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遇唐明皇”事质疑兼论孟浩然的功名仕进思想

孟浩然遇明皇事,宋代以后颇为流传。这个故事关系到孟浩然“终身布衣”的原因,实际上也关系到孟浩然的主导思想。倘若真有其事,那也就是说,由于孟浩然冲撞了皇帝,才被皇帝“放归南山,终身不仕”;而唐明皇对他的评语又是“自是卿不求进”。这一切无疑地增加了孟浩然的清高静穆色彩,似乎他根本不追求功名仕进,隐逸才是他的主导思想,他的“终身布衣”便成了他隐逸思想的具体表现。一些人之所以把他看成“隐逸诗人”,与这个故事是有一定关系的。因此,辨明这个故事的真伪,对于了解孟浩然的思想是相当必要的。下面我把这个故事的流传及其可疑之点,列举如下:     

浅淡孟浩然的隐逸及其诗歌的艺术特色

盛唐的田园诗人孟浩然终生布衣，是位受人敬仰的隐士。但是，孟浩然的隐逸并非始终如一，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前期是为步入仕途作准备的、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隐逸；后期则是追求人格理想、完善其道德追求的真心归隐。受其隐逸思想的影响，孟浩然的诗歌形成了清幽、平淡而又不乏壮逸的艺术特色。     

孟浩然：好“卧”好“游”的隐士及其心理机制——兼论李白《赠孟浩然》诗对孟浩然的描述与认知

李白《赠孟浩然》诗是一首名作,近年来有学者却对此诗产生了特异的解读,认为此诗对孟浩然的描述是严重“误解”。事实上,李白赠诗最突出的特征是用“卧”这个意象描述孟浩然的清高、淡泊,而“卧”这个词语和意象也在孟浩然诗中大量使用,“卧”正是最有代表性的隐逸生活方式。孟浩然好与佛、道往还,游山玩水,推崇陶渊明,格调清雅,这是隐士生活的具体内容。尽管孟浩然也追求仕进,但科考失败,使得他有意突出归隐之心和林泉之趣,高自标置,以期获得心理平衡。李白对孟浩然隐士形象的理解与推崇,完全符合孟浩然刻意留给世人的总体印象,而李白与孟浩然在推崇隐逸、崇尚高洁人格方面的心心相印,正是盛唐文化“风流”的反映。     

葛洪隐逸思想述论

葛洪认为隐逸对激励个人品节、纯净社会风俗有积极作用。葛洪隐逸思想的出发点在于沟通隐逸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从而为隐逸的合理发展打下更加广阔的空间。葛洪的隐逸思想既是对两晋时期此种思潮的回应,又在一定程度上为隐逸思想的发展指出了有效的路径。     

孟浩然浙江山水诗综论

孟浩然的浙江山水诗体现了他一贯的"清"的审美追求,这表现在山水意象的选取、描写手法的运用和意境的创造技巧等方面。同时,也印证了他思想情感的多种境况:有时寄情于山水之趣,有时感怀于自己的身世,有时又多将隐逸思想、禅趣融入其中。     

孟浩然之死

孟浩然（689—740）,唐代诗人,孟子第33代孙。本名不详（一说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孟浩然的一生,徘徊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之中,直到碰了钉子才了结求官的愿望,隐居起来,此后便写出了大量的诗篇。孟浩然的诗多为山水田园和隐逸、旅行等内容。虽不无愤世嫉俗之作,但更多的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     

《周易》的隐逸思想探论

文章从隐逸者的智慧、人格、人生态度三方面探讨《周易》中的隐逸思想 ,并认为这一思想曾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艺术家的人生体悟和审美心理。     

儒道“隐逸”思想之比较研究

"隐逸"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理论现象。其中,尤以道家和儒家的"隐逸"理论影响最为深远。二者因为出发点的不同,体现在其"隐逸"理论中各有特点。道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无为而治"、"齐物"、"逍遥"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儒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理论基础之上的。道隐与儒隐虽殊途,但都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矛盾造就诗人——透视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歌创作思维

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不仅是一个生产一捆矛盾的诗人,也是一个被众多矛盾造就的诗人。思想归宿的矛盾、人生态度的矛盾、审美动机的矛盾、审美风格的矛盾是困扰孟浩然的四个主要矛盾。矛盾造就了诗人,没有在一堆矛盾中纠缠不清的孟浩然,就没有作为诗坛妙手的孟浩然,矛盾是孟浩然成为著名山水田园诗人一个不小的助力器。     

儒、道比较视野中的《周易》隐逸思想及其影响

《周易》是中国隐逸传统的重要源头,它以象数的形式预测吉凶,为人生的进退提供行为指导,其《乾卦》《蛊卦》《遯卦》等的卦、爻辞,有着典型的隐逸思想;《易传》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周易》的隐逸思想。从儒、道比较的视野来看,《周易》的隐逸思想更多地具有儒家"时隐"特色与"家"内的眼光,与道家文明批判的立场上的"家"外眼光形成对比。将《周易》与儒家、道家的隐逸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揭示其隐逸思想的性质及其实际影响。     

