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贫困的识别、追踪及分解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特色村寨建设与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反贫困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关系着国家能否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攻坚的总目标。文章在把握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空间特征以及贫困的多维成因的基础上,以特色村寨建设为突破口,从文化、空间、生态、人口聚居及物质遗产优势五个方面阐述了特色村寨在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中的价值与作用,探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脱贫模式,提出重视特色村寨建设的价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产业融合发展、走以生态为基础的"绿色产业"道路、树立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的多维扶贫观以及通过政策输入聚合资源、提高扶贫效率六条可行性反贫建议。     

不同民族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测量与减贫措施研究——基于重庆市渝东南土家、苗和汉族居民的调查

采用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采集来自重庆市渝东南地区295个农村居民调查数据,从教育、消费、居住、闲暇、健康和社会关系6个维度分别测量了土家、苗和汉族居民的多维贫困状况,得到如下结论:一是不论采用几个维度的贫困指标,汉族居民的贫困指数均高于土家族和苗族;二是从多维贫困来看,闲暇、教育和居住贫困是不同民族共同面对的问题;三是从单维贫困比较来看,土家族居民的贫困主要反映在教育、居住维度上,苗族居民反映在健康、社会关系维度上,汉族居民反映在消费、闲暇、健康维度上。基于此,提出相关减贫措施。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新时代破除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陷阱”的理论及战略路径研究

文章先从理论层面分析贫困户个体、生产资料、贫困属性三个维度基本特征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再运用新疆南部三地州连片特困地区813个样本家庭资料构建Logit二元选择模型,并进一步开展了弹性测算和敏感性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贫困程度、致贫主观因素等指标对贫困户精准脱贫影响显著。致贫主观因素主要是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这说明传统"输血式"财政扶贫支持导致相当比例的贫困户对直接财政补助产生严重依赖性,失去自我发展、主动摆脱贫困的动力。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质量,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的工作目标,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直接扶持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脱贫的意识,这是新时代少数民族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涵,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政策性和政治性。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中国东部地区家庭多维贫困的动态识别——以江苏省和山东省为例

从四个维度共11项指标测度中国东部地区多维贫困程度,研究发现:1.江苏收入贫困减小幅度比山东显著,两省贫困绝对变化量均表现出农村优于城市;2.做饭燃料和卫生设施指标贫困虽明显下降,但到2011年仍处于高贫困发生率水平;3.受教育和健康状况指标贫困发生率长期处于高位水平,且减贫效果不佳,表现出教育和健康贫困的长期性和持久性;4.1991-2011年,江苏和山东脱贫人口分别增加了37.94%和26.68%,且家户贫困已从高维度贫困降为低维度贫困;5.家户收入水平与多维贫困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主要的致贫原因已从收入转化为其他福利维度。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 ——基于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兼具"财政性"和"金融性"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旨在回顾脱贫攻坚过程中其对南疆四地州已脱贫县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和医疗型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效应,探索其为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提供有效支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已脱贫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并非呈现线性化常态,而该地区减贫效应地发挥需要跨越不同的门槛节点.其中,在抑制收入型贫困时需要跨越双重门槛,对医疗型贫困的减缓则仅需跨越单一门槛,而对教育型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无显著的门槛特征,即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在贫困维度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振兴金融政策的匹配与调整提供参考.     

压力型体制下政策对象的回应:边缘贫困户的贫困依赖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困依赖现象。通过江西省A县的多个案调研,基于压力型体制贫困治理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制度(政策)—个性—行为综合作用的分析框架。贫困边缘人群贫困依赖现象的发生逻辑主要有三,即贫困的刚性化让少数边缘贫困户产生有失公平的错误认知;扶贫政策高压下边缘贫困户怀抱侥幸心理想尽可能索取更多政策利益;边缘贫困户对基层组织的贫困依赖行径会基于依赖心理,政府的全员参与而越来越强烈。在脱贫攻坚的治理压力下,解决贫困依赖问题需要健全干部容错纠错制度,优化政策内容与过程,强调扶贫先扶智和加强发展型脱贫建设,打击"非法上访""闹事"等争贫行为,适当减少基层组织的扶贫考核压力,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式扶贫。     

武陵山区多维贫困的测量、分解及政策蕴含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武陵山区农民的经济贫困,对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却鲜有关注。通过对该地区农民的多维贫困进行测算和分解后发现,武陵山区农民的多维贫困水平显著高于2006年中国农村的多维贫困水平;其中卫生设施、燃料、住房这三个维度对该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大;贵州省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因此要改善武陵山区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一要设法打造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建议国家设立“武陵山区专项扶贫基金”进行“特困特扶”;三要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升农民素质,改变农民生计方式。     

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劳动力转移促进还是抑制了贫困户脱贫?——基于凉山彝族聚居区237户农民的调查

