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疑伪《古文尚书》”一说考辨

当前不少学者认为朱熹有怀疑<古文尚书>为伪的思想,本论文在对朱熹<尚书>学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朱熹不仅疑<古文尚书>,而且也怀疑<今文尚书>;虽然朱熹看到了古文和今文两者的盖距.但他并不认为古文和今文有优劣之分,更从来没有从文本的真实性角度怀疑过古文或者今文;朱熹虽然提出了"<书>有两体"之说,但不是为了维护<古文尚书>,而是为了要求读(或解)<书>时有疑则阙,重在意迭而不是字字有解.     

《尚书中候》题意考

作为谶纬文献之一种的《尚书中候》,前贤对其题意解释众说纷纭。对谶纬文献整体考察可见,章太炎“中候为官名”说尚可商榷,而其意略近今之“内证”、“内涵”之类。     

孔安国在汉代《尚书》学传播中地位和作用

汉代《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传授系统。孔安国为《尚书》博士,曾授业弟子倪宽,与西汉时期今文《尚书》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同时他还整理、认读孔壁古文《尚书》,上献朝廷,并初步训解,传授弟子与后人,开创了古文《尚书》学派。故孔安国兼通今、古文《尚书》学,对两家之兴均有发起之功,为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茶山《尚书》学研究——阎毛之争的评议

清初阎若璩和毛奇龄《尚书》真伪之争是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公案,当时和其后的几乎所有硕学鸿儒都卷入了这场著名的学术论争。朝鲜李朝学术界对阎毛论争也作出持续不断的积极回应,丁若镛的《梅氏书平》是其代表作。丁氏《尚书》学具有"平实"特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发凡条例,纲目分明;穷究字词形变,探索辨伪新法;辨析同形异义,分解深层结构。丁氏《尚书》学既与乾嘉诸儒相通,也与乾嘉学术在研治旨趣和研究目的方面有别。丁氏《尚书》学在整个《尚书》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     

朱彝尊与阎若璩《尚书》学之关系考论

<尚书>学案肇始自宋吴NDE69、朱熹之疑窦,历元、明二代学者考辨,迄清初才有系统归纳辨伪成果之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现.其与同时的顾炎武、朱彝尊诸儒可谓清初<尚书>案的开风气先者.朱彝尊与阎若璩<尚书>学观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钱穆关于阎若璩<疏证>之部分观点来源的质疑,揭示出清初考辨伪<古文尚书>运动背后隐藏着的深层理学动机.     

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

谶纬是两汉神学-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谶纬不仅在汉代政治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汉赋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赋创作的实际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谶纬在汉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谶纬在汉赋中的出现,既强化了汉赋的政教功能,也增添了汉赋的美学趣味。汉赋创作的实际成就显示：谶纬之学对汉代文化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     

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曾遍览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史记》特重采摘《尚书》,其采摘去取要远胜于当时的《尚书》学大师,方式十分灵活。其诠解《尚书》及《书序》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特别是《太史公自序》篇,从多个层面对《书序》有所模仿。《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其义均谓孔子曾"编次"过《尚书》。     

试论秦代《书》学局面的新变

泰始皇焚<书>、禁<书>学,在<尚书>学史上具有传承与开新双重意义,绝不简单地是几乎断送了先秦时期曾一度繁盛的<书>学,给其带来了无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更重要的在于泰王朝的<书>学是先前各类<书>学思想对崎、交锋的必然结果,不仅是对周泰<书>学的全面总结与反省,亦是对汉魏经学<书>学的催生与准备.     

《论语集解》何晏注初探

在何晏<论语集解>中,何晏自己所加<论语>注文极具汉魏注经的两面性,充分显示了何晏<论语>注由两汉经学<论语>向魏晋玄学<论语>的过渡性特色:从注经风格上其基本属于汉注系统,但不乏重义解的魏晋新学风:何晏既承袭了汉儒注经的重字词训诂、稍讲阴阳五行,又决不征引谶纬;更是在其少部分注文中偏重义解,不过其大多数的义理发挥又不离字词训诂;从汉晋间论语学的前后走向看,何晏<论语>注透露了一些玄学信息,将一些儒学观念初步玄学化,更规定了以后魏晋<论语>注经的主要发展方向;若具体到其<论语>注与魏晋<易>、<老>、<庄>的关系,何晏则较为系统、全面地以三玄之学注解了<论语>,并有意使其玄学化.     

