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与重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社会基础秩序

在当代利益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正视社会基础秩序缺失的时代症结,依据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基础秩序重构内在的二元关系,从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情出发,寻求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内在切入点与立足点,找到社会基础秩序当代重构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归宿点,从而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中社会基础秩序的当代重构,不仅是解决利益博弈语境下社会基础秩序缺失时代症结的方式,而且是现代国家建构得以实现的时代要求。     

社会转型期法律治理的心理基础——转型期社会“有法律无秩序”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体制的急剧变革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意味着社会秩序控制机制的转型,"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必然成为人们最明智的选择。为克服"有法律无秩序"现象,应当通过以利益均衡为基础回应型法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众法律信仰的培育和法律适用行为"合法性"的建构,使法律治理获得社会心理的普遍支持。     

科考制度与传统社会的“官—绅—民”结构

科举考试制度是维护英才统治的典型文化。特别是唐朝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具有明显的社会选拔与分层功能,并与传统社会“官-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探讨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以期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与更新

针对城乡地域共生状态发生的蜕变与更迭,通过对共生理念概念的解析,研究新时代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策略。研究认为,共生秩序构建中存在社会认同有待加强、价值动力有待提升、公共供给阶层性差异矛盾需要缓解等挑战; 构建和创新共生秩序,需要保持人情秩序、法治秩序的现代化适应与更新,推动人情秩序向制度规范领域发展,利用法律形式的正义确定社会群体的权利关系,以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原则所构成的位阶秩序来引导社会共生秩序建构,位阶秩序全链接、多价标的流程成为适应新时代社会秩序良性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秩序新构造。     

按社会情境界定当代中国民俗之“民”

民俗之“民”,即民俗主体的范围,在中外民俗学史上一直是引起争议的问题,近年来尤为引人关注。从区分社会情境的角度来界定“民”的范围,可将社会情境分为两种类型:生活情境和公务情境。生活情境中的任何人都是“民众”的成员,生存在民俗模式之中;而在公务情境中,人会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契合自己此时的公务人员身份。生活情境可进一步划分为文化背景与现场处境两部分。情境分析法也是一种很有解释力的民俗研究方法。     

西周社会政治秩序的伦理建构

西周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是通过维新的方式,对氏族组织进行改造,血缘宗法的原理与精神直接作为国家政治的原理与精神,将家、族的内在机制结构化、制度化为国家机制,从而形成父权、族权、政权的三权合一、三位一体以及家国同质、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之范式,巩固了西周的统治,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生态尤其是政治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幸福型社会”法治基础之构建

幸福型社会作为政府施政目标,为广大百姓描绘了美好的社会政治图景。但是如何构建幸福型社会,其法治基础是什么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应当深入探讨幸福型社会法治基础的构建,要从制度基础、观念基础、主体基础和实施保障基础等视角,树立法治观念,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善治政府,规范和监督执法。     

张恨水报刊思想的“市”“民”意识

张恨水从事报刊工作达30余年,以其丰富的编辑内涵、敏捷的新闻思维、超前的新闻意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报刊编辑思想,"市""民"意识凸显其思想的时代性和开创性。张恨水报刊编辑思想中的平民立场、追求真实和经营赢利,令其在自己的时代语境中成为公认的"副刊圣手"。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儒学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秩序理性主义,它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并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建构了一个王权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己-家-君（国）”为秩序主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的精巧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这一秩序样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持久的运行,其根源在于儒家将“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分别作为了其政治秩序合法性资源的形上基础、宗法基础、历史基础和民意基础。     

“华夷秩序”论

本文探讨的,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华夷秩序”。这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和平、友好、积极,是“华夷”秩序的主流。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至汉代,中华与“蛮夷”之间,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此时的“华夷”秩序尚处于雏形阶段。盛唐雄强一时,文明璀璨辉煌,对周边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与吸引力,“华夷”秩序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宋代中华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向外传播,“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明清两代,“华夷”秩序终于具备了清晰的外缘和日臻完善的内涵。此后国运衰微,直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帝国沦为半殖民地,这个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剖析昔日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对于今天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构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合作、进步的世界新秩序,实有必要     

“80后”新生代的社会认同建构与社会建设参与

从＂个体—社会＂场域情境、社会运行系统看,＂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建构与社会建设参与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的内在逻辑和机理。抽样调查数据表明,＂80后＂新生代存在着积极的社会认同,然而社会建设参与现状并不乐观,因此,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参与体制与机制,并通过社会制度、意义系统、社会组织等方面促进他们的社会认同。     

“空间层化”与秩序重塑：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与逻辑机理

边疆治理模式存在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分野,区域主义模式是当下边疆治理应该提倡与建构的主导性方向。建构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最重要的应是发掘并揭示其中蕴含的空间逻辑与内在机理。在德勒兹“空间层化”的视野下,国家在边疆所施行的治理使其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平滑空间”转变为被国家秩序化了的“纹理空间”,呈现出基于空间上的举措而推动国家权力在边疆延伸并重塑边疆社会秩序的过程。这不仅展现了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而且还揭示出边疆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机理。“空间层化”的关键在于对流动性的控制与调节,由此推动空间形态的转换与社会秩序的重塑。通过“空间层化”这一概念的意象与机理,不仅可以理解历史上边疆治理的空间过程,而且对推动流动性情境下的当代边疆治理及其区域主义转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试论孟子“民贵”思想的被动性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儒家学者尊称为＂亚圣＂。＂民贵＂是孟子思想的重要方面之一,但是从其出发点分析,论其实质,＂民贵＂是各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其实际上可以称之为＂被民贵＂。＂民贵＂是统治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也是孟子被时代所迫而妥协的产物。     

抗战时期陈启天“新国民”建设思想探析

新国民建设思想是陈启天新国家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源起于应对民族危机、建设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陈启天从剖析国民性的弊端与危害入手,继而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具体路径与方法。在陈启天的新国民建设思想中,国家主义意识的培育是其秉持的核心内涵。     

寻求社会资本与治理的良性互动

社会资本理论和治理理论都是为因应信息化、全球化而兴起的理论。社会资本关注的焦点是在人们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信任、社会行动、社会规范、社会权威、互惠合作等网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而治理就是通过协商合作、交流互动、结成伙伴、相互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社会资本和治理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社会资本是实现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而良好的治理又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社会资本与治理的良性互动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善治的实现,进而形成和谐的社会。     

民族调查与电影传统——“民纪片”渊源初探

1957¹981年期间摄制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民纪片),是中国民族志电影的早期形态。民纪片开创了中国纪录电影的一个新类型,但无论是在影视人类学还是在电影史的领域中,对于它的研究却一直未能深入。对民纪片的渊源和背景的初步探讨表明,民纪片在我国发展的基本线索是:近因源于20世纪50到60年代民族大调查中影像手段的普遍使用;远源则与民国时期的电影和边疆考察影像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