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帕累托改进与民航服务工作改善

文章对西方经济学的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的概念进行了介绍,并结合民航销售服务的实际工作,提出了一些帕累托改进方法.经过分析认为通过不断的帕累托改进和资源交换,将会使民航资源利用得更加充分,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     

基于博弈论的农产品对接组织竞合关系分析

通过构建农产品对接体系博弈模型,可知在重复交易中,只要各方都关心彼此的长期利益,就会采取帕累托最优的策略,使得各企业的合作行为取代不合作行为。对对接组织之间的竞合效应进行分析,可探索如何通过组织协同,实现农产品从市场到生产基地的高效对接。     

利润最大化 帕累托最优及现代公司产权范式──兼析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

作者运用标准经济理论,分析了在不同假设条件下,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根据经济学的效率标准,合理的制度应是能使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这两个效率目标尽可能相统一的制度,而不是使两者背离或彼此替代的制度。     

商业银行公司贷款定价模型及逻辑实现

为了使商业银行进行公司贷款合理定价取得市场竞争优势，通过对商业银行公司贷款定价背景、原则和因素分析，利用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改进理论，建立了商业银行公司贷款定价模型，提出商业银行公司贷款定价必须把商业银行的基本需求、短期目标和长期利益以及市场供求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实现贷款定价帕累托最优。     

关于人性论的博弈分析

中国的人性论生发出的圣人治国,是对人性的否定,产生的是囚徒困境难题;西方的人性论产生的是法律治国,是对人性的肯定,破解了囚徒困境难题.从博弈论视角看,出现如此分野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一种仅有帕累托最优均衡的制度,但因为没有从现实的人性出发,导致只能依靠人治维护表面的帕累托最优均衡,实际上存在的却是囚徒困境;西方社会的政治家们则以承认人性为前提,设计了一种帕累托次优均衡的制度.     

耕地抛荒与农地流转的经济学解读——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制度寻求

探讨了耕地抛荒何以是一种理性人思维。在此基础上,指出耕地抛荒与农地流转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农民追求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的理性选择。基于帕累托改进的原理,提出在完善以政府的农地流转服务链为制度保障的基础上重构城乡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的制度寻求方案。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适用的效率标准

引言经济学中效率的概念相当多,如“X非效率”,金融学上的效率等。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效率是指帕累托效率,进而发展为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效率则另有不同。不同的效率标准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意义各不相同,本文拟通过分析效率的概念来阐述其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一、新啬芬经济学中放率的低息新古典经济学中使用的效率的概念相当狭窄,即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他认为：对于某种资源的配置,如果不存在其它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在初始情况一样…     

帕累托最优的实现途径及其困难

帕累托最优对资源配置进行评价的基本标准的经济效率含义是:在不减少其他任何人效用和福利的情况下,如果任何生产与分配的重新安排与组合都不能增加另外一些人的效用与福利,则这种资源配置就属帕累托最优;否则的话,如果某种经济变动还可以再增进另外一些人的效用和福利,则这种资源配置则称之为帕累托改进。显然,帕累托效率是一种综合效率,是一个完全效率的概念,指的是生产、消费和交易都有机地组织在一个经济系统之中的效率。帕累托最优这个命题问世近100年来,虽被无数经济学家加以改进、修补,但至今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仍然被公认为评价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绝对标准”。在这个绝对标准的规定下,新古典的经济学家们对帕累托命题的实现途径进行了几代人的热烈讨论与探索:既然帕累托最优是一经济的最佳状态,那么如何     

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分析

以帕累托标准为基础的关于效率与公平的理论是西方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帕累托标准不过是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统治披上合理的外衣,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差别是公平与效率矛盾问题的根源。只有消除阶级差别和权利差别,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意识形态与集体理性——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意识形态

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其克服。在制度经济学看来,集体行动的促成有赖于共容利益与选择性激励,意识形态是促使人们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实现集体利益的工具,但对个人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意识形态的演进具有帕累托优化的性质。     

经济优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科斯在《企业的本质》中 ,首次用交易成本解释企业代替市场的原因。当把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用来解释帕累托效率和经济制度变迁时 ,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不再成立 ,现实的经济过程只能达到帕累托“次”优 ;同时 ,交易成本也阻碍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步伐 ,不能实现理想中的制度演变     

