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江南会馆经营状况初探 ——以巴县藏光绪三十三年档案为研究中心

巴县档案中所存会馆档案,以江南会馆存量最为丰富.本文选取江南会馆光绪三十三年账本作为研究中心,配合会馆其他年份账本,分别梳理了其收入与开支项目,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江南及阖省会馆的盈利情况、管理模式和祭祀活动进行探讨.此外,结合账本中的记账货币类型,文章对重庆地区货币流通领域的市场划分也有简单涉及.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及其近代转型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共有11所,以嘉靖年间设立的歙县会馆为最早,其余多在清代设立,南京歙县试馆则出现最晚.徽州科举会馆主要为应试举子和官员提供服务,严禁商人和其他人等借宿,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徽州科举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内容涉及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使用人员的资格及义务、经费的使用等方面.徽州科举会馆的运行逻辑与商人会馆大致相同,其基本功能可总结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类,致力于联络同乡感情,增强同乡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徽州科举会馆顺利实现了转型,虽然仍以会馆为名,但其管理架构和运作机制已和同乡会并无二致,显示出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     

清中后期政府对会馆的监管

从台北故宫档案馆所藏乾隆到咸丰年间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会馆进行监管的档案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不大为政府所关注的会馆组织已逐渐进入统治者的视野,政府监管逐渐加严.对于以会馆聚集起来的团体起事,政府的干预呈加强趋势;对于会馆内可能存在的藏匿奸宄,或会馆是否参与囤贮私盐等的查禁也逐渐加严;当政府面临战事而国家财政又相对较紧时,向会馆赊借或直接动员会馆捐输,成为补充军需不足的重要途径.由以上三个方面看,会馆在乾隆至咸丰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呈现出更加兴盛的局面,且实力获得了加强.会馆的主体仍是积极的,在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发挥了作用.     

论社旗山陕会馆的“合”之美

乡土神、福禄财神和行业神是社旗山陕会馆中供奉的三种主要神灵,乡土神占主体地位,但这三类神界限并不明显,人们把它们并置在会馆中共同敬奉以求平安富贵.儒、道、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山陕会馆的建筑装饰中就可看出儒、道、佛思想的无所不在.山陕会馆处处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宽厚的和谐境界.山陕会馆以其丰厚的政治、经济、艺术等内涵成为我们看取明清社会的一面镜子,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多元融合之美.     

洛带古镇的客家会馆建筑

洛带古镇位于四川客家群体两个大本营之一--成都东山地区的中心地带,古镇内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三大会馆建筑巧妙地将外来的文化风格纳入到地域传统之中.通过对洛带古镇会馆建筑的研究分析,可找出它们在设计营造上的部分特征,这些特征在现代建筑的设计中仍有相当高的借鉴价值.     

重庆移民会馆产生和兴盛的原因探析

重庆历史上出现过六次移民,而最有影响力的应是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因移民而出现的移民会馆遍布四川及重庆地区.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要数重庆湖广会馆.本文作者将对移民会馆的产生和兴起原因、会馆的特点与职能做一探索;并对具有代表性的重庆湖广会馆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进行挖掘.以期人们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从"行"到商会 --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

作为官方认可并向官方承担义务的"行",因官方需求无限增加,行户纷纷脱离而衰落.商人们建立起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自己权益,形成了官牙外的自我管理.官府除了颁布政策规范牙行行为、禁止私牙设立外,逐渐让会馆合法化.会馆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备案,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责任.商会成为商人们的领导机构后,会馆也多演化为商会的团体会员,或转化为同业公会.总体上看,商人的管理经历了官方管理到民间自我管理,再到官方强化对商人的管理的循环上升过程.     

