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族群"概念的介入,对于我国学术界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概念引发了大量学者的思考与论辩,有人甚至提出应用"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的观点,随之还引出了"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之类的建议。本文将对是否认同和使用族群这一概念,对待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族地位的确立等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     

近年来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以‘族群’替代民族"、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要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消除这些观点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造成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以‘族群’替代民族"、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要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消除这些观点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造成的影响。     

"政治化"还是"文化化":晚清时期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从分析国内某些学者提出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等观点切人,指出这种观点不是原创,而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提出的民族问题"复线历史"的翻版;从晚清两种民族主义思潮的考察分析展开,指出晚清维新派、立宪派民族观的内核并非所谓"文化主义",实质是穿着文化外衣的政治化的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将清王朝从"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指出"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国族-族群"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论等不适应中国.     

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文化化”:“新思路”还是“老套路”?——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民族问题具有多重属性,既表现为经济问题,也表现为政治问题,还表现为文化问题等,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可能把它人为地“政治化”或“文化化”.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指向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标是不承认民族身份、目的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其实质,就是要“去”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整套理论和政策.     

卷首语

中国的民族和民族政策问题,一直是民族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自西藏拉萨"3.14"和新疆乌鲁木齐"7.15"事件发生后,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问题再次成为民族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或讨论的热点.本期发表周健《关于当前若干热点民族问题的理性分析》一文,针对当前一些报刊和网络上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策)、 ‘第二代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去(非)政治化、少数民族优惠照顾政策、民族融合问题、推广使用普通话与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少数民族是否是国家的包袱、加强宣传教育和切实贯彻落实国家民族政策"等偏颇之论,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理性分析和辨正.     

马戎:“去政治化”的政治

马戎教授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族群和族际关系,并在如此国情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观念体系。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采用"族群"概念代替"民族",并非把民族问题定义为"非政治性问题"。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表层上是避免把各族民众在经济交往和文化互动中产生的纠纷和价值冲突政治化,按照"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解决"的原则处理;深层次的谋略是确保维护祖国统一、有效反对民族分裂势力。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是一个方向,在没有得到民族精英和民族大众广泛认同前,不宜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在此期间,更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基本权益。     

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一种包容多元、融汇一体的族际关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得以顺利构建的基本前提.族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来自于制度安排是否适合国情,其次来自于针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和特别优惠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尽管学术视角有所不同,但民族理论和政治学都将民族问题视为一个建构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事项.试图将民族问题"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文化化"显然是缘木求鱼.本文从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制度与政策层面入手,分别研究了多民族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制度架构和政策路径,同时对一些学者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政治属性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评民族“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民族的核心内涵是政治属性.民族有多种存在形式,民族与国家同质是短暂的现象."去政治化"即"去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中国未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向是建构完全的公民国家,而不是"创造"一个与国家同质的"大民族".     

试论民族的政治属性

民族的政治属性是民族若干属性当中的一种,它代表着与民族存在、发展相关的整体性因素.试图通过改名——用"族群"概念替换"民族"概念——以达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是不现实的.     

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研究界引入了西方ethnic group概念,采用台湾学者翻译为“族群”,并逐渐使用起来.随之,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持续至今,涉及“族群”概念与特征、“族群”与“民族”的关系、“族群”在中国应用中的错位和泛化问题,特别是涉及能否以“族群”替代我国现用的“民族”的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以“族群”理论还是以“民族”理论作为我国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问题.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意在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改变中国现行的民族方面的制度、政策.     

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由民族属性所衍生的话题

民族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既有文化属性,又有政治属性,基于此可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于是,学术界由民族属性衍生了关于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纠结的话题。伴随西方"族群"概念的引入,我国部分学者将文化民族等同于族群和将政治民族等同于民族,并主张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其实质上就是通过民族的"去政治化"或"文化化"而人为地实现政治民族转向文化民族。本文认为,在中国,提倡民族的"政治化",未必会强化民族认同而削弱国家认同,对国家的稳定、统一与发展形成挑战;同样,主张民族的"文化化",也未必能够淡化民族色彩,模糊民族意识,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的民族问题。显然,只有客观地看待民族属性,科学界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才能促进民族的自身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于当前若干热点民族问题的理性分析

自西藏拉萨"3.14"和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学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有的则对一些现行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方法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作者以一个长期在一线从事民族工作的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去(非)政治化、少数民族优惠照顾政策、民族融合问题、推广使用普通话与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少数民族是否是国家的包袱、加强宣传教育和切实贯彻落实国家民族政策等当前若干热点民族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和分析。     

两条新思绪,十年迥异途——关于民族理论创新思维的一个比较

2004年,龚永辉教授的《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和马戎教授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相继发表,代表着两位作者对民族理论仿苏成分脱离我国实际的共同忧思;后者引发了“去政治化”思潮,也引发了延绵十年的大争论;前者默默推动本职所在的学科建设与课程改革,取得了精准“滴灌”的分形建导成效.十年之后,马教授和龚教授又相继发表文章并形成对话,展现了两条求新路径的巨大差异:一个在包容转换中螺旋提升,且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现无缝对接;一个在跨越意识形态失利之后,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奥秘就在思维方法上的分形与整形之差.     

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

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在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进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对理论的分析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就必须在方法论层面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探索总结民族与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逐步形成并完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民族工作实践。     

坚持和完善民族政策理论体系规划(2011—2015年)

<正>民族理论是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民族政策是民族团结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带领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当前,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坚     

制度自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三个自信”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完善取决于我国的历史传承与现实国情,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问题研究“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的实质就是质疑乃至否定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信,就是要坚持“三是”、“两必须”、“三不容”的原则,从而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     

论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民族化”

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两者存在一定关联,但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族际间个体矛盾的发生兼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极易被有意无意地导向民族矛盾,这种“民族化”的倾向对于多民族国家建设极其有害。要针对族际个体矛盾“去民族化”,需要从“去政治化”、“去敏感化”、“法制化”以及“领域分立”等多种途径探究其解决方法,这对我国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推进都有着理论和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