基于彝区237户贫困农民的调查数据,以收入和"两不愁、三保障"为考察指标,通过案例和实证分析劳动力转移对贫困户脱贫的影响。研究发现,"内轻外重"的收入增长态势、指标化的绩效约束和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造成了劳务推动脱贫的双重悖论:一方面,转移就业能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和非农收入,促使其能在短期内实现脱贫,但却很难通过非农就业促进农业经营,进而推动贫困户实现长效脱贫;另一方面,转移造成贫困户建房滞缓、适龄学生辍学现象加剧、老人健康风险增加等问题,但其对改善农民的形象贫困、教育质量和人居环境有积极效应。最后提出深化劳动力供给侧改革、实施差别化的扶贫政策、完善脱贫考评机制、建立农村公共服务机构及多元筹资机制等建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考量--基于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效益测评与对策建议

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目前学界从效益测评角度来评价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成果比较缺乏。基于此,在论证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对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要求,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果积累评价指标体系,测量了14个“连片特困地区”2014-2019年脱贫成效发现,14个片区2014-2019年的综合脱贫成效在稳步提升,其中,大别山区和罗霄山区成效较好,四省涉藏州县、西藏地区、滇西边境山区成效较差。14个片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优势与短板各不相同,各个片区要锚定弱项指标发力,重点突破短板;突破片区跨区域治理矛盾,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坚持精准施策,梯次推进乡村振兴。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 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研究

[提要]提高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质量是目前脱贫攻坚的关键。文章在界定“脱贫质量”的基础上,给出了脱贫质量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的特殊性,提出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选择及相关政策建议。文章提出的提高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脱贫质量的路径选择是：持续高速和包容的经济增长是提高脱贫质量的基础;禀赋结构升级是深度贫困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最优先选择,包括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效提高农村的组织资本,切实加强农村幼儿教育、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水平,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大决战;助推产业发展,提高产业的益贫性,为高质量脱贫提供产业支撑;建立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是提高脱贫质量的根本;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保险体系,筑牢高质量脱贫的底线基础;建立2020年后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援助体系。     

西藏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的路径选择

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面临着任务重、成本高、难度大等诸多挑战,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本文对西藏全域和不同区域的贫困程度进行比较,昌都、日喀则和那曲是深度贫困的三大主战场,通过多维贫困分析深度贫困区域及其在脱贫时序进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进行机理分析,为脱贫攻坚明确"靶向"。进而提出:遵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精准施策解决突出制约问题,提高脱贫的质量和效益,构建深度贫困群体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到2020年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全面小康背景下关于我国贫困标准的思考——基于多种贫困标准的比较分析

文章通过对三种贫困标准的介绍和比较，发现利用收入标准衡量贫困容易造成对贫困实际情况的低估，而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考察范围更加广泛。我国目前的贫困标准属于绝对贫困标准，按照现有贫困标准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解决贫困，但解决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的消失。随着我国脱贫工作的进一步推进，绝对贫困标准应适时调整为保障程度更高的相对贫困标准，并利用现有的住户调查统计和扶贫监测，构建多维贫困监测数据库，结合“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制定出包含收入、健康、教育、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标准，这样才利于提高脱贫效果，实现长期脱贫，推进全面小康进程。     

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的经济效应研究

选取家庭做饭燃料、照明、家电服务、娱乐/教育和通信五个维度来构造多维能源贫困指数并对多维能源贫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查;能源贫困的福利效应分析中利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研究了电力可及性对农村家庭消费、收入的影响,基于分层Logit模型探讨了电力可及性、家庭做饭燃料对农村个体健康、教育的影响。结果显示：多维能源贫困指数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态势,家庭做饭燃料的贡献率稳步下降,照明的贡献率在各个年份中均不足1%,家电服务（以是否有冰箱衡量）的贡献率稳步下降,近年来通信维度的贡献率比其他维度的贡献率大;家庭规模、户主特征、居住地区等变量对多维能源贫困有显著影响。电力可及性对农村消费及收入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农村家庭中不清洁的烹饪能源使个体受教育程度显著下降并增加了不健康的概率。     

相对贫困的国际测量方法、运行实践及启示

科学合理设定相对贫困标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是识别和监测相对贫困人口的基础性工作。国际上常用的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包括单维收入贫困测量和多维相对贫困测量。通过明晰不同类别相对贫困测量方法的基本内涵,结合典型国家的实践经验,总结其可能给中国制定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带来的启示。同时指出,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贫困治理目标,应采取多维相对贫困测量法,除考虑收入维度外,还要考虑教育、医疗、住房、基本公共服务、享有社会保障权益等维度。此外,因中国城乡和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应考虑地区差异并建立灵活的阈值动态调整机制。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社会资本与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影响 ——基于陕西省南部农村的调研

在城乡二元体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地区留守老人逐渐增多,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基于陕西省南部331份调研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测度农村留守老人在收入、健康、医疗、抵御风险能力、居住条件、生活状况、心理状况七个维度上的多维贫困状况,并借助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及其各构成要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单维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四个指标分别是生活燃料、患病被照料、疾病、卫生间,被剥夺比例均在60％以上;2)农村留守老人二维及三维贫困状况较突出,四维及四维以上贫困发生率较低.健康、生活状况、居住条件、抵御风险能力是农村留守老人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四个维度,也是导致农村留守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因素;3)社会资本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在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脱贫减贫中的作用最显著,社会声望仅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减贫有一定正向作用,社会参与则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此后在解决和防范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上,应多关注非收入层面并重视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