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

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盛行与衰落 ,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谶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 ,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 ,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 ,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汉时期学术思想活力的丧失     

朱熹《尚书》学的影响和地位

朱熹对伪《古文尚书》提出有价值的考辨意见 ,这对后世的《尚书》辨伪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又推重《古文尚书·大禹谟》 ,对伪古文既疑且用 ,丰富了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 ,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尚书》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

<尚书>的文体分类源于篇章命名方式,篇章命名则是以行为动作为轴心形成的.六体之说实际上经过两次分类.<尚书>六体之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由行为之名转为文体之名的过程,文"体"上的某种特质与行为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刘勰“《书》标七观”说考源

《文心雕龙》有"《书》标七观"一说,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传世文献《尚书大传》、《孔丛子》两书。两书载记稍有差异,但就此并不能认为"七观"说属于秦汉或魏晋时期儒者所臆造,恰更能证成其为战国流传下来的一些有关孔子论《书》的"传"文或传说。"七观"说不仅概述了《书》之核心要义,亦对汉魏时期不同《尚书》学派诠释《尚书》之向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仁者爱人——孔子的核心价值观

"仁"是产生较早的汉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有发现,但在春秋之前使用较少.今文<尚书>中有一见,即"予仁若考".<诗经>中有两见,即"洵美且仁"和"其人美且仁".将"仁"与"美"并举,显系指人的优秀品德,但具体内涵不详.到春秋时期, "仁"的使用日渐多了起来,但给"仁"以明确定义并将其作为中心观念予以推行的,是孔子.     

谶纬及其思想效应

本文概述了两汉谶纬之来龙去脉．揭露其兴也政治，其政亦政治，但它对传统思想仍造成了特殊的影响力，大抵包括：根据"天人感应"信仰附会天意，索解人事；为此不惜溢美经典，神化圣人；而最终目的乃是攀附政治，沦为无常的把戏。令人检讨经学谶纬之关系，于此不可不察。     

东亚"书籍之路"上的《论语》:研究新视野探索

文中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东亚"书籍之路"上<论语>研究的新方向,在于将<论语>学作为微观的各别儒者心路历程,或作为宏观的中、日、韩、越各地<论语>学动态发展的历程.在这种新的研究方向之下,中日韩各国大学的<论语>学材料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为我们展开新的视域.这种作为过程的"东亚论语学"研究,与过去"作为结果的东亚论语学"研究相较,所着重的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与过去对某特定地域、时代或儒者的<论语>学所进行的静态的结构性的剖析,并不互相冲突.相反地,两者之互为补充,正是东亚<论语>学研究之所以日新又新的源头活水!     

玄学的《论语》诠释与儒道会通

魏晋时期形成一个<论语>学发展的高潮,玄学家们通过以道释儒的方式创造性地诠释<论语>,建构了一种玄学化的内圣之道.这一圣人之道在价值取向上认为自然高于名教,在本体论上以无为宗,在方法论上倡导"体无"、"明道",从而丰富了<论语>的思想内涵.     

程颐《易》学与《四书》学的互释与会通

程颐<易>学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程颐在解释<易>学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挥前人的很多解释方法和成果之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新的解释方法.如将<易>学与<四书>学进行互释和会通,旨在结合<易>学中的形上学与<四书>中的儒家道德伦理,由此为人们遵循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学的道德说教.这种方法后来为众多学者所继承,成为<易>学解释学上的典范.     

谶纬研究的两个基础性问题

近百年的谶纬研究,在文献辑佚、 谶纬自身研究和谶纬与相关历史思想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诸方面,都展开了比较广泛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文献稀少散乱和相关知识背景比较陌生的原因,谶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精准、 明晰.其中最为基本和急迫的,是相互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基本的原典文献(谶纬佚文)需要重新精确地辑校;谶纬本身的性征需要更加明晰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