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王远夷乐德歌新解

近数十年来，白狼语研究向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依据中古时代的西夏语试解《白狼歌》，这不失为探求通解白狼语的一种新尝试。通过对译，意在说明西夏语尚更多地保存着今天业已消失或无文献传世的西南少数民族所曾经使用的语言。以西夏语试释“白狼语”，或有助于最终解读这种令人扑朔迷离的语言     

汉代“白狼夷”的族属新探

我国历史上,首次赴首都洛阳歌颂祖国强大统一政权的,是西南“白狼夷”部落首领“白狼王”唐蕞等一行.他们在东汉明帝(58——75)举行的宴会上演唱出领辞《白狼歌》三章,“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由此载入当时史册《东观汉记》及《后汉书·西南夷传》,千古传颂不绝,迄今尚有国内外学者进行研讨.这三章汉夷对译的《白狼歌》辞,在我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现将当时汉夷对译《白狼歌》三章列下:     

《白狼歌》研究述评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悠久辉煌的祖国文化,是国内各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共同缔造的.著名的《白狼歌》就雄辩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远在公元前,我西南兄弟民族中曾有个强大的白狼部落生息活动于今雅安、西昌地区一带.后汉明帝永平(58—75年)中,白狼王唐(艹取)一行,自筰都(今雅安地区)来到当时祖国的首都洛阳,在明帝举行的宴会上唱出了颂歌三首,热情洋溢地抒发着赞颂伟大祖国的衷情,充分地传达了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共同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颂歌三首有歌辞四十四句,每句都有白狼语的汉字记音.这是由当时“颇晓其言”的犍为郡掾田恭,“讯其风俗,译其辞语”的.刘珍将其辑入《东观汉纪》,刘宋范晔又将译文收载于《后汉书·筰都夷传》.唐代李贤     

“白狼歌”族称研究质疑

《后汉书·西南夷传》和《东观汉记》上记录的《白狼歌》,在民族历史和藏缅语研究等方面有重要价值,已是人所共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至八十年代,中外学者如丁文江(1920、1936)、王静如(1932)、闻宥(1936)、马长寿(1940)、董作宾(1940—1941)、丁骑(1942)、方国瑜(1944)、F.W.Thomas(1948)、PaulK.Benedict(1972)、W.South Coblin(1974、1979)、陈宗祥、邓文峰(1979、1981)、马学良(1980、1981)、西田龙雄(1980)等前后共有十余家对《白狼歌》的族称、语言和历史等问题进行研讨,     

基于语料库的《摆手歌》英译语言特征

在语料库翻译学的框架下,将《摆手歌》英译本Sheba Songs与戴乃迭翻译的《阿诗玛》以及英国本土民间故事Beowulf的现代散文体版本进行语内比较,从词汇、句法和语篇探讨《摆手歌》英译本的翻译语言特征。研究发现《摆手歌》英译作品呈现复杂的翻译语言特征:《摆手歌》英译作品在词汇多样性和句法复杂性方面呈现翻译语言的简化特征,但是,其词汇密度值高于英语原创文本,却低于英语母语者的英译文本Ashima,其高频词和低频词的使用状况也显现不同于一般翻译语言特征,更多受源文本和译者的中介语使用特征影响。人称代词和连接词使用状况则表明《摆手歌》英译文本没有体现翻译语言的语法显性特征。     

东汉《白狼歌》的政治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价值

东汉《白狼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夷汉"双语"互译的民族志文献资料和民族历史语言资料,承载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它不仅鲜活地体现了东汉时期白狼、槃木、唐菆等西南夷各族对东汉王朝的政治认同,还体现了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及各级官吏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汉代西南边疆地区民族融合、边疆开发、西南夷政治心理成长演变和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     

《白狼歌》歌辞校勘

《后汉书·筰都夷传·白狼歌》传抄了将近二千年,不可能没有错字的.特别是该歌的“夷言”记音汉字,是复原该歌的关键,是不允许有任何讹误的.清末王先谦曾以《东观汉纪》辑本、官本、《通志》本互校,得出的结果是:“异字方言,转译难明,声读今古有异.《东观记》又仅存辑本,无从定其得失矣.”在三十年代曾有人进行《校考》,把有些原来是正确的字,反而改错了.如出现四次的“多”的注音“邪”字,错改为“那”字.第五句“徵衣随旅”     

《红楼梦》“好了歌”文体源流考

关于《好了歌》之文体源流,当代学者多认为源于明代,不过这只是直接影响,未看到其远源在于“了语不了语”这一杂体诗.了语、不了语是一种士子文人的游戏文字,文体卑贱,源于东晋顾恺之等,最早则受到宋玉《大言赋》、《小言赋》的影响.《好了歌》继承了“了语不了语”这一陌生文体的某些质素,同时又有所改革、有所创新.了语不了语之形成,是魏晋玄学兴起及其士人尚清言、好谈玄风气的反映,与佛教、道家都有极深渊源.在好与了、色与空、盛与衰、有与无、真与假等这些互相对立的哲学范畴中,“好了”在《红楼梦》一书中具有元范畴意义.     

