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大众化的旗手:蒲风

诗人蒲风向来重视诗歌理论研究,他认为一个诗人不应该漠视诗的理论学习,而且“要想真正做个时代的诗人,他更加不能不有借重诗歌理论的帮助”(《抗战诗歌讲话·写在前面》)。强调要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诗人就必须“借重诗歌理论”的重要性,可以说是蒲风一贯的创作思想。艾青讲过“每个诗人有他自己的一个诗神——”,那么蒲风的诗神是带着“诗歌大众化”的响亮口号,勇猛地走进劳苦大众和战争中去了。在     

浅论新月派的意境

从意象的精雕细琢、对自然意象的选取、丰富奇妙的艺术想象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新月派主要诗人在创作中对意境的追求，由此可见，以提倡诗歌“三美”主张而著称的新月派诗人同时也是非常注重诗歌意境的营造的。     

阿奇博尔德·兰普曼的诗学观

19世纪加拿大联邦诗人兰普曼在他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里,以“诗人”和“诗神”为题材,就诗人应具备的特质及其人生观、诗歌创作的外部客观环境、诗歌优劣评定的标准等问题,明确或含蓄婉曲地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折射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他的深刻影响及其对诗歌创作发生学、诗歌的社会接受和积极的社会作用认知的深度。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当代诗人任洪渊的诗歌是中国学院派创作的一个典型。任洪渊的严格的学院派教育,稳定、执著的人生艺术态度都使之与其他的社会派诗人大相径庭;“语言的任洪渊运动”是他对于当代诗歌的重要贡献;当然,生命与文化的矛盾也是包括任洪渊在内的中国学院派诗人的主要难题。     

论卞之琳的主知诗

卞之琳于1930年秋冬之际开始写作新诗.最初的作品有新月派诗风的痕迹.也在1930年,他“读起了波特菜(尔),高蹈派诗人,魏尔伦、玛拉美以及其他象征派诗人”,而且又迅速“转移到瓦雷里和里尔克晚期作品.”还接触到艾略特、奥登等.这些诗歌与他的艺术个性、艺术追求如此合拍.迅速促使他形成不仅用心灵感知情思,而且用理智思辨情思的创作路向.同当时现代派诗崇尚潜隐抒情的风气一致,他不断写出主情风格的诗作,但越来越显露出后期象征派诗的知性色泽.到1935年12月出版《鱼目集》,他就向诗坛献出了一系列完全意义的主知诗,以后更一发而不可收.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派主知诗,在当时及以后乃至当今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为卞之琳奠定了新诗史上的显目地位.卞之琳前期诗作的“现代性”也主要突现在这些主知诗中.     

试比较徐志摩与伊凡·蒲宁诗歌创作风格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前期新月派著名诗人,他的诗歌从艺术到内容都表现出明显的绅士文化特征;伊凡·蒲宁是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小说家、诗人,其创作享誉世界文坛。本文试通过对这两位不同国籍著名诗人诗歌创作的分析,探讨他们诗歌创作中体现出的共同绅士文化倾向。     

浅论徐志摩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五四”新诗的队列中,《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的徐志摩,对现代新诗的倡导与发展有过自己的贡献,也曾产生过不同的反响。然而,他像一颗璀璨的流星,闪过一片迷人的异彩很快地消逝在茫茫的夜空里。曾被人称为一部“无韵的诗”的徐志摩和他的诗歌,却给后人留下了那么多韵味深长的回味和争议。关于诗人的评价现在已经绕过岁月的沟堑、人为的障碍和世俗的偏见,重新回到历史的天秤上,无疑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本文仅就徐志摩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谈一点浅见。     

阿奇博尔德·兰普曼的诗学观

19世纪加拿大联邦诗人兰普曼在他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里,以"诗人"和"诗神"为题材,就诗人应具备的特质及其人生观、诗歌创作的外部客观环境、诗歌优劣评定的标准等问题,明确或含蓄婉曲地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折射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他的深刻影响及其对诗歌创作发生学、诗歌的社会接受和积极的社会作用认知的深度.     

论杜运燮20世纪40年代的轻松诗

杜运燮与穆旦、郑敏并称为“联大三星”,他们的创作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代表。杜运燮以其特有的幽默与智性从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中解析生命的处境及意义而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这样的风格集中体现在他的轻松诗创作中。他的轻松诗是对以奥登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的继承,是注入了中国现实与诗人个性的独特尝试。     

论徐志摩的诗歌

徐志摩是著名的诗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从一九二二年留英回国,到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在中国文坛大约活动了十年。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四个诗集。徐志摩复杂矛盾的观点与非凡的才华,从二十年代起就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或严厉谴责,或热烈赞扬。半个世纪来对他的评价一直未取得一致意见。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位曾在中国新诗运动史上发生过影响的作家,作出较为切合实际的评价。 徐志摩是新月派诗人。过去评论界大都认为新月派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派的诗歌,内容上是反现实的,形式上是唯美主义的。近年来,对于新月派的性质有     

关于“中国诗坛”派的思考

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诗歌流派,常常围绕着一种刊物而形成,也因此以刊物而得名,诸如“新月”派就因《新月》杂志而得名,“现代”派就因《现代》杂志而得名,“七月”派就因《七月》杂志而得名.沿此命名法,我将1937,8—1941,1几年间相继存在的《高射炮》、《五月》、《时调》、《中国诗坛》、《战歌》等五个诗刊的诗人们形成的一个诗派,称为“中国诗坛”派,这是一个坚韧性极强、倾向性始终如一的诗派.“中国诗坛”派,源远流长.1928年,郭沫若的诗集《恢复》的问世,显示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实绩;30年代初,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的兴起;1932年,中国诗歌会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成为强大的自觉的诗歌运动.“中国诗坛”派便是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形势下的继起     

