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     

贫困研究的历史脉络与最新进展述评

对现有贫困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是新时期贫困研究的起点.文章对贫困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回顾,同时对21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提出对贫困动态研究不足会影响未来减贫的贫困体瞄准性与减贫效果,因而应加强对贫困深度与贫困群体的动态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助推农业产业扶贫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为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分析

以湖南省22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Tobit模型对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受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人口、社会关系等对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年龄、离最近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距离、家庭支出等对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农户、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等层面,提出加强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提高农户信贷服务可得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非正规金融,已逐渐成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融资渠道。然而,就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而言,则至今缺少准确、有效的评价。为此,本文立足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了非正规金融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采用中国农村省域面板数据定量研究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发生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比正规金融有更强的减贫力度。为实现农村减贫,需要从非正规金融发展、农村财政投入、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中国欠发达地区物流减贫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物流减贫效率的提升是乡村振兴战略下物流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需求。本文基于2013-2020年我国19个欠发达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改进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物流减贫效率评价指标,利用超效率SBM模型评估减贫效率并对样本进行分类,随后构建时空地理加权模型,获取物流减贫效率外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物流减贫效率分解方面,各欠发达省份差异显著,分属于成长型、潜力型、需求不足型和能力不足型四种类型。成长型欠发达省份受人力资本、信息开放程度影响较大,潜力型欠发达省份受物流规模、区域政策、信息开放程度影响较大,需求不足型与能力不足型欠发达省份除了受物流规模与物流技术影响外,分别受区域政策、信息开放程度影响较大。因此,结合不同类型欠发达省份特征提出不同的发展策略：成长型欠发达省份应积极推动教育与物流相结合;潜力型欠发达省份应持续关注物流投资规模的影响;需求不足型欠发达省份需正视物流先导性未有效体现所带来的短期性物流减贫效率低下;能力不足型欠发达省份应推进现代物流网络体系建设,发挥其在物流信息交流、物流技术沟通、物流经济协作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包容性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场域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引入心理可得性为中介变量,工作复杂性为调节变量,构建包容性领导对员工创造力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并运用Spss21.0和Mplus7.0统计软件对来自10家企业的273份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领导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可得性在包容性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复杂性对包容性领导与心理可得性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且正向调节心理可得性在包容性领导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6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并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始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显著的双门槛特征:在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后,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减贫效应;在继续发展到越过第二门槛值后,减贫效应趋于收敛。结合我国实际,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布局、强化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引导保险和小额贷款健康发展等方面入手,推动金融欠发达省份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以进入加速减贫阶段。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 ——基于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兼具"财政性"和"金融性"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旨在回顾脱贫攻坚过程中其对南疆四地州已脱贫县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和医疗型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效应,探索其为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提供有效支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已脱贫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并非呈现线性化常态,而该地区减贫效应地发挥需要跨越不同的门槛节点.其中,在抑制收入型贫困时需要跨越双重门槛,对医疗型贫困的减缓则仅需跨越单一门槛,而对教育型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无显著的门槛特征,即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在贫困维度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振兴金融政策的匹配与调整提供参考.     

基于我国不良贷款条件下的货币需求扩展函数研究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是以预算硬约束和市场有效为前提的货币需求与相关经济变量的关系,实际上,在存在信贷软约束的体制下,传统货币数量模型所提供的理论货币数量与实际货币量的差额很大程度上是受不良贷款的规模影响;在对我国不良贷款现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不良贷款条件下的货币需求扩展函数,可为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提供决策依据.     

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本文构建理论假说:第一,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存在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也会影响贫困的减缓;第二,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第三,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路径在于"辐射效应"。随之本文利用2000-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集,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贫困减缓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可能存在着"倒U"关系,即存在先抑制后改善的效应;此外,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入和第三产业发展均会增大贫困减缓效应,因此除了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解决贫困问题,还应该从促进经济增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发展第三产业的角度入手,探索减贫之道。     

