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须以准确的分期与释读为前提.西周中期的(矢廾)季鼎、扬簋等金文资料中的"司寇"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     

狱讼辨析

诉讼,在先秦典籍中一般称为“狱讼”或“讼狱”,亦有单称“狱”或“讼”的。 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法制史著作中,多以《周礼·秋官·司寇》中所说的“讼”为民事,以“狱”为刑事,藉以区别西周时代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活动。如有的著作在谈到“西周的司法制度”时说:“民事案件原、被告双方都要到庭,并缴纳‘束矢’(一百支箭)作为保证,败诉     

从“应监”诸器铭文看西周的监国制度

通过对“应监”诸器的探讨 ,可知西周初期是有监国之制的 ,但以当时的形势分析 ,监国之制乃是以国监国 ,与后世的中央集权王朝派官吏到诸侯国内监督是大不相同的。周初“应国”为监国 ,监视的乃是南土原商属旧邦。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

西周史一般被分为三个时期:武、成、康、昭四世为早期;穆、恭、懿、孝、夷五世为中期;厉、宣、幽三世为晚期。西周中期是周代历史的转折时期。“转折”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流行的答案是“由盛转衰”。这样的内涵界定,如果仅仅从政治史的角度而言,似无不可。但如果从经济、礼制、思想等大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则不免有概念化之嫌。文献中固然有“穆王即位王道衰微”之说,但亦有“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之载。西周中期留给了我们相当数量的青铜器,不仅青铜器的铭文,而且它们的器形、纹饰、组合、功用等都充满了大量的历史内容和丰富含义。这一处丰富的宝藏,前贤已做过开拓性的研究。本文不揣譾陋,以青铜器为主要资料,对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及其性质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鸿学。     

西周历法的观象历属性

西周历法是观象历法 ,而不是推步历法。西周历法采用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与月相有关的词语配合干支记日 ,而这些词语都是以“既”字为词冠。表明那个时期还不能事先推定生霸、望、死霸等月相出现的日子 ,只有经实测认定以后 ,才能利用这些月相记日。春秋时期的鲁国历法和东周王历虽然是以“日南至”为标准定年首 ,但两历在前期都不是以“日南至”所在的子月为年首 ,而是以其下一月丑月为年首。表明春秋前期的历法还不能事先推定“日南至”的日期 ,只有经实测确定“日南至”以后 ,才能对年首做出安排。由此推断 ,西周历法更不会具备推步历法的水平。     

释籑、纂、饡、缵、灒

一、释籑、(食巽)、纂 在西周册命金文中,史官宣读册命时说明受命者职司的动词之一有,见于(艹刂辛)氏《历代款识》之铭文。其铭曰: ……王册命曰:易女……易……用 乃祖考事,官司尸仆、小射、底鱼。…… “”字用法及“用乃祖考事”句文例与其它册命金文言“更”言“”相同。例如:     

周初德治思想的产生

殷商易代之际,周初统治者为证明其所建新政权之合法性,极力宣扬以德得天下的理论,并从西周初期开始,逐渐构建“以德治国”的新的政治理念。本文对西周早期“以德治国”之思想的形成略作考究。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司寇"、"城旦舂"名分析

通过对历史文献中有关司寇、城旦舂等刑徒的记载进行梳理,并结合睡虎地秦简有关记载,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涉及到的司寇与城旦舂的使用进行的细致分析.可以看出,司寇的用法在性别上还不十分明晰;而城旦舂的使用不是严格以男子为城旦、以女子为舂,而是互有交叉.     

从青铜器铭文看西周的战争

根据文献记载,除建国之初武王伐纣和成王初年的东征平叛以外,西周的对外战争并不多。例如《史记·周本纪》所记,唯昭王“南巡狩不返”,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一代的战事,仅此而已。当然,其它古籍也还有一些零星的记载越出《史记》的范围,不过总的看来战争不多,规模也不大。但从青铜器铭文看,西周某些时期战争极为频繁,其规模之大和战争的激烈程度也令人瞩目。因此,要讲西周的战争,必须利用这批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文献记载加以印证、补充和斠正。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对西周的战争作全面研究,仅择其荦荦大者作扼要的阐述并就教于方家。     

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

西周铜器铭文能否作为研究西周音系的材料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这一时期铭文的构字 (主要是形声字 )、用字 (主要是假借字 )是否含有方言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文字的传承与传播特点 ,以及这一时期的铜器和铭文特点、文字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等几方面的分析 ,说明西周铜器铭文构字及用字很少有方言的体现 ,可以用来研究西周音系。     

逨盘与西周王年

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逨盘,其铭文记载周文王至宣王的世次以及相对应的单逨家族的世次,将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估算出西周总积年和诸王在位时间的长短,于西周王年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西周晚期后段即宣幽时期的铭文习惯用语,包括颂赞、褒扬用语和嘏辞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单逑诸器铭文中多有体现.这一特征,与此前夷厉时期有明显差别,可以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一项参考标准.将之与宣幽时期册命铭文的变化规律相结合,便有可能进一步清晰区分西周晚期前段(夷厉)和后段(宣幽)的青铜器.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金文反义词的运用

本文对两周金文反义词作静态和动态的考察，并论述其发展变化对词汇和语言表达的影响。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殷王帝辛四征夷方考释

本文据《竹书》的君主纪年研究了殷纣四征夷方的史事：第一次是在纣王4年(公元前1099年),《竹书》、《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皆有记载;第二次是在纣王10年(公元前1093年),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里的"正人方历程"就是此次的甲骨卜辞;第三次是在纣王15年(公元前1088年),以《三代》11.34.1的青铜铭文为据;第四次是在纣王21年(公元前1082年),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有此次甲骨卜辞。     

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

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射礼包括三类性质不同的活动 ,即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和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这三类射礼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 ,其中与饮宴、乐舞相结合的娱乐性射礼为东周时代更加复杂规范的乡射、大射、燕射、宾射诸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往的研究者对西周射礼的性质差异未作细致分辨 ,有些看法如西周已没有“贯革之射”,《仪礼》所记射礼属于军礼 ,西周存在“射鱼”之礼等等 ,都不尽符合史实 ,应予纠正。     

两周金文中评价语的使用考察

两周金文中使用了较多的正面评价性词语和赋量语法手段,评价客体主要集中在关于上帝、先祖、王及作器者的品质、功业等方面。这种评价性表达不仅与金文记载的内容有关,更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评价主体等因素存在密切关系。     

论西夏文

西夏原是唐代羁縻州,用汉语写作,传世的是文书、奏议一类应答之作。西夏建元以后采取双语规范制度,用汉语和西夏语写作。西夏文主要是黑水城文献,还有一些碑刻、抄本等,散见于国内外图书馆。西夏文以实用为上,利为价值尺度,思想上释道儒三教并行,彼此地位起伏不定,行文亦韵亦散,并不讲究。西夏有专门的写作机构,作者主要是贵族阶层。西夏文中还有一些翻译文献和理论著作,但数量不多。尽管如此,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