论“中间代”长诗写作的创造空间

在“中间代”诗人的创作中,长诗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中间代”诗人个性写作的魅力,而且可以发现当代长诗写作开阔的创造空间。这是”中间代”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中间代”长诗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是突破艺术成规和彰显诗人创造个性的诗歌写作,是对当代长诗写作的整体性提升。     

必須調整抒情詩的琴弦——清算“四人帮”破坏抒情詩创作的罪行

抒情诗是以抒发感情来表现主题的诗歌体裁。“诗言志”,可以说是抒情诗的宗旨。它具有极大的敏锐性,各个时期人们的心理,愿望,社会形势的波动和发展,总是首先迅速地在抒情诗的琴弦上反映出来。中国无产阶级的抒情诗是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在同资产阶级“新月派”、“现代派”、“七月诗派”以及右派诗人的斗争中,同修正主义诗歌理论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诗歌创作,其中包括抒情诗的创作上,我们不断地总结经验,我国古代灿烂的诗歌遗产,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有益的借鉴。特别是建国以来,毛主席关于诗歌问题的一系列的指示、     

诗人李益的个性心理特征

诗歌总是精神的产儿,无论它出自灵感,还是来自苦吟,都必然是主体的自由创造,这当然无意抹煞诗歌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唯物论的特点,而是强调一直被忽视的创作主体的灵性——诗人主体精神的个性对于艺术个性的作用。心灵的个性,带来创作主体思维方式、致思途径、感受和表达的特殊性,从而生成转化为诗歌的艺术个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抒情诗人就生活在他的自我里,按照他的诗性的个性去掌握他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情况,纠纷和命运以及内外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换一角度说,一个文艺家的艺术独创性,“植根于文艺家的个性之中,为文艺家特殊气质、特殊感受、特殊经验、特殊心境决定着。”因此,弄清诗人个性心理特征,是研究他的诗的重要前提。     

朝鲜朝“异端派”诗人金时习的汉诗论析

金时习是朝鲜朝16世纪著名的“异端派”诗人,作为一个在黑暗的王朝统治时期选择绝意仕进、浪游归隐而坚决不与当权者合作的异端分子,他创作了大量汉诗,批判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弊端和丑恶现象,关怀民生疾苦。而对金时习的生平、人格、诗学观、独特诗风的简论,对部分诗歌的创作背景和原因的解析,都有助于深化对其诗歌的“异端”特质的认识。     

济慈爱的困惑

1818至1819年无疑是英国伟大的浪漫派诗人济慈短暂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时期。作为年轻诗人，济慈正处在个人爱情和诗歌事业的十字路口。诗名未成，却坠入了爱河．深深地爱上了“美丽端庄”的范妮·布劳恩。但从一开始，济慈就处于一种“既幸福又痛苦”的困惑之中。济慈在这时期创作的《无情的奴女》、《拉米亚》和《奥托大帝》等诗作中表现出来的爱的困惑，是一个立志献身诗艺的年轻诗人和情人之困惑、诗人不能同时崇拜诗神阿波罗和爱神厄洛斯，事业爱情两难全。这就是济慈爱的悖论“痛苦而甜蜜”的内涵，也是他产生爱的困惑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论周涛诗的崇高美

每个诗人似乎都有一种执著的偏好,某种题材、某种主题在作品中总是得到不断地强调和复现,这就构成了他们某一时期乃至全部诗歌的基调,成为他们创作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涛,这位崛起于70～80年代之交的新疆诗人,似乎特别倾心于对“力量”的赞美。他凭借中国西部独特的自然景观,顽强地挖掘着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专注地锻造着某种“男性精神”,并以独特的艺术传达方式形成了雄浑、犷悍、冷峻、潇洒的诗风,为我国新时期的诗歌添加了形态独具的崇高美的素质。     

论戴望舒抒情诗的建美模式与诗情的审美价值

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诗人不仅要有创作个性,而且还要赋予创作以活力,使艺术具有神经、血液、骨骼。因为“诗本身就象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戴望舒:《论诗零札》)其中融入了作者的人格、情趣,这就使作品具有了作者的主体性因素。戴望舒是一个抒写心灵的、有创作个性的诗人。他以自己的情思去检索、编织、传达来自生     

漫谈张问陶的诗学观

清代乾嘉时期性灵派著名诗人张问陶主张，诗人只有崇真、缘情、举气、思变、仗灵，才能创作出“性灵”诗。其中“崇真”是诗歌创作的基础，“缘情”是诗歌创作的本质，“举气”是诗人的创作个性，“思变”是诗歌的艺术风格，“仗灵”则是指诗歌创作要依靠灵感。真、情、气、变、灵缺一不可，构成了张问陶独具卓见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系。     

窥斑识豹 借诗论人——从《静夜》与《再别康桥》的比较中看闻一多和徐志摩

闻一多和徐志摩是“新月派”诗人中的联袂双璧,可以说,“新月派”如果没有这两位诗人,它在诗坛上的影响和光芒都将大大地减弱。这两位诗人后来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有的人对于徐志摩的早逝表示过无限的惋惜,甚至认为如果他不是早逝,以后有可能走上闻一多那样的道路。诚然,对作古者妄作臆断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不过每当想起这两位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强烈影响的诗人时,我总是不禁想起了马克思谈及拜伦和雪莱的那段话。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