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伊阿古之所思--析"think"一词在伊阿古语言中的使用

从伊阿古语言中“think”一词的使用去探讨伊阿古之所思如何体现悲剧冲突的本质(恶),以及莎士比亚如何由恶及善,达到其人文主义理想的实现。     

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人物与意象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精华，而意象的精妙运用，则是莎翁最令人叹服的高明之处之一。本文力图从利用意象塑造悲剧人物性格、通过意象对比展示人物的善与恶以及对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预示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阐述意象在莎翁四大悲剧中对人物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旧人"与"新人"的融合——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新论

在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和喜剧中,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基督教式的节制忍耐与仁慈博爱,水乳交融,基督教文化在剔除了极端的禁欲主义成分后显示出自然人性的活泼与亮丽.早期历史剧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以及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又仰望上帝的恩典,把耶稣式仁慈宽厚的秉性赋予了人间的帝王.中期的悲剧一方面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以宽厚、仁慈、博爱作为映照是非善恶之明镜,在道义上鞭挞邪恶.晚期的传奇剧更是在仁慈、宽厚、节制、博爱等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中表现了对人类的理想与希望.莎士比亚的创作集中表现了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的融合,其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比以往我国学界所理解的要丰富得多.莎士比亚的创作把中世纪时代的"旧人"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新人"融为了一体.     

罪恶与救赎——论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对人的本质理解之异同

莎士比亚戏剧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教有一致之处：都视人为有罪的存在,都认为罪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但它又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差异：基督教认为救赎要依赖神恩,而莎士比亚戏剧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救赎观的不同,其根源在于它们对人的本质理解的差异。基督教从神学本体论出发,认为原罪是人的自由意志背离上帝的结果。而莎士比亚戏剧将罪恶看作是自由意志中的破坏力,尽管破坏力使人无法彻底自救,但自由意志中的内驱力可以使人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生发出对宇宙的敬畏感,获得人性的提升与精神超越。     

自由意志的“哑谜”: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反加尔文主义”倾向

如著名莎评家布雷德利所言,基督教预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戏剧张力,是莎士比亚悲剧惯常涉及的主题。由于悲剧往往高度凝炼了作者对人生终极追求的严肃思考,论文从自由意志的恩赐、行使和判断三个维度重新审视莎士比亚悲剧的人物命运和主题,发现尽管莎士比亚是在英国国教背景下生活和创作的,他的悲剧里却在很大程度上投射出一种"反加尔文主义"倾向,具体表述为: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之间能够彼此调和;对于人而言,通向永生和获得救赎的道路同样既不简单也不明确;人不是因"正当"的善功得救,而是因神恩赐予的"正当"行使的信仰得救。诚然,莎士比亚在作品中时常也流露出一种对追求永生和无限的可能性的犹疑,人与自由意志之间依然存在一个未解的"哑谜",由此又会引发更多的对其宗教信仰的虔诚度的思考和争论。     

“严肃”的《李尔王》——从人物分析到《诗学》之悲剧“严肃性”解读

本文通过对莎士比亚剧作《李尔王》的部分情节进行文本逻辑(包括人物性格逻辑、情节逻辑和语言表达逻辑)、生活经验逻辑等多角度的逻辑推理,对这部悲剧的"严肃性"根基进行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对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定义体系中的"严肃性"作出理解和分析。即,"严肃性"既是悲剧的创作方法又反过来正是悲剧的思想理念本身。     

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观照下的《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但莎士比亚并非一味地继承,而是不断突破与创新。文章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来透视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试图寻找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对莎士比亚悲剧创作的影响,发现莎士比亚独特的突破与创新,进一步探讨这一悲剧深刻的现实意义。     

李健吾悲剧创作的独特类型

按照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物”,①然而,在中外戏剧史上,各种各样的“坏人”、“恶人”、“行为有过失的人”成为悲剧主人公的现象屡见不鲜,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人物麦克白就是一个弑君暴虐的奸臣,奥赛罗也是由于偏狭盲目的嫉妒激情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实际上,悲剧并不只体现在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受难”或“英雄毁灭”的崇高感上,人们内心善与恶、     

论莎士比亚的人性观

莎士比亚在张扬善的同时,也揭示善的毁灭;在颂扬和表现人高贵的理性的过程中,也展示了一幅幅人性堕落、情欲泛滥的画面,具体体现为前期创作中的各种非道德化倾向和中后期创作中无所不在的恶。这种展示表明莎士比亚是个“善恶一体”的人性论者。人性中的恶来自于哪里呢?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出的,并非完全如唯物论者们所说是社会历史的原因导致了恶,他对恶的展示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揭露现实和批判社会。在他看来,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一方面,自由意志使人区别于禽兽而成为人,而另一方面,自由意志中的欲念又使人性中充满着各种罪恶。简言之,他认为恶是人性中固有的规定性。他的人性观体现了形而上的精神关注,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辨证认识。     

