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创业 功属太宗——也谈晋阳起兵的几个问题

大唐创业,功当谁属?这是治唐史者在研究晋阳起兵这段历史时必然要遇到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有些同志在不少论著中对晋阳起兵的首谋以及攻占霍邑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晋阳起兵的首谋不是李世民,而是其父李渊;起兵以后,又因为李渊的“深谋远虑”相继取得了攻占霍邑的重大胜利,从而为唐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总之,大唐创业,功属李     

关于唐太宗评价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对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主要成就以及唐太宗前后期主要表现进行分析.唐太宗是历史上杰出的封建政治家.贞观之治的出现是与当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唐太宗杰出才能分不开的.贞观后期,唐太宗励精图治不如以前.     

历史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建国以来,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曰“当时当地的标准”,或日英雄造创历史,二日奴隶们创造历史,因而一概否定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二者相持不下,互为消长,但都不足以圆满地解释历史现象,所以均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这样,就有     

历史有意义吗?

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因而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而这种方式是补前代之不足的。说到底,我们研究历史是因为我们对它有兴趣,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想懂得一点自己的问题。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可是,它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需要。……历史主义者不承认,历史解释应该满足从当前实际问题和决策中所产生的需要。历史主义所努力的是发现“人类注定要走的道路”,发现“历史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但是,有这样的线索吗?历史有意义吗?历史本身既没有目的,又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决定把目的和意义给予它。我们能够使历史成为我们争取自由社会和反对其敌人的武器,这样我们就能解释它。这番话最后也可同样应用于“生命的意义”上面。要决定人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决定我们的理想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德里达拒绝历史吗?

解构的“历史性”问题历来是一个难题,在德里达展开的解释情境中,历史只能是“历史之不可能的历史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底线就是建立在这“不可能的历史性”上。这是重写的历史性,反复铭刻的历史性,也是最接近真实的历史性。     

历史能客观吗?

兰克排除解释性的事实,把历史仅限于政治事件。罗宾逊则认为历史知识不论是解释性或描述性都是根据一切可靠知识的准则建立起来的。比尔德的早期观点认为非解释性历史的毛病在于它关于事实陈述的狭隘概念,主张扩大事实陈述的概念,要求历史家承认他可以而且应该对事情如何发生把为什么这样发生作出解释,而这些解释仍是客观的,容许客观验证的。比尔德的后期观点则认为解释是不能受到和事实性陈述同类的检验,从而和罗宾逊一起进入科学程序的常规不再适用和历史家的价值观排除了科学客观性的领域。出尔德在后期开始将作为实在的历史和历史记录、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区别开来。历史家是从记录开始试图创造作为知识的历史。历史思想包括对记录事实和历史知识的选择、整理和解释;而这些是仅仅根据历史家头脑中的观念和目的进行的,因此不再有和事实陈述那样的一致性和客观性。出尔德混淆了历史解释的心理学和历史解释的逻辑。一个历史家在能够致力于历史综合以前很可能必须使自己和某些理论或某些道德信条结合起来,但这信奉的事实和他的历史真实性或可靠性或适切性并无关系。     

历史能指导未来吗?

门外汉向历史学家询问的最普遍的问题是,历史是否能解决问题?历史有价值吗?我们能从历史吸取教训吗? 当人们想要使历史成为实用的,并能给我们以教益时,这便意味着他们也想确信历史是符合科学的标准。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我将谈谈各种原因……     

关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

1930年代,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旨在抗日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作为北平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陈伯达在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发展、高潮以及最后走向结束的各个环节,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入手,系统阐述了其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动机及思路,揭示他在新启蒙运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贡献,进而并对他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给予客观评价。      

略论侬智高起兵的几个问题

史称宋代的壮族首领侬智高是一位“能属文”①、“善用兵”②的人物。纵览壮族古史,象他这样文武兼备的人物是不多见的。然而,翻开中国汉文古籍,侬智高却足足被骂了九百多年。时至今日,赞颂者有之,贬骂者亦不乏其人。究竟侬智高是该赞颂、肯定的人物呢,还是该贬骂、否定的人物?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谈一些粗浅意见,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论李秀成——兼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李秀成曾经作出种种评论。有人说《李秀成自述》“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梁启超:《中国四十年大事记》)有人为他的牺牲发出了“英雄碧血洒黄沙”(郭沫若:《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序》)的慨叹。有人肯定他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支柱”,“对革命事业无比的忠诚和高度的勇敢”(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50页)     

