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刑事诉讼目的单一论

刑事诉讼目的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两个概念。执行刑事实体法是刑事诉讼的单一目的 ,保障人权则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主题性任务。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理论、实体真实主义和正当程序主义理论并非以刑事诉讼目的为主题 ,而只在刑事诉讼法的目的问题上存在着相对的观点。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效用新取向

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应为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具体说就是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但是过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偏向于追求实体真实 ,而较少注重正当程序方面的内容 ,从而导致了对公民权利保障不力等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指明了一个新的法律效用取向——追求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     

刑事诉讼目的的新表达

刑事诉讼目的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迄今为止,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的刑事诉讼目的论、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统一的目的论、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的目的论、实施刑事实体法的目的论以及纠纷解决的目的论都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刑事诉讼目的应当是以观念形态表达出来的国家和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对于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期望,是在正当法律程序保障下,发现事实真相,实施刑事实体法,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实体公正。     

中国刑事诉讼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刑事诉讼模式向现代型刑事诉讼模式转化的历程。传统型刑事诉讼模式与现代型刑事诉讼模式之间在主体构造关系、事实认定机制和程序运行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在当代中国,在依法治国、人权保障、市场经济的语境下,我们应当遵循在传统继承与法律移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诸价值理念中寻求平衡的理论路径,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转变。     

刑事错案治理中司法正义的理性回归

冤错案件阻挠了刑事审判对正义目标的实现，是司法运行中偏离正义产生的消极后果。文章通过解读司法正义的偏离与回归，揭示出囿于诉讼认识和证据裁判的局限性，实体正义的落空在任何诉讼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而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则可通过制度完善的方式予以消解。在现代刑事诉讼两种典型构造中，美国刑事诉讼制度因正当程序高度发达而被看作是对抗式诉讼制度之经典范式，但依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探求美国刑事诉讼为治理错案作出的制度努力，能为我国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提供启示。对于已然发生的错案，应依靠制度化的治理模式，通过构建完备的错案发现与纠正机制，成规模、有组织、呈体系地救济被错判者；同时，还要坚持“动态平衡”的刑事诉讼观，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均衡的理念下完善刑事诉讼制度，防范未然出现的冤假错案。     

刑事诉讼核心目的的反思——兼议《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目的一直被视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这种传统的双重论目的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但由于这种理论范式脱离了现代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与民主法治社会的核心理念相悖,违背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与有罪推定思想有先天的契合性,司法实践中容易助长法律虚无主义和程序虚无主义,导致冤假错案不断滋生,对宪政秩序和公民权利都构成严重威胁。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修改《刑事诉讼法》列入立法规划,我国《刑事诉讼法》已面临着再修改。新刑事诉讼法应是人权保障法,是维护正当程序的限权法,重构以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为诉讼目的新刑事诉讼法学体系,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刑事诉讼文明视角下刑事冤错案件的纠防

刑事冤错案件是刑事冤案和刑事错案的简称,突出强调的是我国刑事错案往往以刑事冤案的形式来表达。刑事诉讼文明是刑事诉讼程序实施过程中体现刑事诉讼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是刑事诉讼理念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载体文明的总和。在刑事冤错案件纠防的理论和实务中,很有必要导入刑事诉讼文明的相关理论和思维模式,牢固树立正当程序理念、切实贯彻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和严格规范侦查讯问程序。     

刑事诉讼客体新探

我国目前关于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几种主要观点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通过对刑事诉讼客体的定义、语源的分析和运用诉讼目的、诉讼结构和诉讼行为等理论对刑事诉讼客体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刑事诉讼客体就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和应当适用的实体法、程序法。刑事诉讼客体具有多方面的特征。      

论非法证据的取证价值

非法获得证据的取舍两难,蕴涵着不同价值观的对立冲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以及惩罚犯罪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价值冲突为其价值矛盾之源.非法获得证据的价值取向应以刑事诉讼目的为根本,以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观为评判标准,以各自合理损失为代价进行价值权衡,使得大于失.     

日本精密司法评述

日本刑事司法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多种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最终形成别国都不具有的"精密司法"的特质.周密的侦查、慎重的起诉及法庭细致入微的审理,造成了极高的有罪率.精密司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过于追求实体真实而忽视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造成刑事诉讼价值的失衡.改革的出路,在于降低起诉标准,淡化精密司法,强化审判中心主义,扩大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度.     

