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占用与资本结构的“被选择”——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传统资本结构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是资本结构的可选择性,而现实中公司资本结构的多样性以及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等现象广泛存在,这引起了对公司资本结构可选择性的质疑。本文以公司治理直接导致的资金占用现象为线索,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揭示公司治理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机制,并提出资本结构的被选择逻辑。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公司资本结构的多样性以及为什么公司会出现对最优资本结构偏离等现象。     

论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与相机治理

资本结构问题是公司理财的核心问题,资本结构的安排实际上就是企业控制权的安排,它不仅直接决定着公司控制权掌握在谁手中,而且决定着公司控制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格局,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和融资决策事关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对股东权益的保障程度,有助于实现资本结构的优化。本文以市场时机资本结构理论为依据,探讨了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和相机治理结构、融资方式的配置问题。     

我国风险资本治理结构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对策

阐述公司治理结构功能的基本理论和风险资本的不同特点 ,探讨出现阶段我国风险资本投资治理结构上存在某些制度缺陷 ,分析了造成这种制度缺陷的深层原因 ,并提出了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资本投资治理结构可供选择的对策及设计方案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的实证分析

资本结构的选择不仅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和市场价值 ,而且与企业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 ,在一定条件下 ,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的治理结构。资本结构效应概括起来主要有“财务杠杆效应”和“治理效应”两种。然而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金来源以股权融资与流动负债为主、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并不完全相关 ,资本结构的两种效应均较弱。但这应该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市场环境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企业避税行为研究

税收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能通过各利益相关者影响公司的内部资本结构组成,进而影响企业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由于公司内部存在管理者对股东的利益侵占和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两类行为,管理者和股东具有不同的避税倾向和选择,当管理者持股越多,其选择避税的可能性越高,而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容易选择避税行为。企业避税行为对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内部资本结构、利益相关群体、公司治理机制、治理水平的影响显著。我国应从加强低治理水平企业的税收征管、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弱化不合理避税行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避免利益侵占、塑造公司治理文化创造企业诚信以及管理者适当持股消除短视税收行为等方面来优化企业税收征管。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及优化--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考

企业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高度的依存关系,不同的资本结构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资本结构的合理确定是公司有效治理的基础。由于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缺陷,导致其治理结构出现诸多问题;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必须基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具体包括:改善股权结构,最大程度减弱"内部人控制",重构债务结构,强化债权人的"相机性控制"等。     

公司治理机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效率、资本结构的合理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公司价值的实现.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不同的公司治理变量对资本结构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公司治理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基本符合债务控制理论描述,但某些指标的影响与理论分析不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上市公司有着区别于西方公司的特殊股权结构以及不发达的资本市场.最后,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

企业融资结构的选择就是企业不同治理机制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融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公司治理机制,融资结构的合理确定是公司有效治理的基础.因此,目前上市公司的治理缺陷主要是由于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不合理造成的.要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就要改善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其次,要充分发挥债权的治理作用.     

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财务视角——合理安排资本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是对公司控制权的合理配置,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治理效率低下的问题,目前一些研究多集中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权力安排,而忽视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资本结构的不合理.从资本结构的角度看,公司的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股权与债权的结构、股权内部结构、债权内部结构等方面,通过对这些结构的调整可以起到重新配置控制权进而提高治理效率的作用.     

不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比较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制企业建立的一种比较规范的企业领导制度。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都有不同的特点。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不发达,股权高度集中,资本市场对经营者的约束不强,所以应通过制定有关规章来保护中小投资者,从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要求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合作式的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为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通过整理与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阐述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和整体性治理4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这些治理模式在我国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应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区域的环境状况,并促进治理模式的融合集成,以实现环境包容性治理。     

管治的起源、概念及其在全球层次的延伸

“管治”原意指控制、指导或操纵 ,但近十年来 ,其内涵脱离“统治”的概念 ,得到了新的发展 ,更着重于政府、私营机构和市民之间的横向协调作用 ;总结各种定义 ,“管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自组织调节方式、多样化的行为者、互动过程、国家的“元治”角色等基本方面 ;此外 ,“管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于全球化和跨国组织的领域 ,即“全球管治” ,其作用的发挥首先在于如何实现全球自组织模式的问题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之构建

由于各国公司所处环境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也有所不同。运用代理理论剖析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异同,分析其有效性、不足及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构建适合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二元共同治理模式,提出分类实施的思路。     

论文明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

从属于地球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走过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又演绎出今天的现代全球文明。现代文明的缺陷引起地球共同体终结的危机。因此人类文明需要进入新的发展过程，而走向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需要克服实证科学语言所具有的单一性，以东方占优势的类比思维来弥补西方实证科学逻辑思维的不足。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着相互的关联。西方的逻辑、东方的关联和类比，都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必须。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公司内部治理及其外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各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弊端日显突出 ,文章首先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谈起 ,继而谈到公司内部治理 ,最后论述公司内部治理可以通过公司外部治理顺利完成而得到解决。     

基层治理精准化:意义、内容与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为例

精准化是在复杂性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也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基层治理精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层治理精准化十分必要也极有可能.就其内容而言,在横向上涵盖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党的建设精细化、经济发展精明化、社会治理精巧化、公共服务精心化、志愿服务精品化、信息系统精密化;在纵向上包括以人为本、法治、科学的价值体系、"一核多元"的组织体系以及各项支撑性制度体系.就其实现路径而言,主要包括7个方面,即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需求导向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抓手、以组织联动为关键、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考核监督为保障、以"互联网+"为载体.     

村庄治理中的制度和资源——基于G村土地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一则农村土地事件作为分析个案,发现治理制度的变异运行是土地事件的起因,在村委会变性的情况下,村民只能自行组织抗争以维护利益。自然村的治理资源在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些治理资源没有运用到日常治理中。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分离导致冲突产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进一步融合。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反贫困治理体系的创新维度

反贫困治理体系创新既是帮助穷人的民生工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中国的反贫困正在从临时的、项目制的治理转向制度性治理。为了提高反贫困治理绩效,中国政府在反贫困治理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其中4个维度的创新对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反贫困治理重心的下移,包括扶贫理念贴近群众、帮扶措施要精准和工作人员下移;二是反贫困协作治理框架的形成,包括跨部门领导小组及多部门参与反贫困措施和贫困县涉农资金县级整合;三是反贫困中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的扩大,包括目标人群、社区居民、合作社、第三方机构、商业主体的参与;四是反贫困治理工具措施载体的多样化,针对多样性的致贫原因实施多样化治理的工具,并探索治理工具的时空组合。当然反贫困治理体系机制改革在这4个维度仍有许多亟待探索研究之处,如基层单位自治能力的提高、长效机制的建立、内生动力的强化、商业盈利与扶贫效果的平衡以及政策实施过程的完善。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