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所见秦及汉初的“致”

秦及汉初简牍中,"致"除以"送达"的本义出现外,其他动词性质的内涵也相当丰富,甚至还有作为形容词或读为其他字的用法,多与其本义有相当差别。秦简中名词性的"致"通常都可释为一种文书性质的凭证或凭券,但使用场合互有不同,亦足见其为秦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汉初用于出入津关的"致"确实是一种通知书性质的凭证,需与符、传等出入关凭证配合使用。需要指出的是,此类"致"只是携带车马等重要物资出入津关时所必备的,不宜过度夸大其使用的普遍性。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岳麓秦简中的"为符官"与"致所官"考论

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为符官”和“致所官”这两个新见官署名的考证和分析认为,秦代的“为符官”不仅负责符券的制作颁发,而且还负责符券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同时具有对符券传递过程中不尽职者进行举劾和论处的权力,而“致所官”则只是一个按照“为符官”所发符券要求负责物资发放的县级官署而已。     

论抢劫罪中的“暴力致人死亡”

对抢劫罪的行为和客体的性质的分析以及对相关学说的评价一直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我们认为,抢劫罪的"暴力致人死亡"只能是过失致人死亡,而不包括故意杀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陈白沙“致虚以立本”的工夫论

在宋明新儒学体系中,"致虚"是祛除私欲的工夫。"致虚以立本"是陈白沙心学的基本体证工夫。濂洛之学是陈白沙心学的源头,周敦颐、程颢、程颐的"致虚"理论对陈白沙心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勿忘"与"勿助"是陈白沙实现儒学致虚工夫的基本途径。"勿忘"是提撕、唤醒的工夫,陈白沙通过"闲邪存诚"的"主静"或"主敬"的勿忘工夫执着于善,确立了心学的门户。"勿助"是陈白沙实现心与理凑泊的关键因素,"勿忘勿助之间"的致虚工夫是陈白沙立心学说的诀窍。在"勿忘""勿助"的致虚工夫的基础上,陈白沙实现了人与物的贯通,"惟仁与物同体"是陈白沙致虚工夫的极致。     

论逃逸致人死亡中“人”之范围

我国刑法并未明确交通肇事罪中"逃逸致人死亡"中"人"的范围,因而给司法认定带来了不少困惑和争议。对于因行为人的逃逸造成先前肇事行为中被撞伤者未获及时救助而最终死亡的人,其属于"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对此已基本无争议。学界主要围绕二次肇事中的被害人是否属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产生了较大争议。从语义逻辑、立法意旨、罪刑均衡等角度,应当认为"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仅指第一次肇事事故中的被害人,而不含二次肇事中的被害人。     

论朱子对《中庸》“致曲”的诠释

《中庸》有"其次致曲"之说,朱子解之为将人身上"善端发见之偏"推致极处的一种工夫。其实,所谓"致曲"之工夫,亦即是朱子《大学》诠释中的"格物致知"之工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子《学》《庸》诠释的贯通处。     

“致语”不始于宋代考

致语是筵宴乐舞演奏前乐人念诵的祝颂之辞,现存的多条史料可以证实,这种表演形式在盛唐、中唐、晚唐均有出现,五代十国时期更是相当流行,而且从文体形式上看,当时优人念诵的文字内容与宋代成熟的乐语文体也存在颇多相似之处.所以,前人关于致语之制"始于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要寻找致语产生的外部原因,则汉唐时期胡乐的大量西来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上云乐>、敦煌遗书<太子成道经>、部分唐诗为此提供了若干证据.     

