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治理中的跨国婚姻移民:特征、动力及其影响——基于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实地调查发现,跨国婚姻移民现象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不仅数量增长迅猛,地域空间扩大,而且族际通婚比例快速上升。深入挖掘其形成的内在动力,发现其更多是受到民族国家制度与政策差异、市场经济牵引等现代因素影响。随着跨国婚姻移民现象的普遍化,其对边境治理的影响日渐深入,既有负面的,更有积极的。只有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一现象,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善的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体系。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流变及其思考

中越边境山水相连,语言相通,文化相似,两国边民的跨国婚姻自古以来就存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睦邻友好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这种以地缘、血缘、语缘、神缘、族源、业缘、产缘、趣缘、志缘等为基础的跨国婚姻日益增多。目前,中越跨国婚姻还存在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难、申请加入国籍难、加入户籍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给我国的入境管理、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不利,也影响到当事人的家庭建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尤其要在法制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完善。     

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选择的视角看,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是边民基于跨疆界传统小社会作出的主体性选择。在历史、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下形成的跨国婚姻社会事实,是跨境边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从跨国婚姻的行为结果来看,跨国婚姻在社会控制与主体性选择的冲突中面临明显的制度困境。     

侨乡跨国移民的婚姻形态研究——基于对福州“万八嫂”的实证调查

侨乡的跨国婚姻形态是中国父权制文化在跨国背景下的延续,"万八嫂"是对福州侨乡地区留守妻子的统称。丈夫出国带来了跨国移民家庭中夫妻双方在社会经济、家庭责任方面的重新分配,"万八嫂"承担了多重家庭责任,她们的婚姻品质和社会生活因为丈夫出国而改变,并形成了在经济、地位上对丈夫的依赖。分隔两地的侨乡跨国婚姻遭受多重挑战与冲击,呈现高稳定、低质量的特点,"万八嫂"承受着多重的压力。而侨乡家庭内部两性的不均衡发展,是不利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的。     

中缅边境非法跨国婚姻对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影响分析——以云南省龙陵县徐家寨为例

由于地缘条件、民族传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在云南中缅边境地区形成大量非法跨国婚姻。不仅削弱了中国法律在边境地区的权威,给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隐患,而且损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有条件认可中缅跨国婚姻,为缅甸女性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有助于云南边境地区的长期和谐稳定。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

边境跨国婚姻与我国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基于地缘文化交错和跨境民族族群文化相似基础上婚姻主体的行为自觉,而后者则带有婚姻商品化色彩。我们把跨国婚姻置于边境特定场域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的产生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男性过剩、越南婚姻市场排斥导致的女性过剩、跨境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婚姻主体理性动机以及跨境社交网络构成的社会基础高度关联。跨国婚姻是婚姻市场内生与外延双重机制作用婚姻主体的产物。     

中法跨国婚姻中的文化障碍与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日益发展和世界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中外跨国婚姻现象日益普遍,中法跨国婚姻也随之增多。男女双方在婚姻动机、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文化方面的差异,是中法跨国婚姻产生障碍的主要原因。解决中法跨国婚姻中的文化障碍,必须坚持求同存异、平等交流、优势互补。     

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

中缅边境沿线地区跨国流动人口近年十分频繁,从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两个层面分析研究,其具有双向对流、流动量大、形式多样、结构复杂以及空间分布不平衡五大特征,这是由边境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中越跨国婚姻中的家庭内部关系研究——以中越边境金厂镇苗族为例

中越边境苗族跨国婚姻目前在边境区域范围内广泛存在,因婚姻双方未在中方民政部门登记,故被称为“跨境非法婚姻”。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有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婚姻的成因、跨国婚姻引发的户口、家庭、子女、认同、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策等三大方面。”[1]夫妻双方是家庭中的主体,本文从夫妻自我“主位”的角度来探讨跨国婚姻所组成的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婚姻缔结过程、跨境婚姻的独特性和未来走向等方面。     

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中越边境地区单一自上而下的国家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边民自发的跨国流动与严格边境治理的国家意志有相悖之处,国家的治边方略难以有效落实,治边意志面临着与边境地方逻辑的冲突与困境。在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问题上,要正确处理边民跨国流动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加强边民对跨国流动治理的认同,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边民跨国流动治理,创新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措施的有效性,深化与越南在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方面的合作。通过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文化的不断调试,从而实现边民跨国有序流动与国家有效治边的有机整合。     