刑事证明标准模式之学术争鸣及其评价

刑事证明标准模式可分为"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和"主观真实"三种模式,每种模式各有其理论依据并各有利弊。将三者有机整合而成的"实在且正当的主观真实说",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模式的合理选择。     

宪政视野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当下学者们研究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现状,对他们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他们以内容连接两者关系会导致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研究方法,或者只重视权力或者只重视权利。另外,笔者还深入分析其中浸透的方法论,从而提出前述研究方法从科学客观的立场出发,可以提炼出一种以权利宪政为视角的方法,只不过,在这里,他们将方法论等同了本体论,导致了更为深刻的缺陷,不仅仅停滞方法论,也让本体论的知识与视野固化。最后,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立场,即以权力宪政的方法分析刑事诉讼法,并以侦查程序为例,说明了这种方法可能形成的新研究视野与知识、理论创新。     

刑事合意证明模式研究

证明模式与诉讼模式密切相关,诉讼模式的转型必然引起证明模式的变革。随着体现控辩双方合作、协商与合意的协商型刑事诉讼模式成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形态,刑事证明模式也相应地呈现出合意取向。控辩双方在取证、举证等证明环节上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与协商,形成一种新型证明模式,即合意证明模式。合意证明模式与传统分立证明模式在证明目的、证明主体的地位、事实认定结构、证明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刑事合意证明模式为刑事证据契约提供了理念支撑及制度依托,刑事证据契约是合意证明模式的实现途径。     

“政府购买”能否实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绩效？

随着地方政府购买刑事法律援助实践的发展,购买成效如何、购买效果如何得到保证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现行评估模式停留于政府直接供给模式下对服务商单一主体服务质量的“事后”评估,尚难实现购买机制下对地方政府购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绩效的完整评价。从地方政府购买全流程出发,综合考量多重委托代理下“购买者—生产者—接受者”三元主体的绩效感知与表现,通过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方法及德尔菲法构建全流程、多主体的地方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评估模型。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FCE）和优劣解距离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TOPSIS）的S省购买绩效评估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购买总体绩效尚可,呈现“基本动作”规范、“自选动作”有待加强的特点;通过“政府购买”能够实现较好的服务过程绩效、服务回应性和社会效益,但服务满意有限;地方政府的购买绩效不足为主要薄弱环节;“充分竞争”不是绩效实现的必要条件。完善购买方案、促进购买价格与市场接轨为绩效改进的首要着力点。     

社区矫正犯罪控制功能论——以恢复性行刑为视角

社区矫正借助社会力量来控制犯罪,改变了以往国家单一的犯罪控制模式,实现了由一元向多元犯罪控制模式的转变。但囿于我国社区矫正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对社区矫正目标即改造罪犯的单一性认识,导致我国社区矫正犯罪控制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为此,有必要以系统论为指导完善以社区矫正为中心的相关法律,以恢复性行刑为理念吸收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其他社会人员参加社区矫正,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犯罪控制之社会控制与法律控制功能。     

关于醉酒人刑事责任之我见

醉酒人的刑事责任涉及到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规范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对立与统一。古今中外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关于醉酒人刑事责任的学说和立法模式,究竟何种理论更为可取、何种立法模式更为科学,辨伪存真的目的不是对我国立法力求修正,而是给出合理的解释。     

社会治理刑罚化的问题与症结

社会治理刑罚化是指刑罚权在社会治理进程中日益扩张与加重趋势,其问题症结在于错用社会控制论。具体表现为,社会治理理念的症结：强化刑罚工具主义,削弱刑罚人本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症结：注重外在刑罚制裁,轻视内心道德约束;社会治理主体的症结：国家刑罚控制过多,社会公众参与不足。由此导致刑法价值理念存有偏差、刑法正性机能弱化、犯罪预防效果不彰。无疑,社会治理刑罚化不利于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进程,必须予以深刻反省与长久审思。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之重构——刑事一体化纬度的考量

犯罪构成是我国犯罪论及刑法学的基石性理论范畴.从原初的意义上考察,犯罪构成兼具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双重功能属性.由于外在观念和内部构造的双重因素,长期以来犯罪构成被仅从实体刑法的角度加以研究,从而导致其程序机能的弱化.由此,应对现行犯罪构成体系进行结构性改进,建立犯罪构成的实践模式,恢复其对刑事司法实践的导引功能,并推动刑事一体化理念在实践层面的展开.     

刑事违法性功能论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具有限制刑罚权发动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有利于罪刑法定和刑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我国刑事违法性依附于社会危害性而存在 ,不具有实体内容和独立品格。刑事违法性评价由于没有和社会危害性评价形成层次鲜明的递进式结构 ,造成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功能缺失。丰富我国的刑事违法性概念 ,构建双层次刑事违法性评价机制 ,是完善刑事违法性理论和实现其功能的当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