论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诗译

卞之琳较早开始阅读莎士比亚悲剧,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的新评论虽有一些新发现,其意义主要却是对30多年曲折的时代潮流的反思。《莎士比亚悲剧四种》是白话诗译戏剧的成功尝试,他的译诗较严谨追求英诗规则的移植,亦步亦趋,刻意求似,是独特的"卞之琳式"翻译,对白话新诗的建设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析莎士比亚悲剧的社会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戏剧作家莎士比亚被称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其悲剧创作的思想蕴涵极其丰富。本文从莎士比亚悲剧创作的社会思想方面入手进行深入探讨,深层次挖掘莎士比亚悲剧创作的社会思想内涵。     

《麦克白》悲剧文本分析

《麦克白》悲剧文本中,主人公麦克白时间的有序延续性被打破,时序的断烈和错位造成其悲剧的必然性。这正体现了莎士比亚悲剧的基本主题,即对秩序和和谐的维护。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人物心理分析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是莎士比亚爱情悲剧中的晚期杰作 ,对中年人爱情心理的深入理解和刻划区别于早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的内心世界表现为自我(作为罗马统帅之一 )和本我 (作为情人 )之间的不断冲突 ,直至死亡。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是爱情的完美主义者 ,对安东尼有极强的独占欲。这一切最终导致两人的悲剧。     

信与疑的双重困境：《麦克白》中的命运悖论

《麦克白》中的命运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为暗喻或象征。它们不仅构成了该剧的结构框架,而且麦克白败亡的原因除了伦理因素外,主要就在于他对待命运信疑参半的态度。通过麦克白的命运悖论,莎士比亚探索了一颗敏感却不完美的灵魂在一个远非自己能控制的世界里的行动轨迹。     

论麦克白的性格特征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最后一部,也是“一出最令人恐惧的悲剧”。正是在这种令人恐惧的氛围中,莎士比亚着重描绘了麦克白从一个气势非凡的英雄沉沦为一个祸国殃民的暴君的过程,深刻揭示了个人野心和权势欲望对人性的吞噬,表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生活道路的反人道的实质。在探讨麦克白性格特征过程中,我们将批判地借鉴以往莎士比亚评论中的一切有益见解,也将有意识地把人物性格分析方法与意象分析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期更好地把握这一悲剧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特征。     

传承与发展——莎士比亚《李尔王》情节探究

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诗学》中有关戏剧情节的论述，分析了莎士比亚著名悲剧《李尔王》中双情节结构对《诗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所产生的独特的悲剧效果。     

悲剧意识与文化传统

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更替过程都包含了悲剧性。只有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的悲剧性,并想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悲剧意识才可能形成。悲剧意识是指在人类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在某些人物身上的那种“无为而为”的心理倾向,即某些人明知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失败(实际上也会失败),却仍然锐意去追求、奋斗、牺牲的心理趋势。它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困境;二、人类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困境的超越、应战的精神。西方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西方人的悲剧意识表现得深刻、彻底,中国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中国人悲剧意识表现得浮泛、留有余地。     

表现主义视域下的《裘里斯·凯撒》探析

莎士比亚的悲剧《裘里斯·凯撒》迈出了其文学上“向内转”的第一步。剧中,莎翁借助异象、音效、鬼魂、幻觉以及预言等多种表现手段异化社会事件,外化人物的心理和潜意识,诉诸读者、观众的感观,其对于人性的探索得到深刻体现,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这与表现主义戏剧在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外部世界的异化与内心世界的外化两个方面分析探索剧中的表现主义因子,释解悲剧的心理诉求与表现主义艺术手段在剧中的结合,有助于了解作者前瞻性的戏剧表现艺术尝试。     

中国初期莎士比亚评论的重要界碑——论茅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与批评

茅盾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以下简称莎评)是中国初期莎评的重要界碑.茅盾从人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层面论及了莎士比亚,但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价值的看重最能体现他的莎评的特色.他首次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译文的方式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其内涵,对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基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对莎士比亚完全现实化的接受与评论,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具有鲜明的功利性特征.他的莎评的现实主义倾向性,既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语境使然,又与他本人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茅盾并非一开始就推崇莎士比亚,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莎士比亚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得以传播与接受的曲折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野性的丑怪兽还是聪明的反抗者--《暴风雨》"卡列班"人物分析

莎士比亚在其晚年的一部杰作<暴风雨>中塑造出许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暴风雨>以其皆大欢喜的结尾反衬出"野性而丑怪的奴隶"卡列班的悲剧.卡列班由海岛主人沦为奴仆,颇不甘心,用其所拥有的智慧,所能利用的人来进行反抗,以期杀死奴役自己的所谓的"主人"普洛士丕罗,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卡列班鲜明的个性在作品中被刻画得活灵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