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推理活动和学说的历史考察

本文论述了前法律推理阶段的性质及其他问题，认为，在法律建立之初，有一个从前法律推理向法律推理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通过比较，详细分析了法律推理方法形成阶段的有关问题，尤其对萌芽的标志，中世纪法学家在法律推理研究上的进展，教会法、王室法和大学在法律推理方法的形成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与我国宋代的司法制度、诉讼程序进行比较；从实践活动和法律推理学说理论的发展两条线索，深入探讨了近代以来法律推理的制度化、形式主义法律推理与逻辑推理说、经验（实践）法律推理说对逻辑推理说的批判以及重视目的性的法律推理学说等重要问题     

论马克思关于法律性质的思想

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法律的产生、本质和功能，让法哲学转向唯物主义，改变了其既定的发展方向，建立了系统性的关于法律性质的观点。在法律的本质上，法律是受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是统治阶级将本阶级的集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产物，从而让法律成为国家的普遍价值形态；在法律的发展动力上，法律具有阶级性，意味着只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必然导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产生根本利益上的冲突。无产阶级要用革命斗争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及法律；在法治演化逻辑上，法律的演进是物质生产决定的，生产力的进步会推动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对生产关系的改变，必然让法律的内容和形式发生改变。阶级斗争推动的法律变革运动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法律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法治文明的进步。无产阶级要采用暴力革命打破资本主义法律，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也要适应全球化时代对自由、平等的追求。     

法律工作者角色论

法律制度由主体体系、规范体系和手段体系等三要素构成．法律工作者是法律制度主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法律工作者的角色特征、角色确认与扮演，法律工作者共同体及法律工作者奖励系统，将社会学上的角色理论引入法学领域，提出“法律工作者共同体”这一新概念，概括了法律工作者的共同精神气质，探讨了法律工作者奖励机制，在法律社会学领域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法律人工智能：科学内涵、演化逻辑与趋势前瞻

法律人工智能面向法律大数据和法律知识，运用机器学习算法与符号逻辑，在遵循法律运行规律的前提下满足法律实践的需求，辅助法律人做出法律决策，提升法律任务的质效。法律人工智能科学内涵之厘清明确了其概念体系，由此确立其交叉学科地位。法律人工智能的理论和技术演化历程展示了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逻辑，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理论是法律人工智能的理论来源，知识引导和大数据驱动形成了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法律人工智能的技术分野。在理论方面，法律人工智能需要探索法律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法学理论，回应伦理和法律关切，制定法律智能系统的运行或使用规则，规制算法偏见和不可解释性问题。在运行模式方面，法律人工智能需要重塑“以人为中心”的智能辅助模式。在技术方面，法律人工智能表现出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相融合的趋势，在智慧立法和智慧司法领域中有待深度拓展。     

论意思自治与法律行为的效力

意思自治是私法的基本原理，法律行为则是实现意思自治的基本工具，无论从法律行为的创设、演变，还是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要件，进而是法律行为的效力层次及法律行为的解释而言，都贯彻了意思自治的理念，但法律行为本身的特点，还渗透了交易安全和国家强制的要求。私法即是通过对法律行为的规制来实现意思自治和国家强制的协调。     

论法治国家建设中法律所面临的困境和对策

分析了在建设法治国家中我国法律所面临的困境，如：法律的认识危机，法律的信仰危机，法律的边缘化危机，并阐述了我们解决这些危机的对策：一是培养和塑造法律的至上权威；二是大力弘扬公民的权利意识；三是正确处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学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我国法学界在围绕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讨论中所提出的一个热门话题。作者通过评析法律移植理论中的不同观点，澄清了理论分歧中移植含义的模糊认识；通过对实践中法律移植的分析，认为只要移植的法律能转化为接受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法律移植就会成功。文章论证了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出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改革的手段之一。     

法律帝国的理论框架--法律的整体性和解释性

美国法理学教授罗纳德·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整体性法律理论体系，并以“法律是什么”为理论起点，结合具体案件的司法争论，得出唯一正确的法律结论，即法律是整体性、解释性的概念。然而这种整体性法律观的合理性值得商榷，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中国法律儒家化后的发展——浅谈儒家理学思想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

