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媵婚制考略

媵婚是我国自上古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一种婚姻制度,指女子出嫁,须以同姓娣侄随嫁。契丹婚姻制度史上存在过媵婚制,而且经历了族外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这样一个过程。契丹族的媵婚制包含的既有媵女,也有媵臣、媵侍等,而且契丹公主还有媵地,即公主头下州。从总体上说,契丹媵婚与中原媵婚、北方民族媵婚不无相似之处,惟有公主媵婚与众不同,并随着辽代社会总体性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既反映了契丹民族文化独具的特点,也体现了辽代社会前进的风貌。     

契丹遗风点滴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它所建立的辽朝曾统治北部中国二百余年,大体上与五代、北宋相始终。在辽朝灭亡以后,契丹人逐渐被其他民族所同化,在历史上消失了。有人认为,现在东北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 契丹族虽然从历史上消失了,然而契丹人的某些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这里所介绍的只是表现在饮食方面的点滴而已。     

契丹奚车考

本文专论１０世纪初的契丹常用交通工具──奚车,认为其既有承袭匈奴、高 车、乌桓等族的穹庐成份,又有模仿汉式取自中原的构造,相溶民族和地域的特色。     

最后的契丹文字破译者

北京农光里是社科院老一辈学者集中的宿舍区，刘凤翥的家就在这里。他的家不算大，却是全世界收藏契丹文字最多、最全的地方。当今世界上，被公认为对契丹文字研究卓有建树的只有四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凤翥、内蒙古大学的清格尔泰教授、辽宁省博物馆的历史与文物考古学家阎万章和日本人丰田五郎。     

契丹文学传播动因研究

契丹民族文学传承至今受多种传播因素的影响,本文从文学传播学视角出发,探讨契丹文学传播动因。契丹贵族雅好文学是契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动因;文学传播离不开传播媒介,多样的文学传播媒介成为书写载体;契丹贵族崇佛、敬佛导致佛教发达,僧人学养颇高,是文学传播的又一动因;中原文学对契丹族文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并潜移默化影响了契丹文人的文学创作;游牧民族文学的原生态魅力促使汉族文人对契丹民族文学的接受,推动了其时契丹文学的传播进程。     

契丹族狩猎经济考略

本文对契丹族的狩猎经济进行了考述,认为狩猎经济始终是契丹族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同契丹族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始终相伴相随,是契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一。     

四川省松藩县十里乡火烧屯村回族族外婚家庭结构及其习俗变迁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松潘县十里乡火烧屯村回族族外婚发展现状的实地田野考察,运用社会学的问卷及个案研究方法,分析了当地回族族际婚姻家庭变动的规模及习俗的变化,探讨了回族地城文化产生的条件及回族文化的同一性和地域差异性,提出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多“元”共生是一个相互汲取、渐变且走向更加多元化的漫长复杂的过程。     

契丹的瑟瑟仪和射柳

契丹的畜牧经济基础和萨满教的流行,加上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点的契丹礼仪,其中主要有祭山仪、拜日仪、柴册仪、再生仪、瑟瑟仪和射柳。 本文拟就契丹的瑟瑟仪和射柳略做考察。 瑟瑟仪,是祈雨射柳的礼仪。既是契丹民族的古老习俗,也是辽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的一     

契丹辽帝的造像与祭祖

对辽代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祭祖进行勾沉,是研究辽代契丹民族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略作论述。 一、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各地祖庙的兴建 已故契丹皇帝的“造像”及其种类。 辽时契丹皇帝为了祭祀祖宗,大量雕塑、绘制已故君主的“御容”像。辽代对已故皇帝“造像”始于何年何月,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经推断,概始于太祖阿保机时代。《辽史·太宗纪》载:天显五年(930年)六月丁己,“拜太祖御容于明殿”。说明此前于太祖祖陵陵庙内已经供奉阿保机的“御容”像。从此以后,每一契丹皇帝“驾崩”之后,均要制作“御容”像。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云:契丹皇帝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并致祭”。可见这在辽代已成为一种惯制。     

契丹社会河流文化的历史解读

在契丹社会文化中,河流因素占有重要地位,进而形成了河流文化.契丹社会的河流文化不仅存在于神话、传说等民族记忆里,也充斥在四季捺钵、改易江河名称和河神祭祀等政治生活中.它的形成既与契丹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经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亦受河流文化汇聚机制以及早期人类对河流敬畏与崇拜的影响.契丹社会的河流文化是中国古代以长江、黄河...     

