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

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疏通結合的关系,及正义对索隱的申明、駁斥、纠正彼此間之联系,辨“兩人生于同时,而其書不相称引”之說非是,断司马迁確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卽公元前一四五年,至     

关于史記三家注的关系問題——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以后

“文史哲”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登載了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程文主要是从史記三家注互有結合的看法,来証成王国維的司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前145)的主張。关于司馬迁的生年,目的主要有兩种說法:一为王国維“景帝中五年(前145)說”;另一为郭沫若、王达津等先生主張的“建元六年(前135)說”。前者主要根据为史記張守节正义:即史記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云“按迁年四十二”推算而得。后者的主要根据为史記司馬貞索     

论司馬迁与《史記》研究中的非馬列主义傾向

司马迁与《史记》,在我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司马迁与《史记》,作出批判的总结,是我们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十来年中,就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对其作了探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在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方面,还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題。下面就三个重要问題提     

司馬迁的讽刺语言的艺术

一司馬迁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卓越的諷刺家;他所留下的輝煌的著作太史公記,不仅是在文学上有着伟大的成就,而且达到了諷刺语言艺术的最高峯。汉武帝刘彻的时代,是汉帝国封建統治政权最巩固的时期。自汉建国,到这时,近七十年了,文景以来,所标榜“与民休息”的改良政策,也实施了將近四十年,社会得到一些安定,农业經济得由恢复而到上升的阶段。于是在整个商人地主集团加     

如何評价司馬迁的道德观

在《史记》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司马迁的道德观是进步的,他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揭露与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虛伪性。如有人说:“司马迁指出当时有两种道德,一种是有财富有权势的人的道德,一种是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又说:司马迁之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律,居然敢于给道德范畴打上阶级对抗的烙印,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创见。”有人则说:司马迁“不仅区別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而且是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猛烈的攻击压迫阶级道德,这是他的道德观点的非常进步的一点。”有人更说:司马迁“怀疑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圣贤和所谓仁义道德。而从实际出发,‘已饗其利者为有德’,肯定了另一类人     

司馬迁的《游俠列传》有人民性嗎?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游俠列传》,是记西汉游侠人物的。近年来,很多人认为,游侠是受压迫的下层人物,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来反对封建势力,司马迁给他们作传记,具有着人民性。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游俠到底是些什么人物? 司马迁把游侠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贵族之侠,一类是布衣之侠。战国的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属于前一类人物;西汉的朱家、剧孟、郭解之徒,属于     

论泷川資言的“史記会注考証”

一引言司馬迁死后兩千年来,凡是談文学,談史学,談经学,談政治,談思想,談古今地理,以至談考据,目录,訓詁,风俗,种族等等问题的,几乎沒有不牽涉到史記的;史記是中国人民宝貴的文化遺产,具有世界意义的偉大著作。史記之重要如此,其关涉之面,又如此之广,所以兩千年来,关于討論史記的文字,真是以千百种計。这千百种有关史記的资料,在学术爭辯,和历史观察方面,仁智之見,每有不同。而史记本身,經过若干次补綴,傳抄,板印,与注解之后,自身就存在着許多问题。那末,我們若想对史記有一个正碻的看法,一定的認識,应当作一个总的整理才好。可說整理史記,早已是极迫切的任务了。但是整理史記,并不是一件小工程;首先必須正碻而全面地了解司馬迁,真实透彻地明暸史記本文和注文。更須要掌握全部史記資料,才能正碻地去分析与擇別。所以訓詁的知識,經学的知識,古今地理的知識,版本目录的知識等等,都应当具有。总而言之,整理史記,必得其人对祖国的学問,既精通,又广博,否则要想整理史記,是多有阻碍的。日本瀧川资言,早在二三十年以前,就注意到史記,他自言汇集了数百种参考资料。并編摩多年,撰成史記会注考証一書。这在三家注后,总算是对史記一次規模最大的整理。可是这部书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对司馬迁这部偉大的历史兼文学的著作,有何等     

