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从文献可信度层面上辨"与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古今诗人秀句序》的"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与《中兴书目》注的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说,是被学林普遍用以证明《文选》为萧统与刘孝绰等编纂一说最主要的"客观材料",但是这两条"客观材料"是没有从文献可信度层面辨析的。其说难以成立。《文选》只能是昭明太子一己之所撰。     

《闲情赋》之评价种种──兼说萧统在《陶集序》与《文选》中之不同价值取向

萧统与钱钟书对《闲情赋》的评价最得其实。苏轼批评昭明是因误解陶赋之“强生事”;现当代部分学人说《闲情赋》大胆敢于反礼教,是拔高真在文学思想史上之地位,为全集”缩小’眼界之故。另通过对昭明在《陶渊明集序》中高度评价陶渊明其人其文,而《文选》仅录陶作寥寥数篇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指出：此非如国内外某些学人所说的是因明之矛盾,而是其采取道德（功用）与审美分殊之价值取向所致。     

《闲情赋》之评价种种：－兼说萧统在《陶集序》与《文选》中之同价值取向

萧统与钱钟书对《闲情赋》的评价最得其实。苏轼批评昭明是因误解陶赋之“强生事”;现当代部分学人说《闲情赋》大胆敢于反礼教,是拔高其在文学思想史寂之地位,为全集“缩小”眼界之故。另通过对昭明在《陶渊明集序》中高度评价陶渊明其人其文,而《文选》仅录陶作寥寥数篇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指出：此非如国内外某些学人所说的是昭明之矛盾,而是其采取道德（功用）与审美分殊之价值取向所致。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文选》成书研究中的诸如《文选》之实际编者为刘孝绰说(刘孝绰为萧统编纂《文选》最重要的助手说)、《文选》成书仓促说、《文选》编纂过程分"两阶段"说、《文选》各体之文有划一的标准说等等,多为"选学"界之主流观点。然而,分别用"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将相关问题置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从情理逻辑的层面上考察"等方法究之,均难以成立。其所以如此,多缘研究方法之未密。     

“故意抛出《文选》非昭明所撰之论”说辨证——读林大志先生《<文选>编者问题的重新思考》

屈守元转述清水凯夫对其说的"大陆人只知道有昭明太子,竟不知昭明左吉有一大批人,因此他故意抛出《文选》非昭明所撰之论",不可当真,更不能未究其底里,便以此作为出发点来重新思考《文选》的编者问题。清水先生真实看法为:"《文选》的实质性撰录者不是昭明太子,而是刘孝绰。"清水先生在现代"选学"史上自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然其此说断不能成立。就当下言,《文选》"本就是萧统及其文士共同编纂这一基本判断"说,绕过了不同观点的相关研究。     

《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也论《文选》编者问题

昭明太子《文选》编撰前曾有两部诗歌选本《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 ,分别出自刘孝绰和萧统之手。考察两书的编撰情况及其体例、标准等文学思想在《文选》选文定篇中不同的反映 ,可以使我们明白《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刘孝绰作为东宫首席学士发挥的影响有限     

刘孝绰与《文选》研究

刘孝绰是现代选学讨论较多的《文选》编者及编撰年代问题围绕的关键人物之一。通过对《文镜秘府论》、《中兴书目》和《颜氏家训》有关材料的分析研究 ,可以发现《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而刘孝绰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选》 ,大体就是中大通元年左右虽经刘孝绰手但仍未竟全功的模样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从情理层面上看,《文选》本身或昭明太子所为,确实存在着诸如《文选序》与《文选》、“彼此失照”、重渊明而选录陶之诗文不多、批评《闲情赋》而收入类其内容的作品等方面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无一能说明《文选》出于众人之手。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篇具体作品的取舍与刘孝绰等学士有关,武帝敕置东宫学士非为编《文选》计,“引纳才学之士”与《文选》的编纂非一回事。从实质上讲,《文选》完全是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编纂的。     

关于《文选》选文的下限问题——“天监十二年”说与“只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说异议

窦常之“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云云虽有违事实，然其“所录皆前人作”说则符合实际。昭明太子于梁代作家的作品不收其最敬重、且文名更大的刘孝绰与王筠的，而收丘迟、虞羲、徐悱、陆任等人的。其唯一原因，就是前者在世而后者已故。《文选》以天监十二年或天监末的作品为断限与下限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而“与作者存世与否无涉”两说，均难以成立。《文选》选文确不存生者，其下限为陆任去世的普通七年。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萧统文学思想新论

一日本汉学家清水凯夫教授在《<文选>编纂实况研究》一文中提出:昭明太子并非《文选》编纂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太子亲信刘孝绰是最有力的编纂者”,“《文选》是据刘孝绰的意志来选录作品”的。这是一种新的见解,如能加以实证,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清水凯夫教授虽然提出了一些旁证;但正面的、直接的、实质性的依据却一条也没有。因此,他的看法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某种难于落实的可能性。再说,清水凯夫教授也承认,实际上太子的文学观与刘孝绰的文学观“尽管两人的表现手法有些不同,但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不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仍然可以一如既往地认定,萧统的文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文选序》、《陶渊明集序》、《答晋安王书》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等篇章,并表现于他选编或主持选编的《昭明文选》对诗文的选择与编纂。这些当然仍是我们研究萧统文学思想的主要的乃至全部的依据。     

从《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探析萧统的文学观

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和教化双重价值,二者之间相辅相成,难舍难分。《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前者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首次提出"能文为本";后者在肯定审美价值的基础上突出文学的教化功用。结合齐梁时代尚"丽"的文学主流,《文选序》和《陶渊明序》共同体现了萧统既重视文学的审美又重视其社会功用的成熟全面的文学观。     

