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的制度化联系

通过对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联系和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双重互动考察,探寻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华侨的联系渠道及其制度化,从而探讨这种联系渠道制度化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大量华侨和留学生回国参政是民国时期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直接联系的主要途径,而驻外机构、侨媒、侨报、华侨社团、华侨学校、留学生组织则是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主要渠道。联系渠道的制度化建立于民国国籍法的属血主义原则之上,是民国国内政治在国外延伸的主要方式,是侨务与外交一体性的主要表现,也对民国外交的制度化及其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联系跨越国家的边界,以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种族的想象共同体拓展民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资源,也反映民国时期侨务与外交在联系渠道制度化上的一体性。     

民国时期的“国际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国际化"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同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通过"国际化"理论提出的核心内容与民国时期中国的"国际化"实践相结合,可发现民国时期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促因离不开国内发生的辛亥革命运动;"国际化"进程的表现内容涵盖现代国家的建立、现代外交的形成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国际化。民国时期中国的"国际化"实践产生了深刻历史影响,也存在历史局限性,对当今中国参与世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与国民外交运动

国民外交运动对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以民族独立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并且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使民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同时,该运动在民国时期发挥了最大的社会动员力度,极大地唤醒了国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由于外交不力,引发了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导致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使之淹没在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之中.     

张绍伯政治与外交活动初探

晚清民国时期,张绍伯曾在新疆各地出任基层地方官,并任职外交特派员和驻外领事,在基层社会治理和外交事务中留下诸多痕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界还未开展对张绍伯政治与外交活动的专门研究。本文利用晚清稀见档案和民国时期报刊文献,对张绍伯生平及其政治与外交活动进行复原,以推进近代新疆地方基层社会治理史研究的深入。     

海防惨案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涉

发生于1927年的海防惨案是民国时期具较大影响的涉侨事件。事发偶然,却是双方长期矛盾的大爆发。案中华侨损失惨重,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函商、抗议、会商、派员宣慰等途径积极斡旋,但收效不大。惨案的解决,延宕多年。此案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初期外交在受制于法国的窘境下,以树立政府的新形象所做的种种努力,其结局促成了侨务局的设置、侨务条例的制订及1935年《中法越南商约》的签订,不失为"革命外交"的重大成果。     

民国时期中国扶轮社发展初探

扶轮社是一个面向工商业和专门职业精英人士的国际性联谊团体,在民国时期,它以"社会服务"为宗旨,凭借制度化的社交方式吸引着以中美人士为主的名流俊彦,为中外工商业精英们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在民间外交方面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扶轮社积极支助社会慈善和体育事业,对当地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民国学人的学术史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学术史研究的范式和领域较之清代大有扩展,既出现了梁启超、钱穆等学术史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民国时期是我国学术史研究的承前启后、贯通中西的重要阶段.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学术史研究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总结民国时期学术史研究的得失,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弘扬学术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促进新时代学术的发展.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塑造了美国外交的特性,形成美国独特的外交风格。美国例外的思想使美国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时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赋予美国外交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同时例外论隐含的自以为是、傲慢自大和伪善也刺激了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在导致其外交屡屡失败的同时,也给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     

当代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建设与国际话语权建构——基于中国外交话语分析视角

外交话语不仅是外交实践的工具也是外交中意识形态的载体,而国际话语权也是通过外交话语加以建构的,外交话语之所以能产生国际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同。从中国外交话语变迁来看,60多年来,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经由了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到发展型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从中国外交话语特点来看,当代中国外交中和谐型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是扬弃阶级性与体现人民性、包容多样性与富有批判性、保持民族性与赋有国际性。从中国外交话语传播来看,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推进理论研究、拓展话语平台和创新话语表达方式。     

论90年代中国多边首脑外交

多边首脑外交是当今世界外交发展的主要形式,也是世界全球化,全球一体化在外交领域的具体体现。９０年代,我国领导人积极参与开展多边首脑外交,不仅使中国外交活动与当今世界外交发展同步,而且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９０年代中国全方位多边首脑外交呈...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试论公共外交主体与对象的多元性

