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

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李传书在《儒道佛寓言鉴赏辞典·儒家篇》中认为：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是儒家的治政原则。儒家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仁者爱人”、“爱众”。在这个总纲领导指导下，儒家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与作用，认为君轻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忠实——机构翻译视角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自面世以来,国际销量可观,影响深远。但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部分内容的英译似乎显得不那么忠实。因此,本文梳理外宣翻译中的忠实概念,考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实例,探讨忠实的必要性、相对性、多维性和恒定性,阐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忠实特点。结合国内外机构翻译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发现采用机构翻译视角可以更好地解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成功英译的忠实属性,既可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过程中体现出的归化趋势提供理论阐释,也为新时代构建融通中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背景下我国机构翻译的实践发展提供策略建议。     

怀才不遇话贾谊

贾谊活跃于汉文帝执政时期，是古今公认的奇才。他的辞赋文章一直为后人所称道，《过秦论》影响尤大。他关于治国理政的主张也多有独到之处，汉文帝爱其才，却少用其言。即使如此，他仍像西腊神话中的弗弗西斯一样，反复向目标冲刺，次次不果而终。在《资治通鉴》记叙的人物中，类似贾谊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简析《国语》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国语》作为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其内容包含有大量对人物忠贞奸佞,美善丑恶的评价。《国语》对人物评价标准是较为严格的,其涵盖范围也十分广泛。包括明礼、遵礼、重信、恤民、俭、敬、让、咨等等。《国语》评价人物标准的主体是礼,礼是忠、信、仁、义、俭、敬、让、咨等标准的统帅,而忠信等则是礼的载体,礼的组成部分。《国语》本身就是用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礼学思想贯穿全书的。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继承与转化:先秦儒家廉政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廉政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遗产和宝贵资源,其廉政方略是通过外在礼的制度和内在德的自律相结合,促使为政者廉洁从政的一种治国理政模式。廉政既是儒家政治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也是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终级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为政以廉、以礼保廉、以德养廉、以法促廉、以乐教廉。在廉政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的今天,如何继承、转化儒家传统廉政思想和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和启迪意义。     

早期道家著作中的“礼”与“理”

"礼"、"理"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持续数千年的话题。早期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中二字的用法,为二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系定下了基调。"礼"字已见于甲骨文,从春秋时期开始,"礼"被逐渐赋予了形而上的阐释。"理"字则罕见于战国以前的文字资料,直到战国中期,对"理"的理论化改造才展开。《老子》无"理"字。《老子》中的"礼"和"义"被分开,"礼"仅指外在仪式,属"下德"之末,距"道"最远。《庄子》继承了《老子》中"礼"字的用法,并沿着《老子》重视"礼"之内在情质的思路,抨击儒家拘守的"世俗之礼",主张安于"性命之情"。《庄子》引入了"理"概念,作为儒家式"礼"概念的对立面和替代品。《庄子》的"理"概念补足了老子"道"论缺环,从此"理"和"道"遂成为不同学派广泛采用的一对理论概念,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回响。     

试论“诚”为一切道德的根基

儒家经典《中庸》中论"诚"为"天之道,人之道"。"诚"也用"信"表现出来,历史上依"诚"成功者,非"诚"败亡者屡见不鲜。从"诚"与仁、义、礼、智、信等品德的关系来看,"诚"应为一切道德的根基。时至今日,诚信仍是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处世待人的基本方式,从政治国的重要法则。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活动市场化的今天,更加需要"诚信"。应加强法制和教育,唤回诚信。     

方圆人生

从古到今，人们对为人处世的评价标准一直非常繁复，老子、孔子多半都是从道德与仁、义、礼、智、信的角度来讲的，而所流传的众多家书与家训也都有其不相同的标准，其大多数是紧紧围绕封建礼教来论证。然而有一句话让我们十分感兴趣，这句话就是来自于《资治通鉴》内：太刚则折，太柔则废。     

因天立极，民为邦本——以《临》《观》为例看《周易》治国理政思想

《易》为明道之书,以《临》《观》两卦为例探究其治国理政思想。就两卦之象和卦爻辞来看,《周易》治国理政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一、治国安邦,以民为本;二、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三、顺天应人,诚敬化民;四、允执厥中,贞正行难;五、选贤举能,知人善任;六、观民设教,考正得失;七、教思无穷,保民无疆。     

资讯快车

香港警方完成铜锣湾清场,梁振英表示"占中"告一段落。——新华网12月1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摆脱贫困》两书将在台湾主要书店销售。——中新网12月14日●日本众院选举:执政党获多数席位,安倍将继续执政。——人民网12月14日●2015年起流动人员档案基本公共服务免费。——《法制日报》12月14日●中办国办印发实施意见,规范国歌奏唱礼仪。——中广网12月13日●12月12日,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天马号"从甘肃武威南车站     