政府扶持对家庭农场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研究

基于山东省1057个家庭农场的实际调研数据,利用KHB模型和广义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政府扶持对于家庭农场信贷可得性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政府扶持对于提升家庭农场信贷可得性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受限于缺乏有效信用基础,家庭农场无法通过市场配置在正规信贷市场中实现金融资金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政府扶持来纠正长期制度性信贷配给引致的资本误配,缓解信贷约束,以提高家庭农场信贷可得性.(2)政府扶持通过改善家庭农场经营管理能力进而提升家庭农场信贷可得性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70.53％,其中生产性融资能力、财务管理规范以及盈利能力的中介效应贡献率分别为82.20％、16.27％、1.53％.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政策通过降低融资成本进而提高生产性融资能力,得以有效缓解家庭农场融资困境.鉴于此,为提高家庭农场信贷可得性,建议继续扩大财政补贴力度和范围、加强财务管理监督,不断创新金融支持政策,适应家庭农场现代化发展要求.     

心理因素、经济特征与农户金融合作决策行为——基于TPB的实证研究

以计划行为理论(TPB)为基础,引入心理因素、经济特征及个人特征变量,将农户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理连接起来构建农户金融合作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 566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和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户金融合作意愿对农户金融合作决策有着正向和显著的影响;影响农户金融合作意愿与决策的因素复杂,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劳动力人口数、农业收入水平、拥有耕地面积、信用社借贷打算、对信用社了解程度都对农户的金融合作决策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水平与农村贫困问题探析

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以及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发挥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具有积极的效应;2.受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全国都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当跨越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明显上升。由于存在地区差异性,在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最好,东部次之,中部的减贫效果略低。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应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普惠金融产品的宣传。     

粮食安全背景下我国种粮大户金融支持研究

调研粮食主产区510种粮大户的数据样本,总结种粮大户金融需求新特征,阐述现有金融支持种粮大户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种粮大户金融支持的影响,并分析信贷资金缺口.研究认为:1)种粮大户金融需求额度大、金融需求用途广、金融需求层次高、金融需求方式新等四个新的特征.2)金融支持不足主要表现为信贷支持不到位、保险保障不到位、期货金融服务不到位等.3)实证分析表明,成为大户年数、耕地面积、家庭收入、社会关系、信贷政策了解程度、抵押品对大户贷款申请有显著影响;成为大户年数、家庭收入、信贷政策了解程度、期望融资期限、抵押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有显著影响.依据以上结论,我们分别从构建种粮大户获取金融支持的基础条件和加大金融机构对种粮大户支持力度两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贫困减缓

本文采用2007-2017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市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具有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直接促进贫困减缓,且金融渗透度对减缓农村贫困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子维度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但实证检验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不具有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则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一方面应继续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实现贫困减缓;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尤其是提升金融渗透度,不断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水平,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青海玉树为例

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和促进使得二者间有着重要关系。但传统理论主要关注增长和分配,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局限性,因此必须结合发展模式对其进行再认识和新扩展。通过选取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为实证研究对象,进行静态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2004到2009年当地名义人均GDP年变化量与贫困发生率年变化量之间出现了反常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均GDP增长的越快,贫困下降的越慢。研究一方面表明整体经济发展指标会掩盖与贫困群体直接相关的农牧业因素,另一方面指出政府支出支配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乡分割时会导致减贫与经济发展的互斥,因此,国家的扶贫政策应该更加注重瞄准贫困人群。     

生态环境、碳排放与贫困减缓——基于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厘清生态环境、碳排放与贫困减缓理论关联的基础上,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利用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对生态环境变动,尤其是碳排放与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碳排放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但碳排放与西部地区城市贫困人口的收入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西部地区在减贫实践中应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观念,简单承接东部相关产业虽然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形成持续的内生减贫动力。如何基于科学发展引导合理的产业结构形成,并改善贫困人口禀赋条件是西部地区持续减贫的关键。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绩效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概念,采用效用分解模型,从社会效用的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绩效进行了评估;基于收入贫困概念,从普惠性"三农"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着手,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反贫困总体绩效显著;普惠性的农业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对于减缓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问题均具有显著效果,且普惠性的"三农"政策的减贫效果要优于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     

默契串谋与中国进口钾肥定价权缺失

构建默契串谋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结论表明企业间形成默契串谋的可能性随企业产能对称性、预期需求的增加而增大。基于该理论模型,根据钾肥生产和贸易现状,对国际钾肥市场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