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

晚清时期,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出现了不同的演进趋向。官绅试子会馆与全国整体的政治形势以及本籍官员的政治沉浮密切相关,科举变革以后,会馆政治化色彩趋浓,会馆管理日益被纳入晚清和民国政府的视野。工商会馆在完成了内部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城市公共建设中日益显示出积极的作用。移民会馆则继续向待开发区域拓展。因此,晚清会馆的发展,并没有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景象,只是其功能发生了一些迁移。     

“培天道以清本源,振实学另换地天”——登州文会馆教育模式略论

狄考文夫妇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登州创办蒙养学堂,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后来发展为登州文会馆.文会馆在办学过程中,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目标和德育教育上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教育的新模式,从而对近代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清山陕会馆管理思想简论

以山陕会馆为例,从会馆建筑、主体文化设计、行规业律和会馆管理功能等层面对工商会馆的管理思想进行实证分析,特别是对工商会馆管理思想中中国文化特色给予了论证。这一历史遗产对于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思想可以提供历史借鉴。     

二战前后槟榔屿潮州会馆组织结构的变迁——以1947年会馆修改章程为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槟榔屿潮州会馆的组织结构实行的是信理员领导下的总理负责制。二战之后,马来亚华人社会经历剧烈的变迁,潮州会馆旧有的组织结构已无法满足会馆发展的需要。面对新环境的要求,会馆全体同人于1947年通过修改章程,改革了会馆的组织结构,新章程所确定的三级制原则,扩大了潮州会馆的权力基础,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清代北京会馆的政治属性与士商交融

清代是北京会馆迅速发展的时期,既有众多的士人会馆,也有不可小视的工商会馆。北京士 人会馆的出现与发展始终都与官僚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属性。而无论是士人会馆还 是工商会馆,其作为以地域为纽带联络同乡同籍的公益机构,在修睦、敦谊、敬神庥的过程中,也为士商两个阶 层、两种文化提供了一个相互交融的空间环境。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

近代以来，传统的工商性会馆继续存在，并随着社会变过日益损失自己的功能。在建立行业规范、对外开展商战，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商业性会馆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商会与工商性会馆有一些共同的职能，会馆可成为商会的团体会员；会馆组织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整合组织，而商会却先天孱弱，因而在许多地方不如会馆那样具有凝聚力。     

洪江十大会馆神祉文化解读

洪江十大会馆的主要功能是祀神,祀神既是会馆的教化方式,又是会馆移民的精神寄托所在。洪江十大会馆神祉文化具有区域性、世俗性、象征性和兼容性等特征。     

关于晋商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兼谈晋商在北京的经营活动

晋商的主力是农民.他们完成了从文化素养到经商素质、精神伦理等方面的自身"革命",同时完成了农与儒的结合,形成了成就晋商事业的支柱与骨干;晋商是以信用走天下的商人,由此也形成了晋商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敢于竞争、善于竞争的特性.同时,晋商走天下亦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晋商在走天下的过程中,逐渐集合成帮,并在所到之地组建商人会馆,会馆文化客观上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会馆组织本身;晋商与北京有不解之缘,古都北京见证了晋商的兴盛与衰落.     

会馆慈善事业述论

会馆是明清及民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它以"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为旨趣,倡行义学、义诊、恤贫、助丧等慈善活动,这构成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善款来源有多种渠道,保障善举义行的正常开展.会馆作为民间社会的乡邦组织,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佛山琼花会馆新证

佛山琼花会馆是最早的粤剧行业会馆．又是清代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的根据地．近代佛山武术的发祥地，但由于琼花会馆早已平毁，史料匮乏．人们对琼花会馆的认识十分有限。正因为琼花会馆与天地会及佛山武术之间存在联系，因此．通过利用研究界在佛山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可从新的角度就琼花会馆及其建筑的始建年代、型制与规模及被焚年代作了新的考证。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地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北京会馆成因及其功能解构

会馆是明清北京城市史的重要内容。在500余年时间跨度里,北京会馆在城市空间中起伏兴废,总量达909有余,当下尚有建筑遗存252处。北京会馆是明清首都城市管理内在需要的产物,并以民间社会组织身份内化为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从而造就了北京城市演进中的会馆现象以及影响至今的会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