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及其预防

近些年来,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频发,这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原因。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主体基本上是社会弱势群体,犯罪动机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犯罪手段比较传统,犯罪地点以公共场所为主。社会支持不足是报复社会型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传统的社会控制型刑事政策存在明显缺陷,我们应当在坚持传统刑事政策的基础上确立和推行社会支持型刑事政策,使预防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刑事政策朝着二元化方向发展。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针对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产生原因,我们应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努力消除阶层歧视、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以预防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发生。     

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罪成因探析

青少年犯罪的成因不仅有个人、家庭、学校的因素,更有社会的因素.社会是犯罪学研究的背景.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增加与转型期社会失范、社会组织松散、管控不力、贫富悬殊、腐败严重、暴力文化泛滥等问题有密切联系.只有找出催生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深层原因,才能全面防治青少年的犯罪.     

恶性犯罪在社会机制骤发性缺损时期的态势及原因

在犯罪原因中,恶性犯罪的升降与社会机制骤发性缺陷和失序密切相关。与社会教育机制失当、主流文化缺位密切相关。并引发"弱"转"恶"、转"黑"犯罪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恶性犯罪产生的社会原因进行深入的认识和掌握,寻找预防和遏制恶性犯罪的良策。还社会一个安宁、和谐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社会危害性与犯罪概念

社会危害性是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有没有必要继续在犯罪概念中继续存在下去,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危害性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认为从犯罪概念的历史发展和其功能上考察,社会危害性必须在犯罪概念中加以规定.     

试论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

黑社会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有组织犯罪，与恐怖犯罪、毒品犯罪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灾难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有组织犯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凶残性和暴力性、极强的贪婪性、高度的组织性、半隐蔽半公开性以及一定的地域性的特征。     

计算机犯罪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

犯罪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自从有了阶级,产生了国家,便有了犯罪行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犯罪行为作为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行为,有着不同的内涵。恩格斯曾经说过,人类每进步一次就加大一步对自已的惩罚力度。当我们迈入信息社会的门槛,步入绚丽多彩的虚拟世界的时候,一种新的犯罪行为便悄然而至,它就是计算机犯罪。计算机犯罪是高科技发展的副产品,对社会危害日趋严重。本文拟对计算机犯罪的特征及防治对策作初步的探析。     

犯罪预防价值论——个人自由之保护抑或社会安全之保障

有什么样的犯罪原因论,似乎就有相应的犯罪对策和方法。但是犯罪预防并不是犯罪原因的附属物,它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独立品格,即个人自由之保护和社会安全之保障。犯罪预防尤如一面模具,它的凸面是社会安全保障,它的凹面是个人自由保护。个人自由保护是犯罪预防的核心和内在驱动力,社会安全保障则是犯罪预防的外在价值和牵引力。     

浅析和谐社会视域中犯罪的社会对策

当前我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犯罪社会对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犯罪对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犯罪问题的治本之策。分析了犯罪社会对策的概念及其特征,探讨了人类社会对犯罪社会对策认识与研究的历史,提出并论证了和谐社会犯罪社会对策应具有的功能。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女性犯罪

当前我国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时期,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角色的变迁、社会地位的分化、社会整合力的减弱以及社会流动的加速,是当代女性犯罪不断上升和蔓延的重要原因.本文从社会变迁角度探讨当代女性犯罪的复杂成因.     

对犯罪进行社会预防的思考

通过对犯罪现象的分析,表明了犯罪是一种社会病态现象,它源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危害于社会.揭示了犯罪的社会预防的重要意义,犯罪预防是人类社会对犯罪这一社会病态现象采取的一项根本对策.对犯罪进行社会预防旨在说明刑罚本身不能根除犯罪,要减少或预防犯罪在于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并提出了犯罪的社会预防的措施和途径.     

