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机制:一个公共管理的视角

公共物品作为人类公共利益的载体,是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本文运用公共政策与制度分析框架,研究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与制度安排问题。本文认为,由于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同,因而公共物品可采用政府、市场和志愿事业机制联合供给。只有建立复合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机制,才能够实现其充分有效供给与可持续发展。     

吸纳与增效：志愿服务有效供给何以可能

志愿服务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公共福利的不平衡不充分供给缺陷。随着公众志愿服务伦理的转变,志愿服务形式与内容日益多元化,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呈现供给过剩与不足的双重困境。尽管有较完善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但志愿服务供给低效和失效问题始终存在,如何通过制度、组织和利益吸纳,运用文化和技术在不同组织结构体系中嵌入志愿服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吸纳治理机制、多元嵌入机制与合作共生机制通过志愿服务的集体行动,实现价值耦合与理性供给志愿服务,从而达成志愿服务吸纳增效之目的,提升供给有效性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机制探析

公共物品包括纯粹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对其严格分类是进一步分析其有效供给的基础。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有公共部门供给和私人供给两种途径选择。其中,在公共物品私人供给机制的选择上,存在必要性与可能性,但归根到底,仍然需要政府公共部门的有效运作,才能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实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探析

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角度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可以发现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制度仍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度的延续,其特征包括以制度外供给为主、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以及供给主体与收益主体二者利益相分离等。这些特征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不能实现有效统一,从而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等问题。因此,必须积极探讨对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公共性视角下的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之辨——多元化的困境分析

制度分析学派所倡导的公共服务多中心供给理论强调通过将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志愿供给三种方式相结合,以实现对公众需求的有效回应.此理论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遇到了一定的困境.文章以公共性为视角,将公共物品不同供给主体的特点予以分析比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探究了多中心供给理论及实践的困境成因,并论证了政府的职能发挥是多中心供给在实践中取得成效和保证其公共性的重要前提.     

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机制设计分析

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体制在以后的发展变迁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使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面临着结构性矛盾,而摆脱困境的帕累托最优选择是根据农民的需求意愿或偏好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本文在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扭曲机理及相关机制设计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的民主表达机制。     

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思考

区域公共物品,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公共物品,除了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基本特性——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外,还存在如下自身特点:一是受益范围的限定性和溢出效应的明显性;二是需求的多样性和供给的复杂性;三是生产的规模性和消费的选择性。地方政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但是,限于经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地方政府很容易陷入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囚徒困境。因此,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确定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以实现合作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目标。     

加总技术视角的公共物品自愿供给理论:研究进展

加总技术视角的公共物品自愿供给理论是从供给者理性假设出发,通过区分个体公共物品供给量引致的社会可得消费水平,即利用不同加总技术进行公共物品供给的模型化细分,以解决如何在成员间实现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及其供给水平,进而针对供给不足设计相应的矫正机制。这一理论的目标在于纠正标准公共物品理论下,由于主要着眼于需求侧面考察,出现囚徒困境而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缺乏的缺陷。从考察个体行为对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同边际影响出发,通过拓展公共物品的分析框架,考察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可以为全球和国际层次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提供基本分析工具和矫正机制设计思路。     

加强新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主导作用

加强新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主导作用,要构建新疆农村基础设施多元化供给体系的制度安排;财政资源向农村倾斜;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完善公共物品供给的民主决策机制。     

税费改革背景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

随着税费改革的全面推开,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农村公共物品资金制度外供给制度宣告结束。那么,如何在制度改变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在对税费改革前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历史和现状分别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现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政府主导型复合供给:纯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可行性选择