从春秋三传注看古代训诂学家的语法研究成就

中国古代有语法学,古代训诂学家在随文释义和许多论著中都有丰富的语法内容的阐述。在《公羊传》《梁传》注释中已出现了语法研究的萌芽。语法学产生于两汉注释书,到西晋时,《左传》杜预注对语法的分析、研究已相当成熟。总之,中国古代训诂学家语法研究的成就是很大的。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注三题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书注释得到很大的发展,著作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其兴起的原因、所反映的特点以及产生的历史影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分析。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三则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目前坊间考证最为完备、资料最为齐全的<左传>注本,学者对<左传>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杨<注>的参考.但由于篇帙浩繁,杨<注>文中不免有所纰漏,本文因举其疏误阙略者三处进行商榷.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三则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目前坊间考证最为完备、资料最为齐全的《左传》注本,学者对《左传》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杨《注》的参考。但由于篇帙浩繁,杨《注》文中不免有所纰漏,本文因举其疏误阙略者三处进行商榷。     

《史记》三家注韩城地名正误

通读《史记》时,我好奇地将司马迁记载韩城的六十处地名及三家注释摘录出来,在分析比较和实地考察后,发现三家注不仅说法不一,而且有些地方把方位、里程、时间等弄错了,有必要提出研究。     

韦杰三的性别和生年——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一个误注

“韦杰三是女性吗?”当笔者提出这个疑问时,颇引起清华大学一些老校友的惊讶。韦杰三烈士怎么是女性呢！然而,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第202页《〈丙和甲〉按语》注③却写着:“指韦杰三(1901—1926),女,广西蒙山人,清华大学学生,‘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之一。”     

應該全面正確地評价司馬遷的思想

在司马迁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肯定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是唯物的,社会历史观是进步的,政治主张也是进步的,反映了全民的意愿,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立于对立的地位”。如有人说:“司马迁反对天命可以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的神秘思想”。有人则说:“《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跟当时以阴阳五     

关于袁崇焕诗注的补充和商榷

《藤州史话》编辑部作了一件有益的工作,第一次将袁崇焕遗诗汇集成七十五首,并加上注释,在1983年第3期《藤州史话》上登出,供内部参考。这对于读者和研究工作者都提供了方便。但是,(一)有些地名、人名及典故、词语失注,似应补充;(二)有些注释似乎根据不足,不免和原诗诗意不合,尚可商榷。     

三家《楚辞》注本的训释篇目与体例

王逸、朱熹、蒋骥三家的《兰辞》注本，在训释篇目和训释体例方面各有异同。从训释篇目上说，三家注本所选择的楚辞作品，各有侧重，从训释体例上说，三家注本无论是总体体例，还是具体作注的体例，既是传统训话的影响，又有着各自的特色，且各有优劣。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三家《楚辞》注本在训释篇目和训释体例上，从形成到成熟的渐进发展过程，而且还可看出古代众多《楚辞》注本在这两个方面的大致轮廓。     

《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评介

《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评介廖信春刘勉玉教授所著《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最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前期重要项目，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的学术专著。它的问世，填补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唐代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识

唐朝学者传承魏晋南北朝学人注史之风,先后有《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等四部杰出的史注。这些史注达到了唐代史注的高峰,史注家们既关注史书内容的真实性,也关注史书的体例体裁。史注家们的批评意识体现出唐代前中期开阔的学术气象。     

关于屠寄和他的“蒙兀兒史記”

近來中国科学院歷史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学院准备以蒙古史为研究重点。去年十一月,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发起“蒙、中、苏三國历史学者合作編寫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的会議”向我們提出兩个任务之一是中國历史学者和蒙古考古学者密切配合以中国史藉的記载,帮助解决蒙古考古学發现的问题。屠寄的“蒙兀兒史记”一書,无疑的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稽考明初修撰元史,潦草无剪裁,在正史中最为荒穢,清代学者发愤勘治,计有邵远平、钱大昕、汪輝祖、張穆、李文田、洪鈞、魏源、柯劭忞等辈。其间邵远平的“元史类編”僅就原書重編一过,新增资料甚少,钱大昕的“元史考異”于新史正文只成氏族表、經籍志兩篇,汪輝祖的“元史本証”     

关于监狱史研究若干问题的商榷

中国监狱史研究 ,起步晚 ,发展较慢 ,不少理论观点值得商榷或需作深入探究。本文就封建狱制完备时期的确立问题、录囚制度的起源及发展的定位问题、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法典的认定问题、关于中国监狱史发展特征的研究等若干方面作一讨论和商榷 ,并提出拙见 ,以求教专家与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