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与“因逃逸致人死亡”再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以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解释存在瑕疵,致使司法实务中处理相关案件常常遇到定性或量刑上的棘手难题。对"逃逸"的认定,应当要求行为人具备没有履行救助义务、逃离了事故现场两个行为特征,而对于逃离事故现场的动机、目的不需要作出特别限定。同时,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只需要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可,而不必限定为是由于交通肇事者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况。     

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探微

以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研究对泉,对“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认为“良知”包含最高的精神本体、植根于心里的天理、至善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三层意思,“致良知”的工夫包括“无事时存养”“有事时省察克治”两种,而“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的连续互动过程是“致良知”学说的必然呈现,并概括总结“致良知”学说中包含的自律精神、自主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     

《逍遥游》“致福者”疏证

《逍遥游》中,从"有待"到"无待"的逍遥,是一个逐层超越的过程。列子遗世独立,已超越死生祸福。"致福者"为列子之说,皆因附会"适性逍遥"而起,遂造成割裂文脉、顾此失彼之病。"致福者"是寡欲求福的宋荣子。宋荣子思想源自墨家与黄老学说,并形成独特的祸福观。     

略论王阳明“致良知”的德育思想

阳明的道德教育观是他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核心和基石,也是阳明一生讲学的宗旨,它具体地体现在阳明德育目的、内容、方法及过程之中。阳明德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从中学习和借鉴。     

自我利益追求的"致恶"与"致善"

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究竟是导致恶还是导致善?对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究竟应该遏止还是放任?"致恶论"与"致善论"均有偏颇之处,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既可能"致恶",也可能"致善".对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既不能"堵",也不能"放",而应采取"疏导"之法.     

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论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理想,而其形成则有特殊的语境。"致君尧舜"从早期的褒奖勋臣语,至初唐则演变为君王对臣僚的政治期许,复又由君王之政治期许,演化为官僚文人仕宦的政治理想。杜甫在尚未入仕且生计困顿之际树立起这样的理想,显示了其理想抱负之不凡。入仕之初,他以稷、契自期,以谏诤之道作为实现"致君尧舜"理想之方式与途径,而终因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了他仕宦的挫折与失败。暮年则因身份的变化,他对"致君尧舜"理想实现的途径虽稍有一些变化,但坚持理想之初衷未渝。杜甫因其政治理想而导致的仕宦挫折与人生遭际,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中国古代士人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把”字句的语用分析

关于"把"字句语用意义的结论目前有处置说、致果致态说、突出句尾焦点说等,这几种说法都有一些漏洞."把"字句的语用意义,主要是"把"字宾语的被动性及"把"字宾语的次话题性,在此基础上改变句尾焦点性和致果致态性."把"字宾语的被动性、次话题性是首要前提,改变句尾焦点及致果致态性是连带结果.     

《红高粱》语符“红”的多义性探析

<正>《红高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高密东北乡人民在抗战时期的英勇事迹。文中大量出现"红"这一语符,有一定意指功能。本文将运用符号学尤其是哥本哈根语符学派方法,分析《红高粱》篇章中"红"的多义性,揭示篇章蕴含的复杂意义,以便为探索此类文本语符多义现象寻求新方法。语符学强调任何一个语言单位只有被置于其所属的过程和体系(大致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句段与联想关     

外籍员工管理的“人本”理念

外籍员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或多或少都与中国的相应观念有所出入,外籍员工在企业中的融合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如何在外籍员工管理中体现"人本"理念是一项值得深思的课题。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探究

新刑法对交通肇事罪进行了比较重要的修改,涉及到"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理论上争议颇多.本文通过对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的罪过形式、法律性质、适用范围及其定罪的分析探究,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     

国际私法反致制度研究

反致是国际私法中一项既古老又独特的法律制度,学界对是否接受反致争议颇多。接受反致能扩大法律选择的范围,无损法院地国的国家主权,在某种条件下可实现法律适用的一致性,体现了对法律选择合理性结果的追求,属于优法选择方法。目前,国际立法的趋势为限定接受反致范围和限定拒绝反致条件,为合理适用反致制度奠定基础。     

释“郎骑”——兼论西汉郎吏“私马从军”现象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中出现的"郎骑"实际上就是在史籍中频繁出现的"郎中骑将","郎骑"和其他郎吏买马规定的不同表明"郎骑"是要自备马匹从事皇帝的保卫工作的,由此可知西汉初年郎吏中存在"私马从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