商法语境下公平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在商法的定义中,公平交易是发生在商主体之间,以营利为目的的交易行为。维护公平交易保护了交易主体利益和市场经济秩序良好运行。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交易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交易双方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公平交易的实现困难重重,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本文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采用交易的帕累托最优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埃奇沃斯交换盒为工具建立模型,运用经济学的数理化方法研究交易的公平性,综合系统地分析如何达到公平交易。通过对交易双方不同博弈的情况分析,只有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形成市场均衡,且利益分配相等,这样的交易可以称之为公平交易。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形成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的几点建议和对策。     

我国经济发展的帕累托改进及其困境——关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基本保持帕累托改进状态.但随着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继续实现帕累托改进变得日益艰难,帕累托改进作为社会发展指标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巨大的城乡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是导致我国贫富差距扩大两个重要原因.应当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相关法律等手段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从而继续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资金分配的理论探索——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分析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文章分析了国际气候基金应该如何筹集和分配资金，才能同时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的帕累托最优与自身的财政收支平衡。为此，首先，构建全球气候治理的帕累托最优模型与市场均衡模型，并分别求得帕累托最优实现条件和市场均衡条件；其次，比较二者，求得使市场均衡结果实现全球帕累托最优的唯一的价格条件；紧接着，在该价格条件的基础上，纳入财政收支平衡的考虑，进而推导出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下的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资金分配所需要遵循的唯一规则；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下的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资金分配的全部可选方案；最后，提出了逐步推进国际气候基金建设的政策建议。文章的创新有两点：对Baumol和Oates构建的公共外部性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修正，从而使本文的结论更加适合于全球气候治理分析；推导得出同时实现全球帕累托最优和国际气候基金收支平衡的唯一价格条件。     

一国两制与制度创新

“一国两制”是一种制度创新。它是制度成长与制度选择的有机结合，是制度创新方式中的一个特例，属于“帕累托最优”型创新     

AHP法在项目融资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主要说明如何利用层次分析法 (AHP)的原理构造项目融资的风险模糊评价矩阵 ,并根据帕累托最优准则来求取解决各风险的最优利益相关者     

供应链实施低碳技术的博弈与激励机制研究

利用博弈论与收益共享契约模型,分析二级供应链中销售商和制造商在不同关系和不同地位时实施低碳技术的策略选择,并讨论销售商激励制造商实施低碳技术的条件,以及供应链整体帕累托最优剩余收益的分配。研究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形下,销售商在静态博弈均衡时将不会分担制造商低碳技术实施成本,而是通过加大低碳补贴力度激励制造商提高低碳减排水平,在Stackelberg均衡时,销售商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实施成本承担比例和价格补贴系数的策略组合,可达到同样的激励效果;在集中决策情形下,销售商和制造商合作实施低碳技术,可实现供应链整体低碳投资收益的帕累托优化,基于Rubinstein讨价还价模型的收益共享契约则有助于激励各方开展协作减排。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中农民权益的研究综述

文章以农地制度变迁中的农民权益为主线,通过提出研究假说并加以验证的形式,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系统的归纳。认为：农民权益是农地制度变迁的内核,重视农民权益,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满足农民的制度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兼顾博弈各方的制度变迁内在机理,才能促成帕累托改进式的制度变迁格局。历史只会选择那些为了农民、服务于农民权益,而非无视农民、伤害和剥夺农民权益的农地制度。这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形成的共识,也是数十年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经验的凝结。在当前的城市化背景下,它应该得到珍视。     

供应链管理的帕累托最优化问题研究

实现供应链的帕累托最优是供应链联盟的目标,也是增强其竞争力的源泉。利用博弈理论探讨了供应链企业合作博弈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在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达到帕累托最优时的策略选择及利润分配情况,并在探讨纳什合作博弈解法不足的同时应用动态规划的方法解决了为实现帕累托最优供应链企业的最优策略选择问题。     

诺斯“适应性效率”概念的内涵及其启示

与配置性效率只考察静态的短期的经济绩效不同,"适应性效率"考察的是长期经济绩效的制度结构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而调整的问题,反映的是与时间进程中的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以此观之,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之间贯彻了适应性效率,制度变革目的不在于是否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而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心;而俄罗斯则寄期望于由市场机制所带来的帕累托效率式经济增长,因而一开始就全面一次性地引入市场要素.这说明帕累托效率在转型经济中并不能自然发挥作用,而制度"适应性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