《文选》所录《舞赋》系宋玉所作考论

《古文苑》所录署名宋玉的《舞赋》,全文266字,几乎全部包含在《昭明文选》所录署名傅武仲的《舞赋》中。到底是傅武仲抄袭了宋玉的文章加以增补后,署名为己作呢?还是谁砍削了傅武仲的文章,署名为宋玉作呢?抑或有这种情况:傅武仲根本没有作《舞赋》,《昭明文选》中的《舞赋》原为宋玉所作,在传播过程中张冠李戴了?从审美观而论,傅武仲所持的是儒家审美观,在情感上他是否定和排斥郑卫之音的,而《文选·舞赋》却是热情赞美郑舞的,因此从创作主体意识上讲,傅武仲创作《舞赋》是绝不可能的。再从才情而论,傅武仲艺术才情平庸,文笔笨拙,他也不可能创作《舞赋》。《文选.舞赋》在行文格式及语言风格上与宋玉的其他作品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判定可能系宋玉所作;而《古文苑》所载《舞赋》,系流传过程中被人任意删削的残篇断简。     

关于《文选》组诗与《集》一诗一题之异——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

李善所说之《集》多非作者本人手编,故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说,《文选》未必不及之。以《集》一诗一题而《文选》合之,且两者题异,便断《文选》"误",及以《文选》一诗而《集》为若干首,便说前者"盖误"等等,均未为得。以古还古,将《文选》放在古代文化背景上考察,而非仅就《文选》以观《文选》,时至今日,实在难以找到能证明《文选》成书仓促之坚实材料,哪怕就是一条。     

《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

<文选>对于梁代作品的选录是文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日本以清水凯夫先生为代表的"新文选学派"常以之佐证<文选>的撰者非萧统.清水先生的见解在中国既有附合者,亦有持异议者.笔者不同意清水先生的有关解释.本文即从徐悱作品的选录对清水之说作一驳议.本文认为,从徐悱之作的艺术性、徐悱在梁代诗坛的地位看,<文选>选入徐悱之作是有充分理由的.徐悱之作的入选不能证实<文选>的撰人是刘孝绰而非萧统.     

论《文选》选篇的局限性

关于《文选》选文定篇之得失,古人多有争议,骆鸿凯《文选学》问世以来,赞扬一派成为主导,但骆氏意见颇可商榷。较之今人选本,可知同期大量文章精华未收入《文选》。作为一部总集,《文选》不录经史诸子,对陶渊明、鲍照等大家作品取择失当,因而总体上未能完全达到＂总集之为书,必考镜文章之源流、洞悉体制之正变、举历代之大宗、柬名家之精要＂的标准,因而《文选》选文定篇存在显著失当。这一失当有着深刻的原因,它又可以结合时代风气、儒家文学观及编者出身等方面来理解它。     

《闲情赋》二论

对陶渊明人格和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的,首推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被钟嵘、刘勰冷落之时,萧统独具慧眼给陶以应有的地位。赞曰:“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趺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然萧统对《闲情赋》颇有异词,说:“白壁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车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细审萧统的文学观,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萧统在《昭明文选》序     

《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辨——《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二

或以为《文选·赋》＂物色＂类包括草木赋。此说似是而非。误解或由三个原因所致：未辨明＂物色＂之词义;《文选·赋》有＂物色＂类而无＂草木＂类;以为《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从南朝＂物色＂词义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文选·赋》不立＂草木＂类,非＂物色＂类包含了草木赋,是先梁草木赋无昭明认可的好作品;《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鲜于绰《传信录》真伪辨析

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 ,鲜于绰《传信录》是记载“元丰后朝廷政事得失、人物贤否”的一部史书 ,而杭州大学 (今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图书馆所藏题为鲜于绰所撰的《皇朝中兴传信录》则是记载南宋绍兴初年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本文通过对鲜于绰生平的考订、对历代《传信录》引用、著录情况的调查以及对《皇朝中兴传信录》一书内容、引书的分析 ,断定《传信录》与《皇朝中兴传信录》无论从体例看 ,还是从内容看都是两本不同的著述 ;《传信录》确有其书 ,今已失传。鲜于绰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历史人物 ,不可能撰写南宋时期的历史 ,现在传世的《皇朝中兴传信录》不是鲜于氏的原著 ,纯系后人伪作。本文还对《皇朝中兴传信录》与《三朝北盟会编》相关卷次进行比较 ,认为《皇朝中兴传信录》全篇抄自《三朝北盟会编》 ,而且抄袭手段十分拙劣 ,所抄内容也没有围绕着某一中心问题展开 ,抄袭者不过偶然将它们凑在一起 ,草草成书。论文最后对《皇朝中兴传信录》与《三朝北盟会编》传世诸版本进行对比 ,发现其内容与《四库全书》本最为接近 ,由此推测它可能是清人伪作 ,而假托从《永乐大典》辑出。     

《古文苑》 与 《文选补遗》 赋选观异同论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既是《文选》在唐宋影响流布的后续结果,又是试图突破《文选》模式体现选本个性的有益尝试。两者在选赋意图、选赋时段、编排体例、评注形式等方面颇为相似,共同传达出"以古为尊、以小为尚"的赋选观。但更多的是呈现出:探讨赋源有"尊荀"与"崇宋",列赋次序有重文和尚质,赋家去取有衡文与量德,选赋定篇有尚用与重情的四大区别。这种赋选观上的重大分野主要与编撰者"文术自有主张"的编撰意图密切相关,并因此带来两者在"选学"体系中不同的传播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