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人们对朱熹道义论的过分关注,使其经济伦理思想不能彰显.旷世大儒朱熹以"理"为核心建构了宏大伦理体系,进而以"理"为经济活动最高指导伦理原则,以"仁、义、礼、智、信"为经济活动的具体准则构建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经济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帛书《二三子》中孔子治国理政思想释考

《易传》是孔子编纂整理和解读《易经》思想的重要文献，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帛书《二三子》作为马王堆汉墓出土《易传》中的一种，其体现出的治国理政思想以为政以德为首要根本，其措施表现为仁政爱民和尚贤用能。这些思想和理念成为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后儒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治国理政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周代礼教思想与礼仪制度的系统把握

古代中国是"礼仪之邦".这"礼仪"的完备其实是在周代完成的.周礼是兼顾天人、敬神化民的产物.周礼虽然承担着"敬神"的职责,但更多地扮演着"修身""齐家""治国"的角色,体现着"神道"向"人道"的转移.周代的礼教思想认为,"礼"者主"敬";作为维护宗法等级的规范,要求卑者尊贤而"义",尊者慈爱而"仁",进而实现"十顺";"礼"别异而"乐"统同,所以"礼""乐"相辅;"礼"是有节制地满足人欲的理性规范,所以"理""欲"相兼.在形成丰富深刻的礼教思想的同时,周代诞生了繁复齐备的礼仪制度.《仪礼》和《礼记》规定、阐释了周代礼制的纵向系统:"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周礼》描述、揭示了周礼的横向系统,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周代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无所不包的礼制之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顺鬼神,合人心,理万物"的根本保证.     

孔子“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

孔子以"仁"为儒学的基本范畴,纳"仁"入"礼",形成"仁"、"礼"结合的仁礼学说,进而以仁礼学说为指导提出"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实现多民族融合统一的、礼乐文明的、不断进步发展的封建君主制度.孔子的"德治"思想,经孟子、荀子等形成体系,至董仲舒、司马迁臻于成熟,成为封建王朝奉行的治国理论.     

先民理想国:商、西周治国理政思想借鉴研究

商、西周的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有文字可考以来的治国理政历史源头,对我国当代进行治国理政思想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从天命、祭祀与礼仪、少数统治及其维护三方面尝试进行比较,并基于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历史源流分析和文本阐释.     

在优化治国理政中推进政治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新发展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贡献

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实践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确立为优化治国理政的价值目标,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制度现代化为核心内容和价值指向的政治现代化新境界;把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优化治国理政基本方略,创造性地开启了现代民主与现代法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政治现代化新格局;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确立为优化治国理政的特有形式,创造性地拓展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政治现代化新渠道;把加强权力制约、坚决反对腐败确立为优化治国理政的要害部位,创造性地建构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政治现代化新格局;把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确立为优化治国理政的关键环节,创造性地提升了以党的建设现代化带动政治现代化的新自觉。     

孔子“仁在礼先”的解读及其德育价值取向

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提供了很多德育原则或者德育价值取向。历来认为"仁"和"礼"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然而学界出现了"仁"与"礼"孰先孰后之争,这一区分对于理解孔子思想的德育价值取向是至关重要的。《论语》中明确指出"礼后乎","仁"先于"礼"就是说:要达到仁就要从"修身"做起,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德育是对受教育者的培养,而非改造。     

论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与体系化——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坚实基础和坚固支撑

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需要科学性与体系化为之提供坚实基础和坚固支撑。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在于其内容的真实来源、观点的现实蕴涵、方法的唯物辩证,这从它奠基于科学理论、应和着时代需求、追随着实践脚步、呼应着现实问题、反映了人民意愿几方面得以体现。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系化,在于其包括众多观点与论断、涵纳一系列论述和内容,通过明晰目标方向、指明正确道路、确立科学理念、构建战略体系、拓宽实践途径、强化条件保障,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科学性,赋予治国理政思想以理论自信与真理力量;体系化,体现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魅力与综合效能;科学性与体系化的有机统一,使治国理政思想站在了当今时代思维的制高点上。     

宗周治理经验之反思：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

周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字,便是“礼”。宗周社会万邦谐穆,社会成员皆在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自觉行礼,此时无须赘言“礼”的重要性。东周时期,社会变革,号称“三千”“三百”之序的礼乐体系行将崩坏,人们意识到礼治的危机,才开始了对“礼”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有识之士围绕着“礼”的渊源、合法性、功用、涵义、礼德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言。这些论礼之言汇集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虽不像后来的“哲学突破”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礼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