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治理中的跨国婚姻移民:特征、动力及其影响——基于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实地调查发现,跨国婚姻移民现象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不仅数量增长迅猛,地域空间扩大,而且族际通婚比例快速上升。深入挖掘其形成的内在动力,发现其更多是受到民族国家制度与政策差异、市场经济牵引等现代因素影响。随着跨国婚姻移民现象的普遍化,其对边境治理的影响日渐深入,既有负面的,更有积极的。只有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一现象,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善的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体系。     

跨境婚姻行为的人口学分析

云南省边境一线地区的跨境婚姻问题近十多年来非常突出,重点边境乡镇跨境婚姻人数年增加幅度超过10%,最高的甚至达年均30%以上。跨境婚姻问题属于人口学的结构性研究范畴,也与社会经济、个人因素、文化和习俗、价值观等非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跨境婚姻行为并非由简单的个体因素引发,事实上是由很深刻的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所推动。从总人口性别比、农村人口性别比、适婚人口性别比以及流动人口的数据,从婚姻挤压的角度来分析边疆农村青年择偶的跨境选择,一定意义上解释了跨境婚姻行为的合理性。婚姻挤压因素造成的边民择偶外溢,是缓解贫困大龄边民的婚姻、家庭困扰的合理方式,同时也存在很多管理困难和潜在风险,期待着国家层面的法治化和规范化管理。     

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婚姻挤压问题的治理研究——基于“越南新娘”现象的思考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以及边境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东南亚女子因婚姻流入中国的数量呈现激增态势,出现了“越南新娘”现象,中国性别失衡是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以此为背景,运用社会风险放大理论对典型案例“S省多名越南新娘集体出逃”进行分析,从出逃原因、买婚逃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治理建议等方面展开系统性的研究,呈现出性别失衡后婚姻挤压的完整过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越南新娘”出逃的背后是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二是婚姻挤压下的买婚、骗婚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不管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会不断扩大;三是提出了将大龄未婚男性弱势群体纳入国家性别失衡的社会治理政策体系的政策建议。     

边境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边境安全问题,即边境地区面临一定的侵扰、威胁和危害而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鲜明的复杂性、变动性和扩散性等特点。现实中,伴随边境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各种边境其他要素的影响和叠加,直接催生了边境安全问题,并较为突出地表现为边境领土安全、地缘政治安全、认同安全、跨国婚姻、边境空虚化等具体问题。而每一种问题之下,又含有相互关联的多种问题表现形式。面对这样的情势,应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从边境安全观的形塑、边境安全战略的构建、边境安全风险管控机制的完善以及与国家全面发展相适应的优厚惠边政策的谋划等方面来对边境安全问题进行治理。     

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中越边境地区单一自上而下的国家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边民自发的跨国流动与严格边境治理的国家意志有相悖之处,国家的治边方略难以有效落实,治边意志面临着与边境地方逻辑的冲突与困境。在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问题上,要正确处理边民跨国流动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加强边民对跨国流动治理的认同,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边民跨国流动治理,创新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措施的有效性,深化与越南在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方面的合作。通过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文化的不断调试,从而实现边民跨国有序流动与国家有效治边的有机整合。     

保山边民涉外婚姻与边境社会稳定

跨国婚姻,又名涉外婚姻,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存在且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阐述了保山4个边境乡镇居民与缅籍人员的跨国婚姻现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探讨和研究了跨国婚姻本身及其所引发的若干社会问题与影响,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中越跨国婚姻中的家庭内部关系研究——以中越边境金厂镇苗族为例

中越边境苗族跨国婚姻目前在边境区域范围内广泛存在,因婚姻双方未在中方民政部门登记,故被称为“跨境非法婚姻”。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有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婚姻的成因、跨国婚姻引发的户口、家庭、子女、认同、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策等三大方面。”[1]夫妻双方是家庭中的主体,本文从夫妻自我“主位”的角度来探讨跨国婚姻所组成的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婚姻缔结过程、跨境婚姻的独特性和未来走向等方面。     

欧盟非法移民治理及其困境

欧盟非法移民治理政策主要包括移民执法以及国际合作两个方面。从执法政策来看,欧盟采取了提升边界控制能力、加强内部执法力度、打击人口走私、设立专项移民基金等措施;从国际合作来看,欧盟发展了区域、次区域与双边的非法移民治理合作体系,并且把非法移民治理政策与发展援助政策相结合。欧盟非法移民治理是超国家治理模式的典范,但欧盟在移民政策上授权与执行力有限、欧盟外部边界控制的困境、欧盟各成员国间的不同立场、欧盟与第三方合作中的利益分歧等因素都影响着其非法移民治理的效果。     

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

性别比失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光棍”现象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界的人口流动增多,跨国婚姻逐渐盛行,正在成为伴随性别比失衡和“光棍”问题而出现的一个显著社会现象。特殊的婚姻形成方式使得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不同于一般婚姻家庭。本文基于对福建省松溪县的17对中国、柬埔寨跨国婚姻中的夫妻进行的深度访谈,分析了中柬跨国婚姻的夫妻关系,着重探究了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相互制衡,本土丈夫在夫妻权力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社会文化规范的形塑和夫妻双方所占有的物质和情感资源的价值和稀缺性的差异是影响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     

水库移民社区治理的政策表达及其解构

长期以来,水库移民社区治理问题处于政策边缘。但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文本可发现,政策表达中的水库移民工作思路逐步由“重工程”向着“重移民”渐进转向,在不同阶段突显了解决基本温饱、维护社区稳定、推动综合发展的国家意图,并从人力投入、资金供给和政策统筹等方面对水库移民社区的建设、发展及治理提供支撑。导向鲜明、配套完整的政策体系不仅改变了水库移民社区治理事项的顺序排列,而且重塑了政府、市场、社区与移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地位关系及其行动逻辑。对此,既需从政策设计一端细致区分水库移民社区的行政功能与社会功能,也需从政策执行一端完善并优化水库移民社区的外部承接能力和内部治理能力。     

中国-东盟架构下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

位于偏远的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国家认同感的隐痛与政治认同感的冷漠、技能文化定位误区、语言文化定位之困惑,以及行为规范社会化之冲突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正视并积极探求解决边境跨国婚姻家庭中邻国妇女的国籍问题,鼓励依法开展民主政治活动,确保孩子们接受有边境特色的教育.     

