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七言古诗简论

本文是笔者撰写有关唐代七古系列论文的论纲,主要简述了七古在店代诗坛上的重要地位,七古的体裁特点和它在表现题材上的特色,并对唐代七古艺术发展的基本线索作了概括的勾勒。     

论杜甫七言拗律的形式特点和地位

按照传统分类,杜甫的七律现存151首,其中三分之一是“拗律”。这些“拗律”的字数句数、用韵、对仗都与律体相同,但平仄格律上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古今许多研究者企图找出“拗”的规律,从而证明它们被归入“律”的合法性。但是,诗人创作不可能非律即古,后人分类却一定要非律即古,就未免削足适履扦格不入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把“拗”从“律”中分离出来自成一类,形成古一拗一律的三分格局。     

杜甫排律体制研究

杜甫排律是排律体诗的巅峰,他把初唐时期诞生的这种诗体艺术推向极致。从声律、韵律、对仗、结构四个方面对杜甫排律的体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杜甫的排律体制有以下特点:(一)在声律上,入蜀之前偶有以三平尾对三仄尾,入蜀之后则不复出现;重视拗救,一联中如果出句拗,则于对句救之;存在大量三仄尾句;严守粘对规则。(二)在韵律上,严格使用平声韵,在总计1708个韵字中仅有5个韵字出韵、1个韵字重韵;使用韵部覆盖面广而又有所偏重;有相对稳定的韵字群;韵数皆为偶数。(三)在对仗上,五排首联对仗较为常见,七排则无;对仗种类、句式节奏、句法结构多样化;邻联间的对仗种类、句式节奏、句法结构绝少雷同。(四)在结构上,长篇排律段落分明,情思主线贯通首尾;在两段之间安排具有过渡功能的联语,使前后内容平稳转换。杜甫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为排律在声律、韵律、对仗、结构诸方面确立了体制,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文人旅游研究

旅游作为唐代文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是与唐代科举取士、自由开放思想、经济繁荣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唐代文人积极上进的入世情怀密切相关的.唐代文人不论是壮游、隐游还是宦游,都充分展示着他们心系社稷、自由豪放、蔑视权贵、傲岸不羁、讴歌自然、以游抒志的强烈的时代特征.同时唐代文人在旅游活动中对后世旅游资源开发、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元稹排律创作的得失

排律是元稹近体诗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有较强的文体意识,其排律是在自觉的文体意识指导下创作的。元稹排律的主要贡献表现为叙事性和写实性成分大大增加,还为诗歌增加了代书、投赠、酬答等功能;在形式上,他的排律创新则表现为次韵相酬,增加了排律的写作难度。元稹排律主要存在过分的形式主义和诗歌内容上具有色情成分等问题。     

试论唐代民族贸易的管理

唐政府对四种主要形式的民族贸易或者一手包办,或者严加控制,以政治权力将封建主义的管理方式渗透于民族贸易之中,从而极大地阻碍了民族贸易的真正繁荣     

唐代文人谣刍议

文人谣是指文人创作而又自称为"谣"的诗歌。唐代文人谣是文人新乐府的一部分,是文人新乐府诗歌多种体式的一种。盛唐李白的《箜篌谣》和《庐山谣》,开创了中、晚唐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谣主题和风格,这两类文人谣分别对宋元以后的诗和词有直接影响。     

唐代铁券制度的变异

铁券源于西汉,本是皇帝奖励臣下的重要手段。从魏晋开始,它被赋予了免死的功能。铁券制度在唐代继续发展,但它的功能却出现了变异,主要表现为不再以奖赏功臣为主要功能而更多变现为对割据势力的安抚。随着唐朝廷颁发铁券标准的降低,铁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迅速下降,结果直接消弱了铁券作用的发挥。     

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论析

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图案的样式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技巧上装饰性极强，构图形式中蕴含着图案设计的形式美法则。从美学功能和实用价值等方面研究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的各种组合形式，可以从中寻求美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把艺术创作和设计引向更高的层次，使之具有更合理的功能和更深刻的内涵。     