公共外交是政府与社会组织或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其外交主体与对象具有多元化特点。公共外交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组织或社会公众。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对象既可以是他国社会组织与公众,也可以是本国社会组织或公众;以社会组织或社会公众为主体的公共外交对象既可以是他国政府,也可以是本国政府。正确认识公共外交主体与对象多元性特点对于发挥公共外交的"公共力",保证政府进行正确外交决策以及总结公共外交历史经验与教训,推动公共外交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轨道”外交属性与影响辨析

“第二轨道”外交的概念在外延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它包含官方外交之外的一切外交方式和交流形式,狭义上它是指有政府、官方背景的“非正式”外交。狭义上的“第二轨道”外交的属性,不能简单归结为民间外交或官方外交,它是身份上的非正式性与本质上的官方性的有机统一,“第二轨道”外交所能发挥的影响也与此密切相关。一方面,由于其身份上的非正式性,“第二轨道”外交操作灵活,却又无法直接进行决策,所能起到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其本质上的官方性,“第二轨道”外交能迅速影响官方决策,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官方外交的局限性。     

“三个世界”理论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个世界”理论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大转折 ,也是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开始。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从而实现了中国外交的彻底转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基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

民国时期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疆近代教育的重要发展阶段,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一个创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从历史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考察,并将教育人类学的视角与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资料分析结合起来,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解读。     

峰会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峰会外交是指以多边最高级会议为舞台而开展的外交活动,与多边首脑外交有交集,也有区别。当代峰会外交既有正式峰会机制和非正式峰会机制之别,也有区域性、跨区域和全球性峰会之分。在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日趋扩散的背景下,峰会外交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将峰会外交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台前。虽然人们对峰会外交评价不一,但后危机时代峰会外交的集群召开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峰会外交的期待和厚望。从总体上讲,峰会外交不仅引领着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而且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和推动作用。     

关于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公共外交在中国悄然兴起,从政府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决策层到学术界,"公共外交"变得炙手可热,中国俨然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公共外交发展不仅面临诸多技术层面的问题,也面临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诸如配套机制建设赶不上公共外交发展速度;公共外交的官方色彩明显而民间力量参与不足;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跟不上实践步伐,等等。为了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独特作用,中国应当转变政府在推进公共外交中的职能与角色,鼓励更多民间力量参与,在推进公共外交过程中实现平等交流与双向互动,还可以尝试在国外建构本土化的公共外交平台。一言以蔽之,中国公共外交需要在技术层面有所改进,在观念层面有所提升,在机制层面有所创新。     

试析晚清时期外交官员的国家主权观念——以曾纪泽为中心

19世纪60年代,晚清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国家派驻外交使节,由此而形成了一个近代外交官员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一些外交官员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逐渐受到西方外交理念的影响,接受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其中曾纪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以曾纪泽为代表的近代外交官员的国家主权观念是晚清时期外交近代化的反映,也在外交活动中挽回了部分利权。     

民国初期政府对待国权的态度

民国初年无论是地方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国权的问题上，都面临着进退维谷、取舍两难的境地：即惧怕列强干涉，又欲假借列强之威巩固势力，同时又希望能限制列强在华势力的发展以维护国家权益。在这种双重矛盾心理状态下，民初政府在关于国家主权和利益问题上，对外交涉及其举措异常繁多，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举措，不仅在民初政府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民国时期有着不可割裂的延续性和重要影响。一上海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曾经指出，由于清政府丧失了大量主权，“新政府兴，自当亟图挽救”…     

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选择

本文概述了21世纪初国际环境的特点,分析了这种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利弊影响,认为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是利弊共存,机遇与挑战同在。从总体来看,是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因此,中央将这一时期确定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据是科学的、合理的。最后针对利弊共存的国际环境,从多边外交、大国外交、睦邻外交、经济外交、热点外交、军事外交、总体外交、情感外交等八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所应采取的具体外交战略。