边境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边境安全问题,即边境地区面临一定的侵扰、威胁和危害而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鲜明的复杂性、变动性和扩散性等特点。现实中,伴随边境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各种边境其他要素的影响和叠加,直接催生了边境安全问题,并较为突出地表现为边境领土安全、地缘政治安全、认同安全、跨国婚姻、边境空虚化等具体问题。而每一种问题之下,又含有相互关联的多种问题表现形式。面对这样的情势,应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从边境安全观的形塑、边境安全战略的构建、边境安全风险管控机制的完善以及与国家全面发展相适应的优厚惠边政策的谋划等方面来对边境安全问题进行治理。     

中国-东盟架构下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

位于偏远的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国家认同感的隐痛与政治认同感的冷漠、技能文化定位误区、语言文化定位之困惑,以及行为规范社会化之冲突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正视并积极探求解决边境跨国婚姻家庭中邻国妇女的国籍问题,鼓励依法开展民主政治活动,确保孩子们接受有边境特色的教育.     

中越边境华人媳妇写真

中越两国最著名的边境线——横跨在北仑河上的北仑大桥,如今成了继深圳、珠海之后我国第三大旅客出境通道,每天在这里进出的除日益庞大的旅游队伍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批做边贸生意的年轻老板。他们每天来往干中国广西东兴和越南芒街之间,这些潇洒的绅士很受越南佳丽青睐,以至跨国婚姻在当地十分流行,时下仅东兴市就有1000多对这种“特殊鸳鸯”。他们的生活怎样?     

无利不媒:中越跨国婚姻婚介者的行动逻辑

以跨国婚姻中介介绍越南女性与我国T县男性组建跨国婚姻的过程为例,通过对中越跨国婚姻中介的扮演者、媒介跨国婚姻的过程、媒介行为的动力机制的探讨,来剖析跨国婚姻媒介者的行动逻辑对中越跨国婚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越跨国婚姻中介者受经济理性驱使,通过中越散户婚介者合作、在越中方散户中介与合伙人联合、中越婚介组织混合经营等三种婚姻媒介方式,营造了中越跨国婚姻媒介的新形式,产制了中越跨国婚姻关系的商品化属性,进而诱发了相关的婚姻问题。     

我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文章首先概述了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背景与特点;然后对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主要内容即女性婚姻移民迁移的态势、原因、婚姻迁移女性的特征以及婚姻迁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最后就女性婚姻移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应加强研究的领域进行了讨论,提出应从社会融合的视角和社会网络的层面对迁入地是大城市的女性婚姻移民进行深入研究.     

韩国跨国婚姻发展趋势——配偶差异、婚姻稳定度及生育率研究

本研究回顾了近年来韩国境内跨国结婚及离婚的发展趋势,并探究了这些结婚及离婚夫妻的社会人口统计学模式。具体运用了近期的微观调查研究结果以及结婚离婚注册在户的资料,检视了跨国婚姻中配偶之间的差异对于一段婚姻关系稳定程度的影响。此外,外籍配偶的生育率亦为本文关注的焦点。研究结果显示跨国夫妇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正如国际开放性假说所指,从社会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韩国社会对韩国男性寻找外籍配偶持更开放和灵活的态度。现行假说认为跨国配偶的差异性将增加婚姻解体的风险以及缩短婚姻的寿命,但这样的假设似乎并不适用于韩国的跨国婚姻。研究同样发现外籍妻子的生育率相对韩国妻子较低。     

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

越来越多的“外籍新娘”嫁入中国,“外籍新娘”出现在许多媒体和新闻报道中。学术界使用的“外籍新娘”、“跨国流动人口”、“外籍流动人口”等概念都不能准确描述因婚姻流入中国的外籍女性流而不动的情形。研究者将这类现象视为跨国婚姻或女性的跨国流动,但不能准确分析已经在中国长期定居的跨国婚姻女性人群的移民事实。笔者认为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她们已经具备了“国际移民”定义的基本特征。这些女性像所有移徙到世界任何国家的移民一样,是“跨国移民”。因相关移民法律政策缺失,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女性婚姻移民一直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而滞留中国,成为事实上的“非正规移民”,对中国当前的移民政策提出新挑战。     

欧盟非法移民治理及其困境

欧盟非法移民治理政策主要包括移民执法以及国际合作两个方面。从执法政策来看,欧盟采取了提升边界控制能力、加强内部执法力度、打击人口走私、设立专项移民基金等措施;从国际合作来看,欧盟发展了区域、次区域与双边的非法移民治理合作体系,并且把非法移民治理政策与发展援助政策相结合。欧盟非法移民治理是超国家治理模式的典范,但欧盟在移民政策上授权与执行力有限、欧盟外部边界控制的困境、欧盟各成员国间的不同立场、欧盟与第三方合作中的利益分歧等因素都影响着其非法移民治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