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掌蛮"消亡原因补证

明朝政府为了在川南都掌蛮地区维护集权统治,对该地区强行实施改土归流,但因条件不成熟而遭到都掌蛮强烈反抗,置流与反归流成为当地民族矛盾激化的焦点,进而演化为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都掌蛮在反明斗争中遭残酷镇压而消亡.都掌蛮因明王朝强行实施改土归流而发难,最终导致其消亡.     

宋代的豪强势力及其与地方官府的关系

宋代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他们违法犯禁,恃势兼并土地,干预司法,甚至杀人害命,形成了武断乡曲的古代黑势力.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中央不可能容忍出现地方上的对抗势力,朝廷对之往往采取镇压的方针.但地方官府与豪强的关系就复杂了,有勾结,有摩擦,也有镇压.豪强凭借利益诱惑和权势威慑,与地方官吏勾结起来,地方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但当豪强势力强大到威胁地方官员切身利益与统治的时候,他们之间也会产生摩擦,某些精明强干的地方官员也会对作恶的豪强进行打击.作为打击者,他们既代表中央,又有地方官府自身的利益,还有为政者扶弱抑强的公正理念.     

厚赏与羁縻:论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贡赐关系

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甚为密切,贡赐关系成为维系和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治隶属关系的特定形式。明王朝根据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朝贡制度,以达到有效治理藏区的目的。藏族地方进贡当地土特产,贡马尤其受到明廷的重视。中央王朝对藏族地方僧俗首领及其所遣使臣入朝,采用"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其赏赐,一般都远远超过其所贡物品,赏赐中茶叶最为重要。贡赐关系具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功能。明王朝通过经济上的贡赐关系,显示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确立其对周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     

统筹西藏与四省藏区优惠扶持政策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西藏与四省藏区之间的发展显得不够协调。自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统筹西藏与四省藏区协调发展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文章从发展政策的角度研究西藏与四省藏区间的平衡发展,通过西藏与四省藏区协调发展的内涵分析比较,提出了西藏与四省藏区协调发展政策普惠的三维模型,即通过政府政策与藏区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的联动、藏区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互动,三个维度的协调来实现西藏与四省藏区的区域协调发展。     

历史上滇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何以可能之新探

历史时期滇藏地区均属于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系古代中国不同地区或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联络。换句话说,这是古代中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式样。考察历史上滇藏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滇藏地区所以认同中央王朝是有深刻原因的:地缘环境上的亲缘关系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自然因素,文化向心力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诱致因素,民族间的"三交"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基本因素,经济交往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决定因素,行政管辖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关键因素。     

元末明初藏区地方豪势变局与明王朝治藏

元末明初 ,自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所形成的藏区封建割据实力派与各教派相结合的地方势力 ,不仅没有因元王朝依重萨迦而消沉 ,相反 ,随着元朝政权的日暮西山 ,对藏区控制减弱而日渐活跃。同时 ,正是由于萨迦的衰微与帕竹的不平衡发展 ,谁也没有统一全藏的实力。明王朝继承藏区主权后 ,面对如此众多互不相属的地方割据势力 ,其治藏政策无疑深受此影响。     

明代西南边疆历史的动态呈现及方法论价值--基于《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

《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一书,从明代西南地方社会本身出发,通过僧人、士人与土官三种不同人群,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大理地区各阶层适应明王朝相关政策、维护自身利益并重构本民族地方势力的过程,展示明王朝与大理地方社会之间在合作与冲突之中最终达到相对平衡与稳定的曲折、动态的发展过程。不同于“典范民族史”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视角,本书以地方人群为关键因素,涵盖了不同民族、不同人群所经历的各种历史事件,凸显各民族交通、交流和交融的的历史现场,说明发掘和还原边疆历史、社会自身的复杂性的必要性,有助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实现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而从地方社会历史出发,动态展现某一地区有关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也能为提高民族工作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帮助。     

明代丽江纳西族经济的发展及原因初探

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鼎盛时期是在明代。这一时期,纳西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曾有过迅速的发展,探究它的原因,不仅有助于纳西族历史的研究,对今天的民族经济的发展也有借鉴作用。 明王朝平定云南后,为了迅速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行政机构,在一些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丽江木氏土司便是这种制度的代表之一。公元一三八二年明军攻克云南,通安州知州阿甲阿得率众归附,朝廷赐木姓,次     

辰沅永靖兵备道考——兼谈《清史稿》的疵吝

<正> 湘西地方崇山峻岭,峰峦叠蟑,悬岩峭壁,溪涧丛错,河道迂回,交通阻塞.聚居着苗、瑶、侗、土家……等民族,历代以来被称为蛮荒之地.被中央王朝泛称为武陵蛮、五溪蛮、溪峒蛮、土蛮、飞山蛮.或被划分为红苗、黑苗、白苗、青苗、花苗、生苗、熟苗;箭杆瑶、过山瑶、省地瑶、顶板瑶;经仡佬、花仡佬,仡佬苗;佶僚、生僚;仡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王朝国家的模仿与隐喻——人类学视阈下的土司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是一种极具张力性的关系范畴。在土司宗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生活实践中,土司社会通过隐喻的途径模仿王朝礼仪及其行政体系,借助王权进入、学习儒家思想、模仿王朝礼仪等方式,不断被整合到王朝国家内。模仿与隐喻构成了地方土司社会与中央王朝国家沟通的重要路径,通过这种模仿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土司社会认可,而土司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沟通也由此变得更为畅通。土司政权与王朝国家的这种互动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使之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对边疆地区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以及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唐朝末期的宰相群体