云南边境乡村地区虚空化问题及治理机制

边境乡村的治理成效直接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与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云南边境乡村地区出现一定程度的虚空化问题,具体表现为人口、人际关系、文化、经济、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虚空化,这是一个关乎稳边、固边和守边的重要边疆治理问题。在当前新形势下,挖掘云南边境乡村虚空化形成的原因并提出治理路径,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还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兴边强边进程中边境口岸管理的政策制约因素研究

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的实施对边境口岸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是边境口岸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当前,现行政策在加强口岸建设、推进兴边强边政策进程中受到边贸优惠政策、地缘政治风险、边境口岸城镇文化建设、社会民生建设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宏观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兴边强边,不仅带动了边境口岸的发展,也拓宽了边境口岸基层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和法治保障

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和法治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的重要内容。移民信访、搬迁重建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导致三峡库区社会治理存在时代性和特殊性。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就业安置、移民心理、移民信访等问题给三峡库区社会治理带来治理困境和全新挑战。倡导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法治理念和采取社会治理的法治方式才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途径。研究三峡库区社会治理法治保障可为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样本。     

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

越来越多的“外籍新娘”嫁入中国,“外籍新娘”出现在许多媒体和新闻报道中。学术界使用的“外籍新娘”、“跨国流动人口”、“外籍流动人口”等概念都不能准确描述因婚姻流入中国的外籍女性流而不动的情形。研究者将这类现象视为跨国婚姻或女性的跨国流动,但不能准确分析已经在中国长期定居的跨国婚姻女性人群的移民事实。笔者认为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她们已经具备了“国际移民”定义的基本特征。这些女性像所有移徙到世界任何国家的移民一样,是“跨国移民”。因相关移民法律政策缺失,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女性婚姻移民一直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而滞留中国,成为事实上的“非正规移民”,对中国当前的移民政策提出新挑战。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

边境跨国婚姻与我国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基于地缘文化交错和跨境民族族群文化相似基础上婚姻主体的行为自觉,而后者则带有婚姻商品化色彩。我们把跨国婚姻置于边境特定场域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的产生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男性过剩、越南婚姻市场排斥导致的女性过剩、跨境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婚姻主体理性动机以及跨境社交网络构成的社会基础高度关联。跨国婚姻是婚姻市场内生与外延双重机制作用婚姻主体的产物。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人口流动的经济和生态因素分析——以麻栗坡县A瑶族村为例

［摘要］关于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原因分析，过去大多侧重于对历史文化原因和民族认同关系的讨论，民族认同被认为是首要因素。笔者经过田野调查，发现A村的跨国婚姻情况并没有呈现出在单一的民族主体内部你来我往，相互嫁娶的情景，却表现出在不同民族间相互通婚，男性人口相对稳定，女性人口单向度流动的情况。结合当地的经济基础和生态环境状况分析认为，我国内地，麻栗坡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越南北部边疆地带三者之间在经济收入和生态环境上形成了阶梯级次的差别。一些地区为了实现短期的经济利益对生态环境资源进行的开发，更加剧当地生存条件的相对恶化。因此，经济收入和生态环境因素共同推动的人口流动趋向，才是导致当地跨国婚姻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     

内蒙古边境牧区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理论意涵、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围绕内蒙古边境牧区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展开研究,深入探讨其理论意涵,揭示治理主体多元协同化、治理制度完善规范化、治理措施动态有序化和治理工具智慧网络化等核心要素。同时,从现实出发,分析内蒙古边境牧区在应对草场纠纷、草原火灾、动物疫情、非法信贷等社会安全问题时,所面临的理念滞后、制度缺失、主体协同不足和技术支撑薄弱等现实挑战。为破解这些难题,提出加强文化建设树立牧区新安全责任观、坚持制度导向实现重点治理与常态化预防相结合、推进主体协同构建牧区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以及提供技术辅助提升社会安全治理效能等路径选择。     

制度视角下的边民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德宏州为例

边民跨国婚姻的产生除了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之外,还与边境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特殊场域——跨疆界传统小社会及其内部孕育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紧密相关。国家为履行社会控制职能而制定的跨国婚姻相关法规,是从控制跨境人口流动和保护入境通婚人员权益的角度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对跨国婚姻的有序管理,然而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跨国婚姻行为选择与正式制度社会控制职能之间难以弥合的张力,使得边民跨国婚姻面临一定的制度困境。     

乡村治理的“困惑”——对重庆三峡库区乡村治理的解析

乡村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重庆三峡库区的乡村治理,因其独特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而具有特殊性,如大量的人口负载,治理主体弱质化以及三峡工程移民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非自愿移民等等.当重 庆市在"百万移民"的任务中占85%时,三峡库区"乡村治理的困惑"这一问题,便已经超过了其地域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