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

酿酒 辽代契丹人的酿酒分官酿和私酿两种。在皇都上京城内建造的酿酒工场——麹院属官酿。麹院酿制的酒,主要供契丹皇室人员及高级官吏们饮用。民间酿酒的小作坊——酒家属私酿。主要满足下级官吏和平民百姓们饮用。当然,由于“酒家”的私人酿酒“风味”独特,所以,偶尔契丹皇帝也“微服”到这些“酒家”赐银“市酒”。如辽穆宗耶律璟就曾     

金元时期契丹人姓名研究

契丹人有其特定的姓氏和名字,它反映本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时代风尚和伦理道德等,是契丹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人建立辽朝政权后,开始采用汉名,甚至改为汉姓,说明中原汉族文化对契丹民族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我国学术界已有人对契丹人姓名文化开始研究,但多是在辽朝时期,很少涉及辽亡后契丹人姓名的变化。     

10世纪前期契丹南下路线研究——兼谈草场对契丹南下作战的制约

10世纪前期,契丹数次南下。在河北路方向,契丹军队主要经居庸关、古北口、平州三个方向并取道易、定二州南下。在河东代北地区因地势平坦虽无方向选择,但南下路线仍然有三:一是沿振武经胜州南下,二是过云州经雁门关南下,三是自新州经蔚州南下。契丹选择南下路线在战略上以最短原则为考量。在战术上受制于地理因素。在粮草补给上,契丹军队更多需要考虑战马所需的草料补给。作战区域内草场的消耗对契丹南下作战产生了消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契丹骑兵的战术优势。     

契丹文“卯兔”论

本文梳理了迄今已知的契丹语“卯兔”的六种不同文字载体形式,包括两种汉字记音、三种契丹大字形式和一种契丹小字形式.通过对契丹文的文字学剖析,将其记录的契丹语音形式进行到位的构拟;再将这些契丹语的拟测结果置于阿尔泰语源学的广阔视野中加以检验,从而得出了契丹语“兔”的不同语音形式的各自语源地位.而这样的结果又可以对阿尔泰语源学的精微化,以及蒙古语族的理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

契丹族建国后,用本民族的名字作国号,称大契丹。公元九三八年,契丹改国号为大江。九八三年,辽又改国号为大契丹。一○六六年,契丹又改称大辽,直到一一二五年辽国灭亡。 中国历史上辽是唯一的反复更改国号的朝代。有辽一代二百一十八年(九○七——一一二五),称契丹国共一一四年,称辽国共一○四年,约各占其半。所以,南宋叶隆礼奉诏撰     

从民俗论达斡尔族源于契丹

近世纪以来,达斡尔族的族源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学家认为契丹,这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结果。笔者试就民族习俗的继承性和“民族习俗是区别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撰文补充“契丹说”,不当之处,望学者指正。     

契丹族文化渊源杂考

对于“四”、“八”等数字概念在古史典籍中的真实含义，学术界一直没有公论。本文在考察契丹族文化渊源的基础上，从天文学角度出发，对“四楼、四时捺钵”及“八子、八部”等数字概念做了新的阐释，认为“四楼”、“八子”等乃是古代四时观念的物化、人格化，成为指导契丹族及其它北方民族生产生活的时序节令     

论契丹人在蒙元时代的影响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数百年的封建割据。在蒙古攻金、西征、灭宋的战争中,契丹人军队成为一支精锐劲旅。许多杰出的契丹将领,或则“参预机谋,出入战阵;”为蒙古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以儒冶国”他们“勤劳于国,诚节如一,”对元朝的文治也发挥了深远影响。契丹虽然已经消亡,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但研究其发展历史,还是很有意义的。     

论唐与奚、契丹的和亲

安史之乱前,唐朝为控制辽西,以便向东控制辽东,向西控制北亚,试图用和亲来抚绥辽西两蕃奚、契丹,但由于两蕃的内讧而归于失败。之后,唐与两蕃陷入了累年相攻之中。     

关于达斡尔族源于契丹说的质疑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个民族。自清以来,众多学者就其源流问题提出种种不同的观点,有契丹说、室韦说、蒙古说、白鞑靼说等等。其中契丹说近年来最为盛行,有人竟作出“不容质疑”的结论。本人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研究,认为达斡尔源于契丹说大有商榷之处,很难令人岢同。本文无意对达斡尔族源流问题作出全面地科学地考证,仅就契丹说提出几点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