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例：明代乌思藏朝贡的法律规制

朝贡例是明代乌思藏朝贡的法律规制,包括乌思藏政教首领遣使朝贡之贡道、贡期、朝贡人数、朝贡礼仪等内容,其条款视乌思藏朝贡活动而制定,又因时因地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完善,具有权宜性、灵活性、变通性之特征。有明一代颁行的乌思藏朝贡例,旨在通过细化乌思藏贡使入关、朝廷接待、贡物赏赐及其贡使辞返诸程序,全面规范乌思藏朝贡事宜,将其纳入合理合法的制度框架之内运行,彰显了明王朝在朝贡体系中的话语权,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上)

明代,是我国西部藏族地区和中央政府、祖国内地的政治联系、经济文化交流长足发展的时期。它上承元代开始的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直接统辖,下启清代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行政体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对这一地区的社会进程发生过深远影响。明政府在藏地建西番诸卫所,设置乌思藏、尕甘行都指挥使司及各宣慰司、招讨司、长官司,扶植佛教,册封各级僧人,确立朝贡、制度和差发赋役,开展茶马贸易,其后果不止是魏源所说的“终明世元西番患”。(《圣武记》卷5),更重要的是加强了藏地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增     

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

明代是内地与西藏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明中央政府在藏族地区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封西番朵甘、乌思藏诸酋为王师官长”。并命受封的僧俗官员“领其人民,间岁朝贡”。明王朝也频繁派员出使藏地,仅“永乐,宣德数十年间,诸内监奉西使之诏无虑十次,穷探远徼,绵历岁时,为前代所罕有”。同时,明代茶马互市空前繁荣,官私茶商络绎于途.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广泛密切的交往,促进了内地与西藏交通的发展。驿递往还旧线畅通,新线增辟;道途险阻渐有修治,交通设施日趋完备,为尔后汉藏交通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朝贡对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代的朝贡制度是明王朝对藏族地区实施统治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不仅加强了明朝同藏区政治关系,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藏区地方经济的发展,增进了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本文试图从经济方面来探讨朝贡对藏族地区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一 明王朝针对整个藏族地区教派林立的状况,在政治上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并在分封的同时,主要针对受封者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朝贡制度。大致可分为三类: 1、年例朝贡,即例贡。各受封的僧俗首领按照明朝的规定,定期向明廷进行朝贡,     

明代壮族土官朝贡评述

明代内地汉族同广西壮、瑶、苗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壮族土官遗使朝贡,就是其中之一。本文试就土官朝贡目的、朝贡使者、朝贡时间、朝贡贡物、朝廷赐物及朝贡的作用和影响诸问题进行论述,这对于研究明代汉族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交往以及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中央与乌思藏迎接与宴请礼仪考述

迎接与宴请礼仪是接待礼仪中颇为重要的环节。明朝中央对于乌思藏的僧俗首领礼遇体现在接待礼仪之高以及宴请内容之丰盛;乌思藏迎接及宴请明廷使臣也是倾其所有,尽行礼俗。双方非常重视对方的迎接及宴请规格和仪式,不仅体现出明代汉藏民族之间密切融洽的关系,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明中央政府对乌思藏实行有效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为藏族社会带来了较为稳定的局面。文章通过论述明中央与乌思藏迎接与宴请礼仪,以史学研究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加强各民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意识。     

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

明中后期,明王朝限制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过"洮岷道",改"由四川路入".对于此事件,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多为财政负担过重所致.实际上,朝贡赏赐作为治理藏区成功的一种措施,贡使朝贡的线路由"洮岷道"改为川道,经济因素仅是其中之一,而"洮岷道"安全形势的恶化、茶马制度的危机以及防止蒙藏之间的联合等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论明清川藏贸易

由于四川与西藏所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川康地区成为西藏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元明两代,随着西藏僧俗部族与中央政府和四川地方政府在宗教、朝贡关系方面的日益频繁,以茶马互市为标志的川藏贸易关系也日益发展。清初以来,川藏贸易关系进入了蓬勃兴盛的新阶段。川藏贸易的集散地打箭炉,成为重要的民族商埠城市,“商旅满关,茶船遍河”,西藏和川陕各省商贾云集,商号、商行和货栈遍布炉城。康藏羊毛、皮货、麝香、虫草、贝母、鹿茸经此运销内地,内地茶叶、布匹、绸缎等大量流向藏区。     

明代的汉藏茶马互市

研究了一向为史学界所忽视的明代茶马互市的特点,即朝贡互市制和差发马制度。《1641—1793年中国西藏与锡金(哲孟雄)的关系》,论述了中国西藏与锡金王国早期交往的史实,是研究中国西藏与邻国关系的初步尝试。     

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行政体制研究(一)

乌思藏十三万户是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并渐次牢固地统治乌思藏地区的过程中,因地制宜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地方行政单位。它是元代管理乌思藏地区的整个行政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它的建立为元一代有效地统治乌思藏地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本文企图通     