七言之起与七言体晚兴和律化

七言体起于七言句式的确定,骚语由于缺乏七言句式的限定不能指为七言体之起。七言起于汉代谣谚、镜铭、歌诀,亦有文人偶作并赋体七言系辞,但汉乐府五言蔚为正宗,并以文人拟乐府居于雅正,而七言俗制罕作。然七言魏晋不兴,非在句句平韵导致意脉不相连属、不堪叙述抒情,而主要在于俗制不入、句长为难。及南朝宋鲍照七言隔句押韵新造其体,开启南朝七言之盛,与五言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卒成七言律体,但命意、造语犹仍南朝乐府七言,表现为早期七律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七言新体形成既晚,不及五言经由自汉以来文人拟乐府的长久积累形成文人创制的精工锻炼。在七言律体的形成过程中,声律和联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再论张衡与七言诗之关系

东汉时期的张衡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在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文学上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作为中古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人物，张衡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古文体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赵秉文的七言古诗

赵秉文是金代中叶著名的诗论家和诗人。他主张作诗要师法古人，通过“不执一体”的模仿途径，最终达到“自成一家”。其七言古诗成就较高，多登临览胜之作，亦多国势衰微的感慨，诗风雄放杰出，豪迈刚劲，在学习李白、杜甫、苏轼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身特色。他的理论和实践，开启了金代诗坛学习唐人的先声     

盛唐七言歌行简论

唐代盛行七言歌行 ,初唐四杰、沈宋、高岑均擅胜场 ,但气局有限 ,而李杜则雄逸豪宕 ,把七言歌行推向了顶峰。李白意气豪迈 ,天马行空 ,一任性情 ,章法多变 ,不受控制 ;杜甫则采用冷静的客观描写 ,寓情感于叙述之中 ,注重功力、律度 ,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     

孟浩然七言诗艺术分析

孟浩然的七言诗具有语言平易、诗风通俗的特点，抒情写景具有内在的逻辑顺序，并能在七言诗创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与创新。但也存在气格纤弱、题材狭窄的缺陷。     

再论张衡与七言诗之关系

东汉时期的张衡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在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文学上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作为中古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人物,张衡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古文体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著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     

唐代任官形式中的知判问题

唐代的知、判都是实履其任的,并逐渐由试摄官向差遣转化。作为试摄官的知、判有试用、代理、兼职等多种情况,俸禄略低于同品正官。作为差遣的知、判俸禄依寄禄官,旨在说明寄禄官和差遣的比照关系。寄禄官等于或低于所差遣职务的称知某官事,高于所差职务的称判某官事。至宋代,知、判成为差遣的主要任用形式。     

论曹勋的七言古诗

曾勋在宋代历史上比他在文学史上的名声大．在靖康事变中，曹勋与宋徽宗赵佶等人一起被金人北掳，后奉密诏南还，又使金迎宣仁太后．在宋、金间奔波往来，颇为辛劳，表现了强烈的抗金复国，同情沦陷区人民的思想，是一位爱国志士。同时，曹勋又是较早地将出使金国中所见北方沦陷、人民痛苦的情形写入诗中的人，称得上是一位爱国诗人。但是，人们过去对曹勋的诗歌评价不高。然而，我们研读曹勋的诗歌，觉得颇有特色，决不只是象清人《四库提要》卷156《松隐文集》“提要”所说的仅仅“词来亦雅赠可观”而已。曹勋的七古，主要见于《松隐文集…     

论王维的七言古诗

盛唐著名诗人王维,兼工各种诗体。他的七古,大多创作于青年时期。后来,他偏重于写近体诗(尤其是五言律绝),七古篇章渐少。近人冒广生云:“流传七古多少作,如璞未离光已溢。”正指出了这个事实。     

中国古代排律文献缉考之开拓——《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篇)》读后

汉关秦月,落日长河. 古老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从<诗经>雅颂四言体的典雅庄重、楚骚体长短错落的感叹抒情,经汉代文人五言诗歌的古质朴拙、汉乐府整散不拘的贴近生活,直到李白歌行的行云流水、杜甫律诗的谨严沉郁……一路读来,倾听建安才子的慷慨悲歌,揣摩正始名士的清雅玄言,领略谢康乐的秀丽山水,欣赏陶彭泽的雅淡田园,惊艳于梁陈宫体的裱丽纤弱,击节于初唐四杰的反振颓波……不同的诗人,不同的诗体,不同的诗风,以不同的面貌盛放于古老中国的诗歌之苑,摇曳生姿,在诗的国度里留下鲜明的印迹,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