唐朝末期,朝中各种势力争斗激烈,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争斗,要挟朝廷,政治局势极为动荡.在此背景下,唐昭宗时期宰相变动频繁、任期短暂.这既是因为昭宗用人速而不慎,缺乏知人识人眼光,也是因为唐昭宗受制于人,在各种势力斗争的消长中,不得不频繁任相、罢相.处于唐朝末世的宰相们与处于太平盛世的宰相相比,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推波助澜,加速唐王朝的灭亡;有的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有的欲力挽狂澜但力不从心,最终身首异处,成为唐王朝的陪葬品.宰相班子的不稳定与不团结更加重了政治局势的动荡与不安,最终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关东豪族在汉初并不被看作是合法性的社会存在,因而一度受到政府的打击抑制.不过"抑豪"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势力扩张的问题.所以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抑豪"政策的松弛,关东豪族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以至到东汉时期,关东豪族凭借其强大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中央王朝在地方社会的支撑性力量.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研究

明代统治者为了缓解经费紧张,缓和阶级矛盾,鼓励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西南土司采运大木的过程有勘察、采伐、运输、运解交收等四个环节.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的原因有四:一是土司制度的制约,二是中央政府的鼓励,三是各地土司的效尤,四是土司政策的优惠.虽然西南土司进献大木与接受中央朝廷的赏赐仅是象征性和程式化的,但它却是西南土司表示忠顺大明王朝的一种表象,也是明代封建统治者显示中央王权的一种招牌.     

明代茶马金牌停止时间考

茶马金牌是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由朝廷颁发给西北藏族部落用以纳马易茶的一种铜质牌状凭证.“其额上篆文曰:‘皇帝圣旨’,其下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死’.”金牌一式两面,“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朝廷“三岁一遣官合符.”持有金牌的藏族部落三年向明王朝纳马一次,总数为一万三千多匹,并按明政府确定的茶马比价获得一定数量的茶叶.这种纳马数量、易马时间、茶马比价都有定规的差发马制度,是明王朝在藏区实施的“以马代赋”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既反映了明代汉藏两族之间的经济关系,也体现了明中央政府和藏族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关系.通过差发马的征发,国家强化了对西北藏族的政治统治.     

城隍神与土地神祭祀在清代豫北地区的争夺

清代因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神灵已是人格化了的神,而不再是尚未实现人鬼结合的神。城隍神代表清代的朝廷意志,官府往往充当朝廷在地方实行社会控制的代言者和执行者。土地神则代表地方势力,既包括基层城乡民众,又包括对中央有离心倾向的地方乡绅。国家政权与地方精英在祭祀事务上时而合作,时而斗争。总的来说,在豫北祭祀的争夺中,官方占据优势。     

囊索制度与部落社会关系初探——以热贡十二部落社会历史为例

"囊索"是吐蕃王朝行政系统延伸和发展出的官职体系,在萨迦政权时期成为地方行政权力的直接履行者,常与宗教权威共管共治区域性的政教事务,是中央管理地方的主要力量之一。文章以热贡隆务囊索与十二部落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主线,论述囊索制度的生成脉络及其与隆务寺的政教关系和十二"雪喀"的互动发展。除了十二部落联盟体之外,外十八族与法期二十一族等部落也与隆务寺存在宗主关系。     

从州邸到进奏院:唐代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

唐代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唐朝政治信息的发源地和集散地。所有来京的地方官员都想获取带有保密性的政令信息,而中央朝廷却要确保政令信息不外泄,从而构成了地方势力和中央权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对于长安城的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安史之乱将唐代社会分割成了两个不同阶段,唐前期中央保持着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唐后期中央式微,中央对地方控制效力大大减弱。这种中央和地方力量的互为消长情况,从长安城政治机构布局和官员活动空间的变化中得以体现,带有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性质的州邸和进奏院就是反映这一矛盾变化的一个绝好代表。两者在长安城中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它们在所有权、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差异,不仅能够反映出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     

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分布特点及原因论析

唐朝前期大量皇室成员出任地方刺史,且多实际赴任;后期皇室成员出任刺史的数量大幅减少,且多为遥领。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所呈现的特点既是历史的延续,更与唐代时局变化紧密相连,带有深深的时代印迹。它是王朝政治演变的结果,更是朝廷与地方互动的产物。     

试论北宋初期对龙蕃首领的授职与政局变迁的关联性

授职是历代中央王朝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之治”的重要手段。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授职的有无、多少、高低不仅取决于其首领对中央王朝的忠诚度、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力,也与当时国际和国内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清楚地说明其间的关系,本文拟以北宋初期西南诸蕃中的龙蕃为例,探讨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的授职与全国局势变动的联系,以说明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授职的具体政治功能及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