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的文化定义

目前普通语言学理论中对“文字”的定义 ,是以西方语言文字的关系为依据的。西方文字的拼音形式 ,适合西方词形屈折变化的语言 ,文字通过记录口语来表达意义 ,是依附于口语形式的。而汉字的方块表意形式 ,适合汉语形态简单而含义丰富的特点 ,文字直接传达意义 ,独立构成书面语言 ,不依附于口语。中西文字的这种差别 ,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别。因此 ,汉字的文化定义应该表述为“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而普通语言学也有必要重建文字理论 ,摆脱长期以来狭隘的“语音中心论”。     

文字的定义

文字的定义应是“人类记录信息的书面符号”，这个定义界定了文字的两个特性：载体属性和功能属性。文字的载体属性是书面符号，文字的功能属性是以书面为载体记录信息。记录信息的文字与表述信息的语言都是人类交际的工具。     

关于社会用字规范化问题的思考

关于社会用字规范化问题的思考韩华（河南省委党校）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文字则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符号，是书面的交际工具。在我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汉字起到了记录并推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汉字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     

中"文"与西"文"

汉字自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传承性.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中国的文字一直是贬抑多过褒扬.西方一直以"他者"形象来塑造中国文字.有学者认为中文是落后的、不科学的.本文就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对中西文字进行分析比较,展现中西文字的各自优势与劣势,强调各国文字是深深根植于其生长的文化土壤,与文化互为滋润,共同发展的.中文更是如此.中文的独特魅力是其屹立世界文字之林的根本原因.     

从观念出发与从材料出发的汉字阐释——以"也"及其所构成的文字为例

汉字阐释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汉字文化普及的基础.汉字阐释是对已识字的形音义、构形理据、历史演变、字际关系、文化内涵等不同层次的全面描写和解释.《说文解字》是汉字阐释的开山之作,直到清末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占据汉字研究的主流地位.随着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与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兴起,汉字阐释却逐渐远离学术研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汉字阐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从材料出发的学术研究与从观念出发的思想表达两种阐释方法的纠缠,直到今天也没.有建立起可操作的研究方法与表达范式.梳理"也"及其所构成的"(畋)""地"等字的阐释学术史,解释许慎文字学低级错误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有助于确定现有材料下"也"字阐释的路径与可能的深度.汉字文字学的阐释与文化学的阐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不同层次的深入探讨.汉字阐释的基本原则是:从材料出发甄别字料,全面占有、充分理解、准确应用材料;从文字记录的语言事实出发,背离文字记录语言事实的阐释与文字学无关;坚守历史性原则,在客观描写基础上作出合理解释.     

汉语——二十一世纪的第一语言

本世纪三十年代,西方语言学者普遍认为,汉语是人类的原始语言,汉字是古老落后的文字。经过半个多世纪,西方学者的观点改变了,他们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汉语是人类智慧的语言,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汉语的书面形式。对汉字的看法本应随着对汉语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但人们对汉语的看法似乎更凝固些,甚至某些中国语言学者也接受了汉字古老落后的观点,有人还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这是难以接受的。     

文字的视觉意向与结构功能——兼论汉字电脑化趋向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字,内含媒体,越过时空限制,或反映实事,或记载典籍,或书面交际交流,或传播文化信息,功能特异.本文从世界文字划分的系统论原理出发,着重论证或论述古今汉字的形体结构特征,和它的可懂性、表意性、实用性,期望于推行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方面,有所促进,有所借鉴.此外,本文略谈当代电脑化对汉字功能的反馈.     

关于日本新文字的探讨

<正>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们交流思想所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在现代社会中,文字不仅对本民族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国际社会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汉字使用地区很广,曾传到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现在朝鲜和越南都已进行了文字改革。汉字传到日本后,就成了上层社会的文字。到了平安朝时代(约公元八○○至一二○○年)创造了日本字母(平假名)。以后,汉字和假名混合使用。由于汉字学习困难,应用不     

基于文化意义的中日同形词研究

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渊源流长,其中汉字对日本文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和研究中日汉字中的同形词可以发现:"同义同形词"的出现是日语对汉字的直接借用的必然结果,"异义同形词"则是文字形态与具体文化语境的结合和变迁,亦是在日语言的学习中应当重视区别的一点;"和制汉字"的出现,是对汉字符号的利用的结果,可成为日语文字文化溯源的一条重要途径.     

钱玄同五四时期语言哲学的内涵与特质

若谓语言哲学乃是"对语言进行哲学研究"之义,则"钱玄同的语言哲学"的说法可以成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是在实然的抗拒力与应然的推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体现了批判与反思、展望与重建的哲学精神.其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汉字的特点,钱玄同反对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或"衍形文字"的说法;关于汉字的本质,他坚持文字同语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号的主张;关于汉字的发展趋势,他认为中国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形而意、由意而音、由繁到简.第二,钱玄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了汉字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三大问题,还从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层面驳斥了汉字革命会扑灭中国文化的论调.第三,出于进化史观、功利主义、理想主义等内在动因,对于人类普遍语言这一语言哲学重要问题,钱玄同最终选择世界语作为其语言哲学的乌托邦理想.质言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是一种以进化论为主导,以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世界主义等因素错综杂糅在一起的语言哲学.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