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从法律的内在道德谈起

法律在双重意义上与道德发生关系。法律的外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实体目标,法律的内在道德则是指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问题。而法律的内在道德(或称法本身的价值)如强制性、明确性、普遍性、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则必须一致等主要原则对道德具有决定性影响。法律的这一特征启示我们在治国实践中,应明确法治相对于德治的前提地位。     

论法律的道德限制

法律在本体上或规范内容上必然受到道德的限制。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合法性完美状态之判断标准。对法律的道德限制的论证是为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更好地利用"法律"这一人类理性工具。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出发,通过论述道德如何对法律进行限制及限制的程度,认为法律既要服从外在道德,也要服从内在道德,最后得出法律必将由道德理念的法律向道德化回归,即认为法律道德化是法治社会理想状态的归宿。     

论道德和法律的融合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一直以来为人们争执不休,但人们对道德和法律融合的问题则持肯定的态度。本文首先阐述了道德和法律融合的理论必然性,其次分析了道德和法律融合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基础,最后着重探讨了道德和法律融合三个方面的现实路径。．     

法律与道德“结合命题”何以可能?——兼评富勒的“内在道德”学说

朗·富勒清楚地认识到,他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根本的原因在于各自的法律观不同,而两种不同法律观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由此展开的争论,可归结为"分离命题"与"结合命题"之争,其核心在于是否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富勒对此做过一套逻辑上的论证,其"内在道德"学说旨在克服"分离命题";只不过他所借助的概念分析和模态逻辑,也是伦理自然主义者所借助的重要理论工具。这种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法律和法治有重要意义。     

论“自由”和“意志自由”——关于道德责任和意志自由的问题

“责任”这个概念有着双重含义 ,其一是指社会对个体的要求 ,即个体的外在责任 ;其二是个体对自我的要求 ,即内在责任。但从本质上讲 ,内在责任是根源于外在责任并由外在责任转化而来的。个体的道德观和内在责任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影响 :1外部世界对个体的道德要求。 2个体道德生活中的奖惩经验。 3个体的道德认知水平或能力。从静态的角度上看 ,个体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选择将大体上被这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但从动态的角度看 ,由于这三种因素都是可变的 ,因此 ,个体的道德观、道德责任感和道德选择也可能发生变化。社会对个体提出道德责任的要求 ,并不是因为个体有着可以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 ,而是因为这种要求可以成为一种外在环境因素来影响个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选择。因此 ,责任实际上是一种与“自由意志”无关的东西。责任在个体的人格中形成后 ,将会影响个体的道德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道德选择必然会受“自由意志”的支配。     

富勒的理想世界探析

法律和道德的命题是法理学中的好望角。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他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并借助这一区分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探讨富勒丰富而思辨的法律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法治建设有着诸多有益的启示。     

作为规则体系的法律的效力——对哈特法律效力观的解读

哈特认为,承认规则提供了人们确认法律制度中的其他一切规则的权威性标准。法律效力就是人们关于承认规则的使用的一种内在陈述,它体现了人们对于承认规则的接受。法律的效力问题是一个法律制度的内部问题。它最终取决于承认规则,而非道德。但在法律的效力标准中,哈特承认价值的存在。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律效力观,它根源于哈特采取的道德中立的描述性法律理论视角。     

牟宗三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伦理精神

牟宗三会通康德哲学和儒家心性之学,由道德的进路,重构了儒家的形上学。这种道德形上学突显了内在超越、实践理性和道德宗教的伦理精神。它打通超越与内在、本体与工夫、道德与宗教的关节,实现了伦理世界与超越世界的完美统一。     

论法律是否是道德的底线

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从古至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主从式和双生式。而今后法律与道德的共生形态即将走向终极的线面式。正确理解线面式的法律与道德的共生关系是探究法律是否是道德的底线的前提,而法律能否成为道德的底线也取决于法律本身的性质与社会价值和时代进步的要求。     

体制正义·法律正义·道德正义

本文根据正义借以实现的途径 ,从体制正义、法律正义和道德正义三个方面对社会正义作了初步的探讨。体制正义作为正义之基 ,包括结构性正义和功能性正义两个方面。法律正义作为正义之绳 ,包括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道德正义作为正义之魂 ,包括道德的正义性和正义的道德性两个方面。本文分别考察了它们的内涵和原则 ,并指出这三大正义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论德法同治，官德必举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 ,本文从德法关系入手 ,论述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 ,并把官德建设列为德治的关键 ,提出了加强官德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关于以德治国的理论思考

本文依次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道德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道德的继承与创新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以德治国的必要性。     

道德与法在诚信建设中的辩证互动

中西方不同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条件分别造就了德性诚信和法理诚信的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缺失的原因可从德性诚信尚未实现现代转型和法理诚信原则“纸面化”、规则匮乏两方面加以解读。加强诚信建设,塑造公民的诚信人格,既要重视道德与法的独立作用和价值,又要促使道德与法的良性互动、功能互补。     

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价值

法律起源于道德。因此,现代立法都非常重视法律必须反映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即最具普遍接受性的道德层次。法律的滞后性特点,使法律无法完全反映社会基本道德要求,但这种矛盾却可以进一步推动法律发展。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在有法律明确规定或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都存在着不得不利用社会基本道德原则案例,如何防范任意性或随意性的司法实践道德原则运用,需进一步探讨完善。     

论公务员道德素质的法制化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关键在于依法治官.本文从提倡公务员道德素质的法制化入手,论证了公务员道德素质法制化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提出了公务员道德素质法制化的具体构想.     

道德视域中的法律运行

法律运行作为法之创制、展开和实现的逻辑进程,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的审视和导向,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之应然。这种合道德性的法律运行主要表现为:在立法环节,法不仅要符合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而且要追求与社会主导道德以及与广大民众心理和情感的契合;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求司法工作者追求司法公正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而且应特别关注当下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司法之“应然”;在守法环节,广大公民不仅应关注行为的合法性和履行法律义务,而且还应追求自觉的守法境界和积极主张自身的法定权利。     

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强调以德治国是对法律与道德的深入理解。法律与相关联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的契合,构成了法律制度稳定和合理运行的基础。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法律职业的基础在当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强化原因、过程和实施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为我国此项教育规范化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在高校法学院(系)普遍开设严格的专门课程、组织必要的上岗考核和全方位的终身教育等是职业道德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措施。     

当代中国法治与社会道德环境

当代中国法治所需要的道德环境系统由社会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社会主体行为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社会道德评价环境共同构成。道德认知只有外化为道德主体的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统一的行为才具有现实意义,而这则是由法权威的合道德性与合法性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也同样是法权威的获得依据和保障。一定社会的法治总是对它的社会道德评价环境有着其固有的要求。就当代中国法治而言,这种要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道德的一致性、道德的先进性、道德追求目标与法治目标的同趋性。     

公民守法道德的向度及其养成

公民守法道德作为实现法律的德性保证,其对法治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向度上,公民守法道德表现为强制守法、自觉守法和信仰法律三个层面.就实现条件而言,公民守法道德的养成离不开公民意识和保障机制的确立,也需要政府切实有效地履行自身应尽的责任.     

法治与德治——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