明朝治理乌思藏政策的阶段性特点

明朝在乌思藏、乃至整个藏区管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是分为三个 阶段的,而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从总体上看,明朝的治藏政策是向着越来 越严密、完备的方向发展的,这是随着对藏区形势的不断深入了解而进一步调整、 变通的结果。明朝管理藏区政策的独特之处在于继承元朝有效治理政策、继续 "僧俗并重"的同时,更加注重并有效发挥了朝贡贸易这一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空 前紧密的经济联系巩固、发展了自元以来形成的中央王朝同西藏地方的政治隶属 关系,使明朝的政令得以顺利地在藏区贯彻、执行。     

清代西藏喇嘛朝贡概述——兼评理查逊的西藏朝贡是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谬论

西藏喇嘛进京朝贡是清朝统治阶级对西藏僧俗上层所采取的爵赏、朝觐、厚往薄来优礼喇嘛的制度。并以此加强联系,绥服藏众,巩固清朝在西藏之统治,成为清代治理西藏地区的一种有效制度。因此研究喇嘛朝贡制度是藏族史不可忽视之内容。可是,至今却很少有人全面探讨这一课题。本文对西藏喇嘛遣使朝贡之内容以及对其所制定的各项规定之变化等方面作一浅述,兼评理查逊的所谓“西藏喇嘛朝贡为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谬论。     

近五十年蒙汉互市贸易研究综述

中原农业民族与塞北游牧民族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方式源远流长,汉与匈奴、后汉与乌桓鲜卑、拓跋魏与柔然、唐与突厥、宋与契丹等皆是农业与游牧经济交流互补的典型代表。至明代,正如费克光所言：“经济上的需要将游牧的蒙古人和农业的汉人结合在一个帝国禁令不能完全割断的贸易体系中。”有明一代,蒙古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大致通过抢掠、朝贡、互市三种方式实现。     

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明中后期，朝廷在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问题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改变了朝廷使臣和藏族朝贡者以往主要由甘青故道进出青藏高原的传统，开始以途经康区的川藏道作为正驿。明中后期的川藏官道，大致路线应为：出碉门，过打箭炉，然后往北行经今天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至昌都，最后抵达拉萨。明代汉藏交通重心南移，是明王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选择。相较西北甘青地区的动乱以及所面临的蒙古部族的威胁，川藏道途经茶叶产地，方便食茶的赏给，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朝廷在西北的茶马贸易。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明王朝在汉藏交通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格局，导致了汉、藏交通重心的南移，而且对青藏高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后世治藏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

西藏传世的明代官窑、民窑瓷器和汉、藏文献记载表明:明代内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和其他藏区,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瓷器也受到藏族文化艺术的浸染,汉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在明代瓷器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拉达克穆斯林朝贡团从列城赴拉萨考(1684—1944)

本文据中外史料,讨论了在西藏与拉达克的一场战争后于1684年在丁莫岗签订的一份合约,该合约规定拉达克穆斯林每三年一次的从列城至拉萨间的朝贡贸易使团,经历的时限为1680年代至1940年代。这是一条西藏的麝香和茶叶之路。1891—1892年冬季英国驻印度上尉包尔从阿里地区沿藏北东行,发现昌都地区游牧民向他们兜售的麝香已经有明显的掺假痕迹。当时进入西藏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一线,内地具体产地不一,均为砖茶。文中指出,由于对数百驮货物来回免税和沿途提供免费乌拉差及在拉萨的约半年时间提供免费食品,该朝贡贸易使团颇有盈利空间。文中讨论了路经的漫漫官道长路的具体路线,还讨论了拉达克和内地穆斯林在西藏的活动,包括足球队等文化活动。     

论明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土司贡纳制度

在对明早期、明中期、明晚期西南边疆土司贡纳制度的变化态势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认为明早期的土司侧重于纳赋,明晚期的土司侧重于朝贡,明中期处于土司纳赋与土司朝贡的过渡期.纳赋制度形成于明早期地方卫所制度形成之际,主要是以一种补充卫所屯田收入不足的面目出现的.而朝贡,则是在土司进京袭职、升迁、述职甚至是控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准则.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职能及其转变

清土目职能由明代带兵、朝贡职能向清代"提唤"职能转换,不仅表明土目活跃于地方社会并参与地方事务,而且能够说它借助家族村社控制土司社会了。明朝时,土司区尚未完全形成朝廷、土司、家族村社三级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在明洪武年间处于发育期,基本以朝廷、土司的二级互动形式进行运动,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才形成蔚为大观的规模,并迅速转化为朝廷与家族村社之间二级互动模式。     

明代女真的敕贡制

历史上我国周边各少数民族向中央王朝进贡,体现了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紧密关系。明代女真的朝贡,次数频多,规模也大,为期长久,且连年不断,在贡期、贡品、贡道、贡额、赏赐和手续等方面,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我们称之为敕贡制。本文拟就这种敕贡制的内容、演变、性质和作用,试作初步的考察和论述。     

唐代东北原始部落形式的羁縻府州朝贡述论

唐王朝在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居于极东北边地的黑水靺鞨人和西北的室韦人中设立羁縻府州,他们以原始部落的形式与唐廷发生着朝贡关系,并且随着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统治力量的变化,其朝贡频率也随之变化。总体来看,室韦诸部在羁縻府州的形式下与唐王朝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贡关系,满足了自己特定的经济、政治目的。同时,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统治也随之得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