建国初期有组织犯罪惩治策略研究--一种犯罪学的分析路径

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社会问题。我国 97刑法增设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条款 ,作出了立法反应。对这种特殊形态的犯罪如何有效地惩治与防范 ,已是急迫而艰巨的任务 ,也是犯罪学极富价值的课题。从建国初期新生政权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策略其效用来看 ,对当代中国惩治有组织犯罪实践有三个方面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双本位控制 ;打击与促进社会整合相结合 ;宽严相济的灵活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     

我国黑社会组织犯罪形成的社会原因

黑社会组织犯罪有着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危险性。多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 ,尤其是国际刑警组织打击和防控的重点对象 ,我国黑社会组织犯罪的产生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和条件 ,文章就其社会原因 ,诸如人口、腐败、社会转轨等作了分析     

社会弊病及人性的割裂——当代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根源探析

当代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困扰社会和阻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因素很多,然而青少年犯罪的根源总归在于社会本身。正是社会弊病导致人性的割裂,使一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当代人私欲的扩张削弱了人的理性、强化了非理性;道德的沦丧使人弃善择恶;社会的压制则令个人反抗社会。而青少年的身心特点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易于成为社会弊病的受害者,割裂人性;他们因而又转化为社会的侵害者,实施犯罪。     

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环境犯罪立法的完善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未来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中国政府在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中国的环境状况却继续呈恶化的趋势,特别是环境犯罪数量日益增多,危害不断扩大。作为破坏环境资源的极端形式,环境犯罪不仅是对中国生态环境的现实威胁,而且对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的障碍。预防和遏制该类犯罪是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法制保障的重要一环。因此,有必要全面审视和清理中国现行的环境刑事立法,对环境犯罪的立法完善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环境犯罪的执法对策。     

中国少数民族犯罪社会控制的实践与反思

本文将犯罪社会控制分为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两种形态,认为我国的犯罪控制将实现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型:刑事政策需要调整、重视非刑法规范的功能、倡导社会而非政府主导。论文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犯罪的社会控制必须适应这种转型,尊重民族政策、关注民族因素,并提出社会控制转型的若干对策。     

瑞典的社会救助制度

瑞典传统的社会救济可以追溯到中世纪。1957年,瑞典政府废除了传统的济贫法,建立了新的社会救助制度。198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又以社会服务法代替了社会救助法,为瑞典民众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充分有效的社会保障。无论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前身的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还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补充措施的社会救济制度,在瑞典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越轨理论视角下的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成因——基于对武汉市流动犯罪青少年的调查

通过对湖北省武汉市外来犯罪青少年进行的问卷调查,从越轨理论出发,分析了他们犯罪的原因。认为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主要是其社会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度化手段之间的断裂造成的。在引导青少年追求健康合理的社会目标的同时,应加快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管理创新,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合法的目标实现手段,这对预防外来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构成视野中的社会危害性概念

在犯罪论体系中,社会危害性应当作为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共同研究的范畴。考虑到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必要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单独设立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评价层次,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角度进一步紧缩犯罪圈,以平衡入罪与出罪的双向机制,兼顾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社会危害性理论应当包括罪量因素、正当行为和司法裁量的排除社会危害性事由3项具体内容,并且可以栖身于犯罪客体内,从而包容在整个犯罪构成框架之中。     

我国社会犯罪和青年犯罪的历史回顾

回顾新中国诞生以来的治安史 ,可以看出共和国近五十年的历程中 ,社会犯罪呈现出平稳与起伏交相出现、高峰直线增长的态势 ,先后出现了五次刑事犯罪高峰 ,前三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 ,后两次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每次犯罪高峰都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点 ,每次犯罪高峰都与青年犯罪的增长密不可分     

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的原因与对策

近年来,城市“底层人”以报复社会的方式制造恶性事件呈多发态势,表明城市“底层人”犯罪已经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导致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生活艰辛而得不到必要的救助,可能使他们感到绝望与无助;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使他们感到失落,进而产生心理失衡;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现象突出,可能激发了少数人犯罪的冲动。当前,着眼于宏观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以发挥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功能,而针对城市“底层人”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尚处于空白。在社会政策方面,城市“底层人”中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遗忘的人”,城市“底层人”进入了脱贫攻坚的“盲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名言启示我们,要遏制城市“底层人”犯罪,除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实现正义之外,还要构建针对城市“底层人”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变社会失序的状况,改变阶层固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