中国法律儒家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经历了产生、发展、完成后，中国法律就此发展缓慢，这主要与唐宋后儒家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关。本文就儒家理学思想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进行阐述，指出正是理学思想阻碍了法律的发展，使得中国法律在儒家化后就开始了停滞。     

女童教育法律保障研究

本文指出女童教育需要法律保障，由此，文章从女童教育法律保障的特点、我国女童教育法律保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从女童教育的基本法律保障和特殊法律保障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马克思的法律视野

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立足于社会发展理论，纵观东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及其法律发展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确证了不同历史、不同民族的社会及法律发展的共同规律及其不同发展道路，指明了法律发展的世界意义及其演进方向，展示了马克思宽阔的法律视野。     

试论法律文化

阐述了什么是法律文化，法律文化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指出我国法律文化当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解决的办法     

法律解释的难题

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受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采取了客观主义的解释态度，试图遵照认识论的要求，将法律解释的过程作为一个追求法律真理的过程，然而，法律解释的主客二分模式遭遇着认识论上的困境，使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面临危机。同时，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在政治哲学上以启蒙哲学的分权思想作为智识资源，然而，对法律解释主体性和历史性的揭示，法律解释很难再与分权逻辑形成话语上的相互支持，法律解释的难题又成为政治哲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对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困境的揭示意味着需要实现理论立场的转换，以清醒地认识法律解释方法论的非足性。     

关于树立法律权威的几点思考

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法律的内外品性决定了现代社会需要树立的是法律的权威。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必须确定法律的二元划分，确定程序法治的地位，确定司法组织必要的独立性，并且不能误用法治的功效，要正确看待法律的局限性，要弱化任何个人的权威。     

论经济法律效益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律已成为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中心环节之一。本文从法律与经济有机统一的立场出发，对我国经济法律的体系、制度、规范及其运作机制进行了全面考察，提出了以效益法律观重构法学理论基础、借助法律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依法发挥经济立法功能等一系列主张，并据此引起法律学术界和实务界对经济法律效益的广泛关注     

论我国社会教育中的儿童参与权法律保障

在对儿童开展社会教育时，确保儿童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但现实中儿童的参与严重不足，亟需法律保障。现行相关法律虽对于社会教育中的儿童参与权保障已经作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存在诸多不足，难以有效保障社会教育中的儿童参与权，与《儿童权利公约》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我们应该尽快更新社会教育中的儿童参与权法律保障的理念，完善相关法律，促进相关法律的系统化，强化相关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加强社会教育中的农村儿童参与权法律保障。     

论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刊载于台刊《东吴法律学报》第１１卷第２期。文章指出，法律是包含权利、义务的规则，是行为的规范，法律观念与法律规则的确定性是法律的应有属性，不断地寻求精确化的结论和解释是法律发展的目标。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法律的确定性是个结论，在法律制度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法律通过自身的制度克服了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最终在个案中实现正义。中国改革以来积极进行法律建设，初步具有了体系化的法律制度，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解决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极为重要…     

法律系统的自治——论卢曼对法律自治理论的重建

法律自治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它的理论解说却是远不够充分的，特别是那种将其相对化的做法，不仅无助于对这一概念的澄清，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模糊。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法律的自治性，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克服了相对自治理论在解释这一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避免了在强调法律自治性的同时将法律与社会隔离开来的弊病，对于我们理解法律自治、乃至于理解法律本身都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法律何时有效——试析弗里德曼论法律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理论

本文从弗里德曼利用法律行为来定义法律制度这一问题入手，阐述了弗里德曼有关法律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一即弗氏关于法律何时有效的观点，分析了制裁、社会力量、良心和法律规范等因素是如何对法律的社会效力产生影响的。     

关于法律实施的几个问题

本文针对当前国家已制定的法律有些并未得到很好实施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具体的剖析。文章首先论述了有法不依现象发生的原因：法律权威并未完全树立起来，在法治与人治问题上的模糊观念尚未澄清，现行法律还不够完善，法律实施的某些条件还不充分。其次指出，现代法治思想是与商品经济同步发展起来的。要把法律实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以刺激经济对法律的内在要求。而要保证法律的全面实施，急需加强执法监督，对不执行法令的加以惩罚，真正做到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