《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儿》新书出版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林涛教授继《中亚东干语研究》、《中亚回族诗歌小说》出版之后，最近又出版了新的译著《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儿》。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越人歌》的审美再现——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

文章依据诗歌鉴赏理论和权威学者对《越人歌》语内翻译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该诗的三大审美要素,即句式审美、节奏韵律审美和修辞审美,探讨英译文的译介效果。研究发现,语内翻译旨在追求理解准确、精准把握审美要素,而语际翻译则追求审美要素再现的最大化。语内翻译是语际翻译的基石,语际翻译是原文经由语内翻译在异质文化中的重生。     

《白狼歌》第十一句“偻让龙洞”试解

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后七四年)三月,筰都夷白狼王唐(艹取)在汉庭唱出三首颂歌。歌辞(1)中第十一句“蛮夷贫薄”的汉字音记“僂让龙洞”。以及第十五句“蛮夷所处”的音记“僂让反以”,是极为重要的关键句子。王静如先生曾对“偻让”二字做过解释。(2)盖因这两句话涉及族属、历史、语言和考古等学科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目的就是论述“僂、让”两个族称,以期对《白狼歌》族属的探讨有所助益。     

畲族《盘古歌》序

旧社会对畲族人民“三不准”,一不准上学读书,二不准住平原,三不准造楼房,盖瓦屋。因此畲族的历史文化年久失传。《盘古歌》亦称《龙皇歌》、《高皇歌》,在畲族民间流传甚广,但无完玉。一九七九年印发了《征求意见草稿》,征求了福建、广东、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一百多位畲族同志的意见,作了两次对照整理。最近又征求在中央民族学院干训部学习的福建、浙江两省同志的意见,作了第三次修正,并对某些不能译成汉文的畲语词汇,用国际音标及汉文注释音、义。歌名按畲族人民习惯用《盘古歌》,但不同于专指盘古开天传说的民歌《盘古歌》。     

闽南语传唱琴歌之思考

琴歌是中华民族重要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国古代诗词文化与音乐文化完美融合的产物.闽南语起源于中原,保留了大量中原古音元素,用闽南语传唱琴歌,具有可行性.《长相思》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琴歌,用闽南语文读音进行演唱,更具古风古韵.     

法语诗歌翻译的三个层次——以《国际歌》的翻译为例

通过对《国际歌》的多家汉语译作进行简要分析，从而在《国际歌》翻译的微观差异基础上梳理其不同语际间翻译的各种状况，归纳概括出法汉诗歌翻译在思维、语义和审美三个层次上的界定和兼容，从而构建其层次系统和一般流程。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文本类型与解读方法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自沈约以来就被认为最难解读,本文将其分为三个主要类型,举其代表性篇目进行解读。《石留》篇的解读方法是在剥离乐工标记语的基础上判别“辞”“声”;《朱鹭》篇的解读是在判别“辞”、“声”的基础上引入文献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远如期》篇则主要从汉代乐府歌诗的文体性质出发,指出其中含有科范字。本文的方法和结论对于《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解读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他汉魏六朝乐府歌诗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     

《文心雕龙》疑义辨析举隅

《明诗》十条1、“诗言志,歌永言” 本条语出《尚书.舜典》。原文四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因为都是判断句,故彦和一剖为二,用于《明诗》、《乐府》两篇篇首,分别为诗、歌、乐府下定义。其实本条二句是学人共知的名句,原不应有辩,但好几个本子的译释恰恰互有分歧。这里,文字简练,词性极明,句式也清爽,均为“主—谓—宾”结构,故疑义想应源于具体文字的训释。前句无歧异,问题的关键在后句“永”字上。     

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七言诗渊源辑考

七言诗渊源辑考跃进《玉台新咏》卷九始列《歌辞》二首，即所谓“东飞伯劳”歌和“河中之水”歌，以后依次列入《越人歌》、司马相如《琴歌》、乌孙公主《歌诗》、《汉成帝时童谣歌》、《汉桓帝时童谣歌》及张衡《四愁诗》等。这些均是七言诗体。依此来看，似乎七言始于“...     

试析葛浩文的翻译伦理观——以莫言小说英译为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伦理研究日益成为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葛浩文英译莫言代表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为基础,探讨译者的翻译伦理模式,即译者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努力服务于目的语读者,并尽最大努力实现跨文化交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