与统一。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从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去考察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儒学教化体系,论述该教化体系如何形塑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认同,可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的镜鉴。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思想的近代转型

嘉道经世思潮对晚清思想的近代转型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嘉道经世思想家提出的社会改革思想及其方案,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冲击和否定,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意义,而且"对于鸦片战争后一切谋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思想家来说,尤其是对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来说,是起了极为重要的启蒙作用的"。其次,嘉道经世思想家的"开眼看世界",在客观上是对"华夏中心"观和"华尊夷卑"观的否定,有利于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的心态中解脱出来和近代世界意识的形成。再次,嘉道经世思想家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既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对人们的桎梏,开启了晚清学习西方的新潮流;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的轻视科技的价值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有利于西方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费密的"道统、道脉"说

费密通过对程朱道统论的反思和批判 ,提出了他的“中实之道”传承的两条途径 :在帝王之间传承不息的称为“道统” ,在圣门师儒之间传授不断的称为“道脉”。道统是“中实之道”传承的主线 ,道脉是辅线。因此 ,在中实之道的传承上 ,费密表现出了“尊势”的思想特色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清初正统观与遗民辞赋创作

"正统观"是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命题之一,"正统"说自产生以来,争辩之声便哓哓不止,尤其是处夷狄交侵、亡国易鼎之际。清初基于华夷之辨的"正统观",整体呈现如下趋向:清廷以夷变夏的高压政策之下,遗民极力捍卫汉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正统;清廷施行怀柔政策,华夷文化思想观念逐渐走向融合;随着清廷统治日久,基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逐渐消解。遗民辞赋参与清初正统论与华夷之辨,清晰地记录了不同思想语境下正统观的演变轨迹,同时呈现清初不同形态的社会关系。     

正统、道统、治统——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

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是在反思批判传统儒家的正统论、道统论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王船山认为"正统"至少要包含两个原则:汉族自己统治中国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道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王船山对"道统"作出了祛魅的解释,认为道统的继任者不应局限于韩愈、朱熹等大儒所例举的圣人,任何自觉践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和存续中华文化的人都是道统的继任者;道统具有"孤行而无待"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超越时空的"亘天垂地而不可亡"的超越性,体现了王船山对于儒者之统历久弥新的坚定信念、存续中华文化的崇高历史责任感、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感。王船山反传统儒家正统论和道统论的思想分别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

唐末五代士人对沙陀政权的认同,是与他们的国家观、正统观、华夷观密切相关的,也是沙陀人汉化的结果.士人们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先秦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结合现实,提出了以儒家"礼义"、"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最高乃至唯一标准;沙陀人则在内附后由"在蕃"到"入附"、"熟户",成为唐朝的"王人"、"百姓",并最终与汉族融合.沙陀政权由此也得到了汉族士人群体的认同.     

华夷变态三形态

学界的热议话题"华夷变态",仔细吟味,可整理出三种形态。恪守华夷之辨,期待秩序归位;担忧入寇来袭,故蒐集"华夷变态"的情报;用国体论冲击华夷秩序观,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成立准备思想条件。石原道博在其著作中用"乞师"比照"华夷变态",不过是一种恶用而已。     

道统论视域下的宋代抑荀思潮

荀子在汉唐时代曾经与孟子并称为"荀孟",但其道统地位在两宋时期受到学者们的怀疑和否定,"抑荀"成为宋代荀学史上的主流思潮。在荀子思想是否与孔子相合的"醇疵之辨"问题上,宋初儒者尚认同韩愈"荀子大醇而小疵"之说,随后兴起的理学家们则认定其"小醇而大疵"。醇疵之辨还是儒学内部的讨论,随着道统体系的完善,学者们对荀子的学派归属也开始产生质疑,荀子人性论被宋儒批评为源自告子杞柳之说,其政治哲学更被朱熹认为是申韩之学。荀子不能进入儒家的道统谱系,还因为他在道德层面不能达到儒家圣贤所应具备的精神境界,在宋儒特别是理学家看来,荀子并不完全具备儒家所努力倡导的圣贤人格。     

道统的重建——二程“道统论”的政治自觉及其限度

二程接续儒家道统,以批判佛老、复兴儒学为己任,提出"天理即道",并以自身的政治、学术实践抵御和限制君权对道义的戕害。但二程对道统议题的理解有其局限和不足,在现实政治中,他们的道统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对政统的超越和支配,只能成为在思想领域指引着实践政治的可能方向。     

道统与政统——王安石与宋代孔庙配享的位向问题

后世孔庙中,四配和十二哲、从祀贤儒一样,均依世次东西相对排列在孔子两侧,但宋代孔庙的配享位却全都安排在东侧。关于宋代这一礼制产生的原因,古今不少学者都以为是由于王安石配享时位次超越孟子而后又被罢祀所致。事实上,这与神道尊右的传统观念有关,是唐宋孔庙礼制沿革的自然结果,与王安石配享并无关联。王安石因追封王爵而打乱了孔庙祭祀系统的爵位等级制度,加之王安石给人留下的"僭越"成性之印象,以及南宋不断攻击王安石的政治和思想空气,都导致了"王安石配享躐位说"的产生和流播。在儒家道统论不断高涨的宋代,"王安石配享躐位说"以及王安石的道统命运成为今人观测其时道统之限度的一个绝佳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