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甘南的民族贸易简述

汉藏两大兄弟民族,由于历史上相互依存,亲密交往,早已形成彼此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民族贸易作为联结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在客观上符合各族人民经济生活的要求,对发展生产、繁荣民族经济以及增进各民族友好团结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沿的汉藏文化交汇地带。在历史上,洮(今甘南临潭、碌曲、卓尼、迭部等地)、岷(今岷县)、河(今临夏包括甘南的夏河县)、湼(湟水流域)等地区,是兼绾洮岷道、吐谷浑道、河曲道的枢纽,是东下三陇,南通益州,北控河湟,     

村落:民间社会的文化等级——以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权利类型为例

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产生于清代初期,是负责洮岷地区湫神①祭祀活动的民间组织.根据会首参选条件的不同,洮岷地区青苗会内部的权利类型可以分为家族共治型、老人治理型、个人能力与经济主导型三种.在洮岷地区的青苗会组织中,神圣与世俗、精英与民间权力并存,权力类型较为多元,民间社会的文化等级性鲜明.     

“国家在场”的展演：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

“国家在场”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表达理论。民间信仰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地域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历时变迁。区域内部不同的文化因子,孕育出不同的信仰事象。洮岷位于甘青民族走廊核心地带,也是汉族与土族、蒙古族、藏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区域。洮岷汉人的民间信仰系统中,最为推崇的是“湫神”崇拜。“湫神”崇拜作为水神信仰,在洮岷地区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记忆。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西北边地下沉和进入,引起了洮岷地区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变迁,信仰变迁主要体现在信仰记忆的重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和“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两种力量的驱动下,洮岷汉人“湫神”信仰实现了湫神原型、祭祀仪式、祭祀地位和湫神传说的重新构建。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域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彰显了洮岷汉人在“国家在场”理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利和双赢。此外,洮岷区域信仰文化具有多元性,该研究有利于民族交融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信仰文化认同和信仰文化共建,对构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也颇具价值。     

明中后期洮岷地区汉、藏、回民族互动关系研究

洮岷地区自古是内地进入藏区的门户,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对这一区域的经营,明朝也不例外,自建立初期就着力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明初大批汉、回移民迁入,他们与当地土著藏族相互协作,相互依存,共同开发洮岷地区。到明中后期,居于这一区域的汉、藏、回三个主要民族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形成了互惠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     

洮岷南路花儿现状调查报告——以坎铺塔为中心

2007年夏末秋初,笔者以甘肃省岷县坎铺塔村为中心对洮岷南路花儿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目的在于搞清其当前原生态的存在状况,思考当地人如何借助花儿来表达自己.在当地文化生态背景下,花儿作为一个载体,负载着当地人们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与表达.     

洮岷“花儿”的戏谑事象与戏谑理论探讨

洮岷花儿以古朴的民歌样式和丰富的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而显示其独特个性。花儿会是洮岷人民盛大的狂欢节日。田野资料进一步说明 ,“狂欢”是洮岷花儿的一般性格 ,戏谑事象在民间生活中的广泛存在是这一性格的重要内容。对戏谑理论的探讨和建构是基于实地的田野材料。这些初步的理论也许对认识现实的民间文艺和文化现象中的戏谑事象会有一些借鉴意义。     

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

明中后期,明王朝限制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过"洮岷道",改"由四川路入".对于此事件,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多为财政负担过重所致.实际上,朝贡赏赐作为治理藏区成功的一种措施,贡使朝贡的线路由"洮岷道"改为川道,经济因素仅是其中之一,而"洮岷道"安全形势的恶化、茶马制度的危机以及防止蒙藏之间的联合等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

贡赐制度是明王朝统治河洮岷和西北藏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在明前期为加快藏区归附中央王朝、尽快统一全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到成化年间,“寺僧诡名冒贡”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在当时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明王朝历经百年治理河洮岷及西北藏区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     

明代吐蕃十八族考

"西番十八族"曾长期活跃于宋、金、元、明等朝,是甘、青、川地区著名的吐蕃大族,对当地的政治、文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宋、金、元、明时期的十八族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十八族是指具体的18个部落;广义十八族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它源于吐蕃六大姓氏之一的"董氏族姓".元代十八族与岷州包家族有密切关系.岷州包家族原本是秦州近边的丁家族迁移而来,不大可能是董氏十八部族的后裔,但这并不妨碍进入元代以后一部分包家族已融入了洮、岷十八族,并成为洮、岷十八族的实际统治者.元朝末年包完卜癿任十八族元帅府元帅,以及洪武年间岷州卫属下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之千户与大部分百户均由包家族后裔担任便是极好的证明.洪武初年,洮州十八族在明朝的打击下消失了,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也被中左千户取代,其土官身份也随之成为流官,这在明初西北"土流参治"体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

茶马贸易肇于唐,始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有明一代,茶马贸易贯穿始终.明代茶马贸易主要有西北、西南两路,而河、岷、洮三州则是明西北茶马贸易的行政中心及主要交易中心.明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一项国防政策,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它的顺利进行,不仅保证了明王朝西北边防的安全,同时还极大的促进了内地及河、岷、洮等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及各民族融合的实现     

金朝对陇南吐蕃的招抚

金朝时期,在甘肃的河、洮、岷、叠、宕、阶及积石军等地,散布有众多吐蕃部族。金朝对这一地区的吐蕃部族实行招抚政策,鲁黎、葩俄、黎、突门等族首领纷纷率族归附,并对反叛的吐蕃木波部也行招抚予以平息,结什角与庄浪四族的归附,更是金朝招抚政策的体现。陇南吐蕃的归附,有利于这一地区社会的安定与生产的发展。     