经典公共物品理论认为,纯公共物品由于同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以应该而且只能由政府单一供给.然而,政府未必总是具有良善的供给意愿和充足的供给能力,这意味着经典理论观点存在缺陷.纯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需要由它所致力于实现的公共利益目标来衡量;供给绩效如何取决于供给要件是否满足,供给要件能否满足取决于供给方式的选择,而供给方式的选择必须考虑既定的约束条件;供给方式的不同选择是通过影响供给要件来决定供给绩效的.从理论上讲,只要能够有效满足各个供给要件,纯公共物品就既可以由政府单一供给,也可以采取政府主导型复合供给模式.如果资源禀赋和制度安排等外部约束条件相同,政府主导型复合供给在有效满足供给要件进而取得良好供给绩效方面将比政府单一供给更具优势.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综述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一环,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进展。我国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从农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筹资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供给主体、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政府责任等四个研究视角出发,梳理近几年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讨论和研究成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此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在于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供给模式、消费阻力、需求表达、监督机制、如何正确处理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减轻农民负担的关系、相关配套改革等方面尚且缺乏深入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对策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能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本文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及治理理论,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的现状以及不同供给模式的优劣.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公共需求,政府作为主要供给者,不仅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同时还要引导企业(个人)进入农村公共物品领域,支持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构建多元化合作供给平台,实现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机制.     

公共经济的主体选择理论依据和标准

在“公共产品理论”形成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受到自然法的影响,认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天然是政府,并认为政府是理性的、至善的、唯一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所谓市场经济,简而言之就是由民间自由交换实现‘私人物品’的有效率的生产,而由政府负责安排公共物品的供给这样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及其模式选择

在中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长期以来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存在着公共部门垄断、市场准入壁垒、寻租和公共福利损减等诸多问题。应当重新认识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考虑其生产和供给的可分割性,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的可选择性等因素,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的多种模式。本文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可采用政府"权威型供给"、市场"商业型供给"以及第三部门"志愿型供给"等,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12个村庄道路和水利设施的调查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缺口、价格水平、供给制度及农民的心理比较对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农村公共物品:道路基础建设、自来水供给、灌溉设施等质量、数量、价格、供给效率、是否征求意见、需求及满意度、资金筹集等方面的统计,分析认为:农村公共物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供需缺口越小,价格水平越低,需求表达机制越完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满意度就越高,供给效率亦越高.     

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的内在逻辑解析

作为另一种应对公共事务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矛盾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多中心”理论一方面反思了两种传统解决即建立“利维坦”和产权变更各自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试图论证两种传统解决方案在逻辑上的相容性,这种相容性自然也可以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上。在体现“多中心”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中,在政治价值和经济手段两方面强调了公民的选择权利和选择行为,但是,这种选择模式不具有传统公共选择理论所描述集中统一的特征,由此体现了对美国立国的政治价值和原则的回归。而在实践中,公民的选择又是通过政府的民主行政来确保,这种民主行政表现为有关公共物品供给中具有自主和自发特征、分散式的决策。     

城中村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对策分析--以广州长湴村为例

由于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我国城中村普遍存在着纯公共物品少且不均、准公共物品利益外溢、混合型物品市场机制不灵,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主要问题。为此,应细分城中村准公共物品和混合型公共物品的类型和供给方式,既需要政府、村改制公司、市场和个人多元联合供给,也需要有效平衡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并将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纳入需求范畴;建立健全“公导民办”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将城中村改造与基层公民社会建设同步推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优化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和推进城中村基本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七十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

决策和融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两个基石。本文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变迁。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改革时期、后农业税费时期的考察,揭示了我国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转变路径和逻辑。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日趋加大,以一事一议为主要制度载体的体制外民主式供给模式日渐兴起。但随着体制内融资逐步取代体制外融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模式也逐渐发生改变,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面临着新的道路选择。本文认为,应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树立新的准公共财政理念,建立体制内民主式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公共物品提供中的非营利选择

随着富裕社会的到来,人们将日益重视公共物品的供给及生产,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所以,市场主体不愿供给,一般都把公共物品的供给推给政府承担,但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上面对过度需求和特殊需求也会失灵,NPO则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相比政府部门和市场组织,NPO则表现出人性化、回应性及成本效益优势。但要充分发挥它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就必须强调政府的赋权,推进非营利组织的“去行政化”工作,建立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