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能够被向导吗?--梁启超受众观论析

梁启超学贯中西,胸襟智识世所罕见,在诸多学术领域成绩斐然,办报办刊一项也是别开生面,他不仅倡导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也践行了这两大主张,尤其在"向导国民"方面,影响深远.他办过《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从报》等报刊,在对国民性的把握方面,多言人所未言,颇多启示警醒之处.本文对梁启超受众观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梁启超国民政治论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构建的国民政治理论认为：国民是具有独立、自由、平等人格, 享有权利、负有义务、有良好公德的国家主人。国民政治是法治政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国民政治的实现、维持和运用。其原动力皆在国民自身,国民应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他的这一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的“私德”观探析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民族危难当头,写出一部醒世之作《新民说》,其中的"私德观"的论述很精辟。"私德就是独善其身",他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而是高屋建瓴,站在民族主义的高度论述了私德的种种局限,指出其不能成就完善的人格,也没离开五伦的范畴,更是阻厄了公德的建立。     

报业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梁启超报业观略论

章以梁启超的报业观为个案，进入其公共舆论观的问题；在梁启超的设想中，报业是如何被组织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目标中的？报业的国家主义倾向如何影响其公共舆论的结构观？章认为，梁启趣报业观的核心是，通过精英化的报刊舆论，扩展公共舆论空间，影响民众、报业和政府，将自身及对象纳入有组织的民放国家之中，其结构是由精英权威中心向民众的逐步扩展，其结构功能表现为启蒙宣传和批判两类，结构聚合的纽带则是国家主义的道德理想。     

论梁启超“善变”的孔教观

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他对孔教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早期,他师承康有为,力主"保教",提出了孔教的"六大主义"说;中期,他"尊孔而不保教",放弃了"保教"主张;而在欧游之后,他的儒家情结被激活,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了解梁启超孔教观的"善变",有利于我们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并立中重新定位和评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     

论梁启超艺术情感观的历史意蕴

学术大师梁启超不仅是中国20世纪初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融会中西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历史文化思想发展起到了奠基和开拓作用。他在其历史文化思想中最重视对情感和艺术情感的研究。所提出的情感乃是艺术将生命与宇宙众生并合为一的通关见解、屈原词赋作为其情感化身令他最终＂为情而死＂等论点,均富有独创性和开拓性。     

申采浩与梁启超：历史主体认识及“新国民”构想

在近代东亚,韩国与中国都肩负着反封建和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申采浩和梁启超作为探究两国国民性的先驱者,都认识到了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创造“新国民”的必要性。申采浩的“新国民”目标是保全民族,恢复国权;而梁启超胸怀创立民族帝国的梦想。他们之所以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同的“新国民”形象,是因为国家的有无造成了两位启蒙先驱者心境的差异。     

论梁启超的科学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观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经过吸收、反思和整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个人特征的科学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作为其思想体系重要部分的文学观也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表现出与传统文学观念的不同,并具有理性内涵和现代性特征。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论梁启超政治功能小说观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直接承载政治使命,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客观上消融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脑海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痼疾。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梁启超本人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关于国民公德建构的思考

本文指出公德概念有三种：一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二是指相对于私德即个人品德之外的一切道德而言；三是每个国民应恪守不渝的道德。这第三种国民公德涵盖一切私德与公德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谓国民公德，就是为人民服务，亦即人民群众相互服务，也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新道德，其实质则是平等、互助。     

宪政诉求下国民德性的现代重塑——以梁启超《新民说》为中心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宪政问题提出以来,梁启超较早地注意到宪政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离不开相应伦理德性的支撑.他主张应改造、重塑国民传统德性,为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奠定人文基础.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

［摘要］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其中较为集中的阐述了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公德和私德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在公德和私德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民,为国家尽责。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历史价值

梁启超受严复和法国、日本等国启蒙思想家启发,深刻意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意义。他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积极致力于对国民的思想启蒙,并由此形成以新民说为主体的启蒙思想。他强调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克服民族自卑感,将中国与西方优秀文化相结合,以达到新国民的目的。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不仅具有政治实践意义,而且显示出重要而长久的历史价值。     

论梁启超政体观的转变

梁启超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30多年,形成了完备的宪政思想。他的宪政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政体观,发生了多次转变。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到开明专制,每一次的转变,在当时都会引起一场言论风波;后世的学者更是有不少人探究他思想转变的原因,并做出评价。本文在梳理梁氏不同阶段政体观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联系历史背景和国内外政治环境,分析其政体观转变的原因,以求得出客观中肯的评价。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梁启超的“心力”观及其哲学基础

梁启超对心力的理解有四个层面:一是在心理意义上的心力,指情感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二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心力,表现为"心本论";三是在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心力,指"意志力";四是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心力,指向"共同业力""民族意力"。其哲学基础指向"情理之辩""心物之辩""力命之争"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的"逻辑发展"。     

梁启超国学建构的独辅意蕴和多重价值

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国学研究硕果累累,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更是令人惊叹。这些成果都是在其国学理念的引领下完成的,对于具体成果而言,梁启超的国学理念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     

梁启超新闻观的现代意义

梁启超提出了内容丰富的新闻思想。在新闻价值上他提倡"事实";在新闻自由上他主张报馆独立于政治势力,立足社会公益;在报馆作用上,他认为报馆应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在新闻业务上报纸内容应尽量丰富,重时事与特色。他的这些新闻思想与今天的新闻理念并没有断裂,今天的新闻思想正是对前人新闻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赞赏社会主义学说并赞誉欧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但他并不赞成当时的中国社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并采取有效措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此基础上，中国才能最终实行社会主义。梁启超的这一理论主张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绝不能轻易地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