明中叶以降西海蒙古与明朝对河湟洮岷地方秩序的重塑

明中叶以降,大批东蒙古部落突破长城防线,辗转南牧青海,及至“隆庆和议”“仰华寺会晤”后达到巅峰,并逐渐向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转场,导致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被打破,酿成万历十八年的“洮河危机”。明朝不得已派遣深谙蒙古事务的郑洛坐镇经略。郑洛及其后继者采取一系列举措,才最终缓和了紧张局势。在平息“海患”的过程中,明朝逐步强化了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这可视为其在西海蒙古压力下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一种加速反应。明朝在汉藏走廊的经略无疑深受西北地缘形势变化的影响,客观上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深化了蒙、“番”、汉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日后西部疆域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岷州茶马司的历史作用及其启示

岷州茶马司的设立是对明代西北茶马贸易岷州地区这一空白点的填补,是西北茶马贸易机构体系的有效补充,是增大西北官营茶马贸易覆盖面的一大改良举措,有利于明朝后期进一步加强对岷州地区西番的羁縻控制。但是岷州茶马司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明末官营茶马贸易制度崩溃的局面,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败趋势不是在西北地区多设立若干新的茶马司,扩大官营茶马贸易的覆盖面就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的,在这一点上岷州茶马司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影响有限。岷州茶马司的兴衰对当下我国的民族贸易政策来说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必须摆正政府在民族贸易活动中的地位,正确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动性,从少数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对民族贸易既不能放任自流,亦不可过于干涉甚至垄断。     

宋《岷州广仁禅院碑》浅探——兼谈熙河之役后北宋对吐蕃的政策

(一) 《岷州广仁禅院碑》(以下简称《岷州碑》或《碑》)旧存甘肃省岷县西南的广福寺内。此碑立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年),至今已有九百余年。虽然碑文早已由先贤多次著录在册,但并未引起后人的重视,更谈不上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     

九甸峡水电工程非自愿性藏族移民搬迁现状调查

一、基本情况 九甸峡水利枢纽引洮工程是甘肃省历史上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早在1958年，甘肃省政府就曾开工引洮河水，解决中部干旱地区10个县百万人的饮水灌溉问题，但受当时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的制约，终因工程规模过大、国力民力不支等因素，于1961年被迫停工下马。2002年，中央通过甘肃省“引洮工程”预算设计方案，工程再次启动。     

论明代对西北边陲重镇洮州卫的经营

在我国大西北,河湟洮岷地区都属于战略要冲。在历史上它们各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对周围地区具有显著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在明一代,地处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洮州卫就尤为突出。此地西控诸蕃,东毗中原,北蔽河湟,历来为秦陇藩篱,西北边陲重镇之一,是中原通往青、川、藏的交通孔道,也是藏回汉各民族商业贸易往来的商埠,地理位置特别重要。所以,历史上曾先后成为吐谷浑、吐蕃、党项、(口角)(口厂斯)罗与中原王朝长期争夺的地区之一,许多历史风云人物在此弹丸之地曾献演过震撼一时的壮烈史剧。明     

宋军入湟

北宋神宗时采纳江州人王韶建议,自熙宁四年(1071)开始,收复熙河洮岷等地,置熙河路,治临洮。史称“熙河之役”或“熙宁开边”。为宋军入湟打下基础。哲宗时,青唐主阿里骨去世(1096),其子瞎征(溪邦彪篯)性嗜杀,错杀了雄勇多智的苏南党征,其子篯罗结逃到河州,劝说洮西安抚使王瞻以“取青唐之策”。王瞻准进军湟中。     

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明清契约文书研究

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收藏的明清契约文书共有32件,对当时岷州地区的政治、军事、宗教状况均有所反映.本文选择其中5件代表性的文书进行分析,研究大崇教寺文书形成的原因、契约形式及政府对土地的管理等情况.契约文书原件基本保存完整,真实具体地记录了大崇教寺明代以来寺院经济及其它方面的活动,颇具地区特点.通过对其整理、考证及相关研究,恢复契约文书所反映的时代面貌,勾勒出明清大崇教寺寺院经济的基本发展状况,探寻其内在的规律.     

明永乐宣德佛像源流新证——兼论明初朝廷治藏方略中甘青地区的重要地位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宫廷制作了大量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艺术成就卓越,在明清佛教雕塑艺术史上影响深远。文章通过研究甘肃岷县新发现的珍贵史料《西天佛子源流录》、考察岷县大崇教寺遗址暨岷县博物馆收藏永宣时期藏传佛教文物,从文献与文物两方面论证了永宣佛像源起与流传的主要原因,以及甘青地区在明朝初年朝廷治理西藏方略中的重要地位。     

唃厮啰的交换贸易及货币形态

哺厮啰政权是北宋时期以青海东部为中心的一个强有力的藏族政权,在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初雄踞河湟地区,其首府在青唐,即今青海省西宁市,史称其辖地“占河湟间二千余里”,东至秦州西界,南达今果洛地区,北至祁连山,西据青海湖,大致占有《宋史·地理志》上的鄯、湟、廓、熙、河、洮、岷、迭、宕等州和积石军地,人口约百万。居民有吐蕃、党项、汉、回纥人,以及侨居境内的西域各地商人。其历代首领都接受宋廷的封赐,称臣纳贡,但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丝绸之路”北道在真宗年间被西夏控制后,众多西域贡使商人苦于西夏的“钞掠”而改走“青唐道”;响厮啰的统治者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经济贸易。各族商人络绎于道,纷沓而至,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