隐逸图景的建构与演变--论山人的隐逸诗

隐逸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一般的研究止于大家名家的,很少论及明以后的隐逸诗。本文以明代山人群体的隐逸诗为研究对象,在对山人隐逸诗发展分期的基础上,通过文本解读,认为隐逸诗是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身份标志。精神与现实之间的内在的紧张和矛盾,使得隐逸主题得以深化或异化。     

隐士群像的百态风情——论两晋南朝隐逸赋

两晋南北朝时期 ,隐逸风气大盛 ,其原因有二 :一是社会动荡黑暗 ,政治杀戮尤为残酷 ,士大夫便将隐逸作为全身避祸的最佳途径。二是宣扬自然无为的玄学与鼓吹出世思想的佛教相结合 ,使隐逸风气更加炽盛。在隐逸风气盛行的同时 ,出现了大量的隐逸赋。隐逸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映 ,从多角度全面地展示了当时的隐逸风尚 ,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当时隐士的风情百态 :或塑造悠然自得的隐士形象 ;或披露由仕而隐的矛盾与无奈 ;或调和陵薮与市朝 ,表现朝隐的生活与思想 ;或揭露假隐士的丑陋面目。通过这些隐士群像 ,再现了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     

隐士和隐逸文化初探

隐士和隐逸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形态,它出现于文明社会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道家正是在汲取了隐士和隐逸文化的思想营养才得以产生、生长起来的。但是,由于中国隐逸文化历史悠久,史料、传说记述颇丰,使得隐士和隐逸文化具有相当的模糊、矛盾和神秘色彩。用发展的眼光去探究产生隐逸文化模糊及矛盾的根源,发现隐逸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嬗变过程。     

"无为"新探:从治术到隐逸思想

迄今为止,探讨"无为"的文章无一例外都是把它当作一种治术.实际上,"无为"从老子的治术发展到以庄子为主的隐逸思想,其间发生了质的变化.前者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国治,服务和关注的对象侧重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后者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适性",服务和关注的对象侧重于自然的个体.作为隐逸思想的"无为"有其独特的内容它认为无为而治的社会才是理想的适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无需隐居;只有当统治者强作妄为时,道家才不得已用隐逸行为来维护个人的适性权利.     

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悖论及其隐逸传统辨析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盛唐时代不应该是田园山水诗兴盛发达的时代,但事实是田园山水诗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顶峰,这就注定了盛唐田园山水诗具有其他时代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与特色.表面看来,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都是一些隐逸于山水、体现着"出世"思想的模山范水之作,与老庄的哲学主张非常地契合,但其实他们的"隐"与老庄的"隐"不完全是一回事:老庄的"隐"是彻底地"隐",是以不"仕"为前提的;盛唐诗人的"隐"是一种以"仕"为目的的"隐".这种等待被朝廷征聘的心理在盛唐田园山水诗中是有所反映的——诗人是通过"渔樵"、"垂钓"等意象来加以隐喻的,体现的是姜太公直钩钓鱼式的隐逸传统.     

論晉代的隐逸思想和隐逸詩人

隐逸思想在晉代是非常盛行的。它不但盛行在被压迫者中間,并且也盛行在压迫者中間。一种思想之盛行于一个时代,当然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为什么这种思想会同时盛行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中間呢?我們知道,隐逸思想虽然同时盛行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中間,但是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对于同一个问题,也各自有不同的立場和看法,从晉代的统治阶級来說,道家的思想既是这个时期的統治思想,而隐逸思想又是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中的重要因素;那末,对于这种思想自然是不能加以忽     

魏晋隐逸观念与山水文学的兴起

本文通过对汉末魏晋时期隐逸观念的考察,分析了隐逸与山水文学兴起之间的关系,认为隐逸文化中的山水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它孕育于先秦,萌生于汉末魏晋时期,而此期隐逸观念的发展变化,是隐逸文化中山水意识勃兴的关键,它对山水文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维与盛唐山水诗的明秀空静之美

王维与追求诗境明秀之美的其他盛唐诗人，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由早期的巧为形似之言，变为兴象玲珑的意境创造。王维擅长于表现空山的宁静之美，孟浩然则在写澄淡纯净的水乡景色方面更胜一筹；以王、盂为中心，形成了诗风相近的盛唐山水诗派。他的诗歌创作，受隐逸之风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较大，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怀与禅的静默观照合而为一，神会于物．超入禅境，能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里透出幽深，有一种冲淡空灵的缥缈神韵。被视为古代山水诗创作的正宗     

隐与宋之问

对宋之问的研究,论者多从其对诗歌格律的贡献和宫廷文学侍从的身份出发,作了较为丰富的关注,对于他的隐逸诗作和隐逸思想的研究,迄今无人涉及。但宋之问作为初唐宫廷文学的干将之一,他有相当数量的隐逸佳作,这些作品表达了他不同时期的不同内蕴和风格的隐逸之思。     

先秦儒、道隐逸观略论

隐逸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隐逸思想历史悠久、来源复杂。《周易》导源于前,儒、道各具自成体系的阐发。儒家强调的是手段式的待时之隐,道家追求的是目的式的适性之隐,两者既对立,又互补,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了隐逸文化的坚实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