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变革与治理转型:边疆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撤地设市"研究

行政建制及其变革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撤地设市"作为边疆行政建制变革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与最新发展,不仅将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具有深刻的边疆治理意涵."撤地设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将推动边疆治理重心的空间转移,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并塑造横向治理体系,增进地方的自主性并推动边疆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从...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建国初期陆地边疆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总体判断以及我国陆地边疆的特殊情况,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治理成果。全面梳理和反思建国初期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实践,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全面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边疆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中国边疆经济治理的理论基础与政策框架

长期以来,边疆发展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边缘领域。然而,在国际与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边疆经济治理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涉及全局稳定与安全,边疆经济问题应当被重新审视。面对新时期中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形势,经济学研究应立足中国实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经济治理理论基础与政策框架。基于此,可首先从经济学学科视角出发,将边疆地区特殊性纳入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基础数理模型来阐释边疆经济治理的理论依据。然后在总结新时期中国边疆经济治理的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对边疆经济治理政策完善方向进行展望。     

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

我国陆地边疆地域辽阔,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由此带来我国陆地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地位相应地突显出来.我们以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对以往陆地边疆治理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可以把我国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边疆治理模式概括为软治理模式和硬治理模式,从治理效果来看,发现两者各有利弊.通过比较和权衡,我们认为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最佳格局应该是实现软治理与硬治理的有机结合.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推进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稳定、发展以及强盛边疆方面具有多重意蕴;梳理"边疆治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核心概念,是在理论上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上,未来边疆治理应着力实现"五力并举、富边强...     

国家在场:从清代滇南盐官营看国家边疆治理

从雍正时期滇南盐井收归官营先行、改土归流跟进的一系列国家边疆政策的实施可以看到,盐井收归官营作为一种制度实践,目的在于试探土司势力对国家推进治理边疆的反应,中央从而根据其态度相机实施改土归流以维护边疆秩序稳定,加强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与此同时,盐井官营所体现的"国家在场",还通过盐课、专卖管理等措施将国家意识涓滴...     

论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底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主义制度植入边疆并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它走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成功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理念根植于边疆治理之中，由此人民治理方式应运而生。人民治理可以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底色，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凸显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优秀治理办法的结果，是多层次、立体式的边疆治理策略体系。     

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

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困境与转换路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边疆治理制度由旧转新的过程。内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治理,边疆治理现代化生成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边疆治理有其自身特殊的使命,需要着重解决国家政治制度与边疆社会公共生活的衔接问题以及边疆与国家腹地的整合问题。对上述两大问题形成的内在张力及其当代困境进行检视,能够揭示我国边疆治理的制度逻辑与未来选择的可能性道路。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相比,边疆治理的差异性决定边疆治理现代化必然遵循双重逻辑转化,一是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二是从“边疆本位”转向“国家本位”。然而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挑战阻碍了逻辑转化进程,造成当今边疆治理面临极大的困境。为此,未来边疆治理这一逻辑转换仍然需要坚持以“国家本位”为先决条件,既重视边疆治理的资源输入和能力建设,更重视逻辑建构,不断向“治理取向重构”“治理结构重组”“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重塑”注入制度逻辑转换的力量。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人权思想的进步性及当代价值

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人权思想在中国近现代人权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法理派人权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人道主义向近代人权主义的转变,而且开启了中国近代人权保护进入法制领域的大门,同时也为中国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体现了时代进步性.从法理派人权思想的当代价值来看,不仅对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与进步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当代中国人权保护法制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启迪意义.     

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政策回顾

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需要采取措施达至边疆的善治.但这离不开熟悉、运用党的边疆治理政策,因而有必要回顾中国共产党历来的边疆治理政策并从中获得启示.     

从边俸到边缺：清代边疆官员选任中的制度演替

边俸制度创立于明朝中后期,以缩减考满年限的优抚方式,鼓励官员赴任边疆。清初,边俸制度被继承发展,但因疆域及边疆治理模式与理念发生变化,无法从职官角度满足边疆治理需求。因此,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清朝分别创设海疆缺、烟瘴缺、苗疆缺、沿边缺,并发展成为以"拣选题补""俸满优升"为基础的边缺制度。之后,随着边疆治理深化及治理一体化的推进,边缺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不断发展,边俸逐渐融入边缺制度体系中,成为其"俸满优升"制度原则下的升转方式之一。从边俸到边缺的发展过程,是边疆治理深化的重要表现。     

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的边疆政制设计方案述论

国民政府时期,针对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盟旗制度、政教合一制度等旧有政制对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严重阻碍,一大批知识精英以边疆治理现代化为立论依据,分别从边疆旧制变革、边疆自治、边疆人民参政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关边疆政制方面治理改革方案,并试图以此来提升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虽然有些主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大部分方案或多或少地为当年及以后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近30年来国内清代新疆屯垦研究综述

自汉代开始,屯垦成为历代王朝治理新疆的重要策略,对维护边疆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更是在继承中积极推行新疆屯垦,将其推向新的高峰.清代新疆屯垦不仅影响余波民国,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西北边疆开发建设也具有历史借鉴作用.近三十年来,在国内的西北历史研究中,对清代新疆屯垦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焦点之一,成果颇丰.本文就近三十年来清代新疆屯垦研究成果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综述. 一、屯垦政策与管理体制 (一)屯垦政策 新疆屯垦在我国边疆屯垦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继承各代屯垦遗制并开拓创新,在屯垦时间、类型、规模和成效等方面,均超越了前代.作为清朝中央政权的边疆治理策略之一,新疆屯垦政策并非一蹴而就,其确立与完善是经过统治者深入考量与不断践行得以实现的.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