李渊称臣突厥的“名实”之辩——基于历史语境的考察

李渊称臣于突厥是史学界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以往研究都以后来者的身份审视此事,忽视了当事人对此事的认识。李渊起兵旗号与旗帜的选择均体现了他扶持隋室、废掉炀帝的起事策略。他在这种策略下,初期对突厥一直保持着谨慎小心的态度,通过输出财物的方式维持与突厥的关系。之后始毕可汗去世,处罗可汗登基,针对突厥的政策发生了转变,李渊的势力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张,最终成功地取得北方中国的领导权。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割据政权向异族妥协,并接受可汗称号,根源于游牧部落的政权组织形式,有时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有的则被表述为称臣,这在隋末到唐朝时只是外交形式,并无称臣之实。五代以后,中原王朝向异族称臣已不仅仅是外交称呼,奉表称臣已屡见不鲜。     

论李渊在反隋建唐过程中的策略——兼谈对李渊的评价

李渊是一位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善谋善断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史学界长期存在着轻李渊、重李世民的倾向,有关李渊的专著和论文寥寥无几,在一些隋唐史     

历史是一门科学吗?

历史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关系是近现代西方史学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是晚近兴起的西方历史哲学反复探讨的一个难题。本文概要地考察了近两个世纪西方有关历史之学科地位问题的种种观点,深入分析历史的科学要求后指出这一要求并无恰当根据。历史是一门学问或学科,作者强调了这一平凡的事实,并进一步阐明了史学的重要性本不取决于某种形式的科学性。     

历史重又开始了吗?

为了转入那个还很遥远的将来,我们就必须经受得住这个近斯的未来。     

历史规律外在于人吗?——评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诘难

波普哲学无论在方法论上、本体论上 ,还是在具体的规律观上 ,都存在可析之处。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盘“终结” ,最终促成的是双方思想精粹的世间展现。二者在对严格决定论的置疑 ,对人的价值关注等许多方面 ,事实上是一致的。马克思的规律观 ,并非如波普所言 ,是教条式的和无人的 ;历史规律 ,在本质上 ,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 ;历史规律的展现 ,是以可能性空间的形式出现的 ;历史的发展 ,是规律性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     

唐太宗的镜子——隋炀帝

唐太宗以人为镜 ,隋炀帝是唐太宗的另一面镜子。在太宗眼中炀帝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 ;魏征等贞观谏臣也常以炀帝为诫鉴 ,隋炀帝便以一个暴君形象载入史册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

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个领域。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一是见识上的高下，二是资料上的丰寡，三是判断的当否，四是爱憎标准的不同。“知人论世”是评价历史人物重要的方法论之一，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善恶是非，一是察其言而观其行，二是看其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     

关于诸葛亮历史人物的评价

从公元181年到280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统一与分裂较量的历史进程中，诸葛亮所处的历史时空即为大争时代。在此历史背景下，以大历史视角的方法考察诸葛亮的思想、理论规划、社会实践及效果，从诸葛亮的政治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互为表里、诸葛亮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大争时代诸葛亮的历史定位三个方面来评价他。     

关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

围绕历史的客观性这一问题纷争不断、纠缠不清。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历史陈述是否能有意义,并且是否常常是真的。梅兰德和戈德斯坦曾断言,可能存在根本无法理解的往事,而某些历史陈述由于提到了它们却能够闻名于世。这一断言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焦虑。然而,即使大家都认为关于那一类往事的陈述能够成立,也不足以表明这类陈述——片断的叙述     

应当充分肯定的历史功绩——关于1883～1903年的普列汉诺夫评价问题

多年来,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对普列汉诺夫前期的历史功绩充分肯定不够,甚至认为错误严重,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本文仅就1883——1903年普列汉诺夫的革命活动及其功绩谈谈看法,以求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